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要去日本，是因为小泉八云的一本书，我对书里谈到的日本文化和戏剧很好奇。已经有前人写过无数有关东方各国的游记，而且全都那么引人入胜，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多罗唆了。但是，我在日本遇到了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所以不得不提一提。
我们乘坐一艘日本轮船，避开了一月的凛冽寒风，驶入阳光普照的苏伊士运河。船到了亚历山大港的时候，另一批旅客上来了，有阿拉伯人，也有印度人。每日黄昏，那些阿拉伯人都要在甲板上铺好席子，面朝圣地麦加，虔诚地祈祷。我觉得，他们所代表的，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早晨，轮船驶进红海，我们脱下“北欧人的衣服”，换上了白色的短裤和绸质的衬衫。轮船继续南行，即将抵达下一个港口时，大家都兴奋起来。日本船长冷静地宣布，明早就要抵达科伦坡了。斯里兰卡是个很有异国情调的国度，但巴厘岛和日本才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
新加坡到了。很多榕树生长在海边，跟中国杨柳图案瓷盆上描绘的一模一样。在新加坡，那些在新世界游艺园里献技的中国演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所演的戏，大都是中国著名诗人的作品，由此可见，这些孩子们的才华是非同一般的。在那里，我看了一出要连演三个晚上的大戏，一个十五岁的姑娘担任主角，她扮演的是一个王子，嗓音高亢，具有不可思议的穿透力。第三天晚上的戏份，是全剧的高潮，在那最后一幕，我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感动。弦乐器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锣鼓声响震天外，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另外，年轻王子被充军发配，即将退场时，那沙哑而嘹亮的歌唱，令人感到无比悲哀和绝望。有些时候，如果你不懂得一国的语言，反而更容易理解它的艺术，因为你会用最朴实的感觉去接纳一切。
雪尼一个劲儿地向我介绍巴厘岛，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据说，那里还没有被文化浸染，妇女全都袒胸露臂，秀色可餐。我们终于在一个清晨到达了巴厘岛。那个年代还没有海港和机场，人们乘上小木船靠近了一个破旧的木头码头，登上了岸。
当时岛上住着美国水彩画家赫希菲尔德，他带着妻子已经来了两个月了。他们住的地方，正是墨西哥画家米格尔·科瓦尔鲁比亚斯的寓所。他们听说卓别林也到了巴厘岛，便邀请我们去做客。
几天后，音乐家兼画家沃尔特·斯皮斯也来看望我们，并共进午餐。斯皮斯在巴厘已经生活了十五年，当地土语讲得非常好。他给我们弹奏了一些钢琴曲，都是改编自巴厘音乐，听起来很有意思，与双节拍演奏的巴赫协奏曲很像。据他透露，巴厘人看不上我们的现代爵士乐，认为节奏过于迟滞，不够活泼，不如他们自己的音乐精致。他们认为莫扎特的乐曲不错，很有感情，但实际上，只有巴赫的作品真正对他们的胃口，因为巴赫的格调与节奏很像他们的音乐。
我不敢苟同他们的自信。在我看来，巴厘音乐有种冷酷无情的感觉，令人感到不安；即使那些悲哀的调子，也显得阴森可怖，流露出一种原始的****。
午餐后，我们随意参观了一些庙和大杂院，看了斗鸡，参加了一些庆祝和宗教仪式。巴厘岛的神似乎都是享乐主义者，土著们之所以礼拜他们，不是出于敬畏，而是出于亲切。我曾参加过他们的一个仪式，直到凌晨五点才离开。巴厘岛人的仪式是不分昼夜的，每时每刻都可能举行。
巴厘人生性风趣，喜欢在性的问题上开玩笑，也喜欢谈一些实用的大道理，偶尔也喜欢玩弄字眼儿，这一点跟我们很相似。有一次，我想试探一下旅馆里那个年轻侍者，看他到底有多幽默，便问他：“小鸡为什么要穿过那条路呀？”
他一脸的不屑，对翻译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
“你说得没错，那么，你知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吗？”
这下他可糊涂了，结结巴巴地回答：“应该是先有鸡……哦，不对……”他把头巾向后推了推，再摇了摇头，“是先有蛋。哦，也不对。”
他拍拍脑门又想了想，最后很有把握地说：“是先有蛋。”
“那么是什么下的蛋呢？”
“是鳖下的呀，鳖是老祖宗，所有的蛋都是它下的。”
那时的巴厘简直是个天堂，岛上到处都是免费的娱乐活动。因为当地人一年中只有四个月是下地种田的，其他八个月就靠玩乐打发时间。不过近年来，随着教育的普及，这个天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人们将胸部遮掩起来，那些喜欢享乐的神也被遗弃，西方的神成了他们的信仰。
在去日本之前，我的日本助手小野告诉我，说日本政府将会接待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他都已经安排好了。当轮船抵达神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在码头上欢呼，天空盘旋着飞机，散发欢迎传单。灰暗的烟囱和码头，与连成一片的五颜六色的和服相互映衬，显示出一种很不和谐的美。所有的欢迎者都很兴奋，与我在其他地方见到的相同。日本人的种种表现，并不像传说中那样隐藏着神秘和仇恨。
日本政府为我们准备了专列，直接开往东京。沿途经过的每一站，都能看到有很多年轻姑娘，她们在站台上欢迎我们，身穿艳丽的和服，远望过去就像是一次花卉的展览。欢迎的人数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高昂。到了东京，聚集在那里欢迎我们的大约有四万人。雪尼被人群拥挤得摔倒在地，要不是被及时拉起来，有可能被踩坏。
我以前总认为，是欧洲人的夸大其词才将东方描述得那么神秘。现在，我踏上了神户的土地，立即被一种说不清的神秘气息所包围。到了东京以后，这种气息就更加浓烈。我们的车在去旅馆的途中，经过一个清静的地方时，突然放慢了速度，最后停在了皇宫前面。小野扭头望着轿车后窗外面，神情显得有些焦急，然后他问我：“您是否可以下车向皇宫鞠躬致敬？”
这个要求很奇怪。我问道：“这是当地的习俗吗？”
当时，除了我们后边跟了两三辆汽车以外，四周一个人都没有。如果是习惯如此的话，那么应该有些人知道我要下车，所以应该有一群人等候在那里，至少是一小群人。
“是的，”他随口说，“您只要下车就可以。不鞠躬也可以。”
雪尼认为这个要求有些古怪，而且小野的神情也不对劲儿。但我们还是下了车，鞠了躬。重回车上后，小野看上去已经不那么紧张了。我发现，自从到了神户，小野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工作得太累了，并没有多想。
当天晚上一切正常。第二天早晨，雪尼走进我的卧室，激动地控诉：“我的皮包被人搜查了，文件都被动过了。太不像话啦！”
我安慰他说：“动就动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无论我怎么安慰，他仍然无法平静，他说：“这件事情有些蹊跷！”
我笑他太多疑了。
不一会儿，日本政府派了一位特工来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去哪，都必须先让小野通知他们。雪尼坚持说这是对我们的监视，说小野肯定有不少事情瞒着我们。小野确实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这一点我也发现了。
雪尼的疑虑并不也是空穴来风，因为那天发生了一件怪事。小野说，一个商人要邀我到他家里去看几幅绢绘春宫图。我让小野转告那个人，说我对春宫图不感兴趣。小野很是为难：“您要是不愿意去，我就让他把画儿送到旅馆里来吧？”
“我不感兴趣，千万别让他来，别浪费他的时间。”我说。
“一两句话是很难打发走这些人的。”他踌躇着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嗯，东京这地方，有些不好惹的人。他们已经吓唬我好几天了。”
我说：“那我们去找警察。”
小野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傍晚，我和雪尼以及小野到一家酒馆，坐在雅间里吃饭。忽然进来六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交叉着双臂坐在小野身边，其他五人并排站在后面一点的位置。坐在小野身边的那个人满脸怒容，用日语向小野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小野脸色惨白地听着。
我把一只手伸进了外衣口袋里，佯装里面有枪的样子，同时大声问：“你想做什么？”
小野低着头，看着他面前的餐具，小声嘟囔着：“他说，您不去看他的画，就是侮辱他的祖宗。”
我猛地站起来，一只手仍插在口袋里，狠狠地瞪着那个年轻人。“你到底想怎样？”
接着我对雪尼说：“我们走。小野，你去叫辆车。”
外面有辆汽车正等着我们，我们开车离开，直到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首相的儿子犬养健先生邀请我们一起去看相扑比赛。更神秘的事情发生了。比赛正在进行，忽然，一名随从走过来，拍了拍犬养健先生的肩膀，趴着他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话。犬养健先生对我说抱歉，要先离开一会儿处理一件急事，很快就会回来。直到相扑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才面色惨白地回来，看样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我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了摇头，突然双手掩面，说：“刚才有人暗杀了我父亲。”
我们赶紧把犬养健带到我们居住的旅馆房间，给他喝了一杯白兰地，他才算平静下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经过是他母亲告诉他的。当时，首相正和妻子、女儿在屋子里，六个海军军官杀掉了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们将首相团团围住，并用手枪对着他。首相努力和他们辩论了二十多分钟，但没能打动他们。他们沉默不语，并准备开枪。首相请求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在妻女面前杀他，这几个人答应了。于是，首相平静地带着他们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过了好久，妻子女儿听到枪声，首相被打死了。首相临死前一定是在试图说服他们，但是终究没能躲过这个噩运。
首相的儿子说，要不是当时他和我们在一起看比赛，他肯定也会跟父亲一起被杀。我们开车送他回家，看到了两小时前首相遇刺的那间屋子，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干。有许多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但出于礼貌，他们都没有拍照。这些人希望我能讲几句话，我无法推辞，只得说，这是一个悲剧，无论是对首相家属和全国来说，都是惨痛的悲剧。
因为首相被杀，原来安排的首相接待我的仪式只好取消。
雪尼认为，这次暗杀也许与我们有些关联。他说：“打死首相的刺客是六个人，而那天晚上到我们吃饭的酒馆里挑事的也是六个人，这绝对不是巧合。”
直到休·拜厄斯写的那部内容丰富有趣的《暗杀政府》发表以后，跟我有关的这个秘密才真相大白。原来，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很猖狂的集团“黑龙会”，那次要我向皇宫鞠躬的事情就是他们指使的。下面是休·拜厄斯书中的一段文字，讲述了杀害首相的刺客的情况：
古贺清志是个海军中尉，这次暗杀活动就是他策划的。据他在军事法庭上供述，阴谋分子曾经预谋轰炸众议院，企图达到军事管制的目的。他们计划，先由那些容易领到旁听证的文官混到楼上，往下扔炸弹；而武官则在门口埋伏，将那些逃出来的议员开枪打死。
还有一项更为惊人的计划，如果不是在法庭上被记录下来，简直难以置信，那就是要暗杀当时访问日本的查理·卓别林。首相曾邀请卓别林出席茶会，青年军官们认为可以乘机冲进去，将卓别林杀掉。
法官：“为什么要暗杀卓别林，杀掉他有什么好处呢？”
古贺：“我们相信，杀死卓别林可以挑起日美战争，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因为他既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
法官：“这么精心策划的阴谋，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呢？”
古贺：“因为后来有报道说，还无法确定举行茶会的事。”
法官：“你们为什么要袭击首相官邸？”
古贺：“将兼任政党总裁的首相推翻，也就是说，粉碎政府的核心。”
法官：“你很明确地打算杀死首相吗？”
古贺：“是的。不过我跟他之间并不存在私人恩怨。”
他们还供述说，之所以放弃暗杀卓别林的计划，是因为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认为将这个喜剧演员杀掉，不一定能挑起日美战争。
我不难想象事件的经过，当暗杀分子正打算执行他们的计划时，却发现我原来并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
日本给我留下的也不全是神秘和不开心的记忆。应该说，我在日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快乐的。我看了歌舞伎，了解到它并不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剧种，而是古典与现代戏剧的混合。事实上，在歌舞伎中，剧情只不过是演员用来表现技巧的素材，而演员的演技才是最重要的。我发现，歌舞伎演员在演戏时，每当不能有效地运用写实手法时，他们就会干脆忽略那些手法。如果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歌舞伎的表演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日本人要演出一场比剑时，对写实主义根本就不予理会。两名剑客站在舞台上，中间距离很远，他们凌空做出或劈或刺的姿势，这个在砍那个的头，那个在刺这个的腿。两人在各自的地盘上跳跃，转圈儿，姿势简直就像跳芭蕾。这样的战斗无疑是印象派风格的，斗剑的结果通过各自的姿势来表现。假如其中某人死掉了，那么演员们又会抛弃印象主义的风格，而表现得很写实。西方的戏剧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表演比剑，会遵循写实风格，所有动作都力求真实，虽然难免有一些漏洞，但总的说来，每个动作都很小心谨慎。
日本人喜欢月光，樱花在他们眼里像是神灵一般圣洁，品茶时，他们总是那样沉静。日本人善于关注生活中某些简单的瞬间，这代表了他们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攻势之下，还能维持多久呢？这个问题很难有统一的看法。在我看来，宁静的日本文化，注定要在西方工业的烟雾中消散。
我的假期结束了。我见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也有许多令人懊丧的场面让我久久难忘。我看到许多霉烂的食物，堆得像山一样的货物，四周徘徊着一群群饥饿的民众，成千上万的人丢掉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
在一次宴会上，我谈到自动化会减少就业的机会，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劳工可以去跟自动机械竞争嘛。另一个人说，经济萧条的确非常残酷，除非我们发现大量黄金，否则目前的危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