我们的船在恶劣的天气下开往魁北克，一直在海上航行了十二天。船舵有三天坏了，差点抛了锚。不过想到自己是要出国，我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九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的船在迷雾中行驶，绕过纽芬兰，看见了大陆。在蒙蒙细雨中，圣劳伦斯河两岸看起来十分荒凉。魁北克从船上看过去，就像是徘徊着老哈姆雷特鬼魂的那堵城墙，我开始猜想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随着船驶向多伦多，秋色中的田野愈发美丽了，这让我的希望油然而生。我们在多伦多乘上火车，奔赴美国移民局办理手续。一个周日早晨的十点，我们终于抵达纽约。从有轨电车上走下来，看见纽约时报广场的时候，我有些失望。报纸被风刮得到处都是，看来很不齐整，百老汇大街像是个起床后还没有梳洗的女人，十分凌乱。几乎每个路角都放着高椅子，穿着衬衫的人们舒服地坐在那里让人擦鞋。看来他们习惯于在马路上收拾打扮。也有些人无所事事地站在人行道旁，看起来像是外地旅人，趁换乘火车的间歇在这里打发时间。
这就是充满了冒险情趣的纽约，让人有些畏惧和不知所措。和它不同，巴黎让我觉得更亲切。我不会法语，但在巴黎每个小酒店和露天咖啡座都很受欢迎。纽约却是个让人做大生意的地方。冷冰冰的高楼大厦不会考虑老百姓的方便。酒吧也没有顾客的座位，只有一条可以搭搭脚的铜栏杆。食品店虽然收拾得干干净净，却没什么人情味，让人觉得十分冷漠。
我在如今纽约时报大厦的所在地，第四十三街附近租了一间屋子。这屋子阴暗脏乱，让我不免怀念在伦敦的家。地下室是个洗衣房，每天熨烫和烘干衣服时散发出的难闻气味都让我不舒服。
第一天在饭馆里点菜，我就面临了窘境，因为自己是一口英国口音，说话又慢。那些人的话说的既快且急，让我担心自己慢吞吞的说话方式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我不适应纽约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这里，连做小买卖的干起活来都是干净利落；擦皮鞋的飞快地抖动他那擦鞋布；酒吧伙计把一杯啤酒轻轻一推，一直滑到客人面前；卖苏打水的给客人调上一杯鸡蛋麦乳精牛奶，动作都那么敏捷，像是杂技演员的戏法一般。
第一天白天，我看见路上很多人都孤寂寥落。也有些人架子很大，态度十分冷淡，好像觉得软弱无能的人才会对人热情礼貌似的。但入夜之后，随着一群穿着夏日衣衫的人走在百老汇大街的时候，我的心境开始平和了。这时已经是天气晴暖的晚秋，八十度上下的气温。百老汇大街上亮起千千万万盏五颜六色的灯，如同华丽的珠宝一般闪耀。就在这个温暖的夜里，我对美国的态度转变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绚烂的灯火，那些争奇斗艳的广告牌让我燃起了希望，开始憧憬着冒险。我对自己说：“就是这个地方，这就是我应当来的地方！”
在百老汇大街上，仿佛所有的人都是做娱乐行业的。演员、玩杂技的、玩马戏的和表演其他技艺的到处都是。他们在各处谈论着自己的表演，马路上，酒店里，旅馆里和百货公司里，还提到许多戏院老板的名字。即便是女佣、电梯工人、侍者、售票员、酒吧伙计或是送牛奶的、烤面包的，说起话来听着都像是开戏院的。比方一个看门的会说：“你看到艾尔·乔尔森在冬花园里演的戏了吗？他肯定留了一手准备在杰克戏院演出呢。”
报纸上每天都登着整版舞台新闻，看着像赛马预报的表格一样，而且他们也跟划分赛马一样，把轻歌舞剧按照受欢迎的程度列出名次来。我们的戏班还没进入“比赛”，但我急着知道演出过后，我们在报纸上所排的位置。起初我们只定下了在珀西·威廉的戏院演出六周。暂且还没接到其他戏院的邀请，所以这次演出决定了我们能在美国待多久，一旦演砸，我们就必须回英国了。
我们订了一间房间，在那里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排练《银猿》。卡诺在美国很有名声，所以我们的戏码被排在一流演员的上边。虽然我不喜欢这出独幕剧，但也要竭尽所能演好它，希望它能如卡诺所说，“最合美国人的胃口”。
第一天出场前，我的紧张程度自不待言。美国演员们在条幕后面盯着我们看，这又让我我如芒在背。我的开场笑话，在英国观众里是非常有市场的，而且可以借此预测下面的戏能不能演得成功。但在这里，台下只有轻微的笑声，然后就寂静一片。接下来的几句笑话仍然打不破台下的一片沉默。我们只能沉闷地演下去，条幕后的美国演员脸越拉越长，没等我们演完就全走光了。
这出剧确实索然无味，我早就劝卡诺不要把它安排成主要剧目。我们还有其他很多能让美国观众有兴趣的独幕剧，但卡诺总是不听劝告。
对这次失败，不说别的，单是演出的情形就让人沮丧而难堪。每晚我们都在台上演着充满热情、妙趣横生的英国喜剧，台下坐着的却是冷漠无语的观众。我们在戏院里偷偷地来来去去，如同逃犯一样。而且连着六周都在受这样的羞辱。其他戏班的演员也都远远地躲开我们。我们在条幕后面等待演出时，个个都垂着头，灰心丧气，像是等待枪毙的囚犯。
这经历让我倍感孤独挫败，幸好我是一个人住，避免了让自卑感影响到其他人。白天我总是沿着漫长而不知所终的大街散步，或是去动物园、公园、水族馆和博物馆里打发时间。演出失败之后，我一直觉得纽约很可怕。高大的建筑和适者生存的环境压迫着我们。那豪华的房屋看来并不是住宅，而是记录成功的纪念碑。它们都好像在无情地提醒我，我个人的力量是那么微不足道。
有时候，我会走到很远的贫民区，那里的穷人看起来都是那么冷漠或是愤怒，有的在地上爬，有的尖声高叫，有的哭，有的笑，到处都是。那景象让人十分泄气，于是我又急着要回到百老汇大街了。
美国人都相信乐观主义，他们敢想敢做，永远在不停地尝试。他们一心要名利双收。还有一些像倾销存货、捞了钱就跑或是改换行业这种不安分守己的点子。他们这些想法让我受益匪浅，我在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啊，我又不打算献身于艺术，何必要固守这一行呢！于是戏班的失败反而让我轻松起来，觉得自由了。我重拾信心。决定无论经历什么事都要在美国待下去。
为排遣失意，我想要学点知识，于是买了一些课本回来，下决心研究。可惜的是，我没能持之以恒。那些书只被我简单的翻了翻，就压在箱底，之后全忘了。直到我第二次去美国时，才再次把它们拿出来看。
戏班的演出虽然失败了，但我个人却得到了戏剧界很高的评价。《剧艺报》的赛姆·赛弗曼这样提到我：“至少，那剧团里还有一个能逗人笑的英国人，总有一天美国人会为他倾倒的。”
我们当时都已经心灰意冷，打算一演完六个星期就收拾行李回国了。但第三个星期，在五马路戏院演出的时候，观众们大多是在美国当管家和仆人的英国人。所以那个星期，一开演我们就大受欢迎。观众们对我们的每一句笑话都报以满堂笑声。由于预想中还会是前几周的冷清场面，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大为惊奇。因为演出时很放松，我那天演得十分成功。
在那个星期，一位戏院的经纪人看中了我们的戏，于是请我们去西部给沙利文和康斯汀巡演二十周。我们准备每天演三场轻歌舞剧。
虽然第一次的巡演没一炮打响，但我们的成绩跟其他戏班相比还是可以的。在美国，那个年代的中西部是让人喜爱的。那儿生活节奏比较慢，充满了传奇浪漫的色彩。每一间药铺和酒吧门口都有供人摇骰子的桌子，你可以把赌注下在店里的任何货物上。每到周日早晨，街上就会一直传来骰子的响声。我曾经好多次用一角钱赢了一块钱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