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分子正在步步进逼，战争的气息又开始四下笼罩。在这个时期，我正在为宝莲写一部电影剧本，但是无论我怎么苦思冥想，却总是一点进展也没有。这个丑恶的阿道夫·希特勒正在煽起战争狂热，这时候我怎么能安心写浪漫故事或是谈爱情问题，去迎合女人呢？
亚历山大·科达在1937年就给我提过建议，说希特勒和流浪汉都留着小胡子，可以根据这种相貌的相似性，制造一些误会的情节，做一个与希特勒有关的电影故事。他还建议我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建议当回事，现在我突然觉得这倒是个非常好的题材，当我扮演流浪汉的时候，我可以仍旧像从前那样不开口说话。而当我扮演希特勒时，我就可以当着一大群观众胡说八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可以通过戏拟的方式，结合哑剧的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嘲笑希特勒。想好之后，我立即赶回好莱坞，怀着满腔热情，开始了剧本的创作。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算将这篇电影故事写完，我给它命名为《大独裁者》。
故事开头讲的是，德国人为了吓倒协约国部队，准备发射大炮，号称射程达七十五英里。他们计划一炮轰平兰斯大教堂，没想到瞄歪了一点儿，只炸毁了一个公共厕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的情景，我把它作为影片的开场镜头。
宝莲前两年在派拉蒙影片公司演得很成功，这次她将在我的电影里担任角色。跟以前相比，我们之间最然陌生了一些，但彼此仍旧心平气和地保持着夫妻关系。
《大独裁者》拍到一半的时候，联美影片公司警告我说，海斯办事处给公司发来通知，说这部片子的审查将会很麻烦。据说，英国办事处也担心反希特勒的影片不能在英国上映。但是，这部影片我拍定了，我非要嘲笑希特勒不可。假如我当时已经对德国集中营里那些恐怖的情况有所了解，我是不会拍这部片子的，因为我不会与患有屠杀狂的纳粹分子开玩笑。我当时之所以要拍《大独裁者》，只是反对他们“纯血统种族”的无稽之谈，想要嘲笑他们。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犯下那样令人发指的暴行，我不敢相信，在澳大利亚野人区之外，竟然会发生那样的暴行！
在拍摄《大独裁者》期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经俄国来到加州，特地到我家来看我。陪同他的，是一个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年轻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那天晚上说的话我仍然记得。他说：“如果局势继续像德国等地那样发展，我想我的寿命还有五年就到头了。”斯塔福德爵士曾经去考察过俄国，俄国人的庞大计划让他震惊，虽然俄国人也面临着各种困难。总之，那里的一切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
没过多久，更多让人懊恼的信件发到了纽约办事处，内容都是说，英国或美国绝对不可能上映这样的影片，必须停止拍摄。但是，我心意已决，必须要拍完这部电影，即使是自己租剧院也在所不惜。
《大独裁者》还没拍完，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战争已经开始，英国首先向纳粹德国宣战。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各条战线上还是沉寂一片。接着，战火突然四下蔓延开来，一个个坏消息传来：比利时被占领，马奇诺防线崩溃了，敦刻尔克遭遇惨败，法国已经沦陷，英国在苦苦抵抗。
这时候，纽约办事处突然接连发来电报，语气接近疯狂：“赶快将你的影片拍完，所有的观众都在翘首以待！”他们哪里知道，拍《大独裁者》并不是那么容易，它需要大量的模型、布景和道具，光备齐这些东西就用了一年的时间。要是没有这些道具，成本起码要高上四倍。尽管如此精打细算，尽管摄影机还没动起来，五十万美元已经花光了，都是我的钱。
此时，希特勒决定攻打俄国了！这说明他真的发了疯。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英美两国看到希特勒进攻俄国，都感到如释重负。
拍摄《大独裁者》期间，我收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信。影片拍完后，这类信更多了。无非是恫吓和威胁，声称这部电影无论在哪里放映，他们都要朝戏院里扔臭气弹，向银幕上开枪，反正会尽其所能制造混乱。起初，我想把这件事报告给警察局，但又担心这事一传出去，观众们就都不敢去看电影了。有一个朋友建议我说，不妨与码头装卸工人工会会长哈里·布里奇斯谈谈这件事。
于是我请布里奇斯到家里吃晚饭。我知道他反对纳粹，于是直言不讳地向他说明，我拍了一部反纳粹的笑片，收到了一些恐吓信。我问他：“电影首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派二三十位码头工人来，让他们分散在观众们当中，如果纳粹分子真的过来捣乱，他们只要轻轻地跺跺脚就行，以免让那些浑蛋闹得太厉害。”
布里奇斯闻言大笑：“查理，你放心，绝不会闹到那个地步！你有那么多观众呢，他们足以对付那些坏蛋，你只需要他们保护就够啦。再说，如果那些信是纳粹分子写的，他们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
我在纽约包了阿斯托和卡皮特两个戏院，用于最先放映《大独裁者》。先是在阿斯托戏院预映，是为新闻界举行的专场。当晚，富兰克林总统派来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参加，我设宴招待，饭后一起去看报界专场，赶到剧院时影片已经放映了一半。一般说来，给报界准备的笑片专场，观众会带着审视的目光观看电影，但仍然无法克制住自己发出笑声。那一次预映，他们笑得很厉害。
影片在纽约的两家剧院连续放映达十五个星期，当时，它是我所有影片中最出色的一部。影片预映一周后，《纽约时报》老板阿瑟·苏兹贝格请我参加午宴。我赶到那里，他却直接把我带上纽约时报大厦顶楼，引进了一个私人住宅。客厅里挂着巨幅照片，很多家具都是真皮的。在壁炉跟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眼睛很小、表情严肃的人，他是美国前任总统胡佛先生。
苏兹贝格先生把我领到这位大人物跟前，说：“总统先生，这位是查理·卓别林。”
胡佛先生笑眯眯地看着我，脸上出现了许多皱纹。他热情地说：“我认识你，很多年前我们就见过面。”他竟然还记得那次会面，这让我很惊讶。那时候他好像正忙于入主白宫，为了招待新闻记者而在阿斯托旅馆设宴。我当时被离婚的事闹得心绪烦乱，于是就跟一个记者跑到宴会上去凑热闹。在那里，我聆听了胡佛先生的演讲。过后，我被介绍给胡佛先生。我好像一共只说了一句“您好”，除此之外再也没说什么。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见到了胡佛先生，他现在和蔼地站在壁炉前。屋子里一共有十二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午餐。席上充满着严肃的气氛，谈话一点也不放松。所有人都称胡佛为“总统先生”，我私下里觉得这种称呼既不必要也不准确，毕竟他只是“前”总统。过了一会儿，我察觉到，他们请我来是有原因的。终于，苏兹贝格先生说：“总统先生，我希望您将这次去欧洲的使命给我们说明一下。”
原来，自从开战以来，欧洲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战争的痛苦以及对饥饿的恐慌迅速蔓延，形势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所以，胡佛已经向华盛顿陈情，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救灾。他对我们说：“诸位对这件事应该是很关心的吧！这件事不是代表任何一个政党，而是从单纯的人道主义出发。”说到这里，他向我斜瞟了一眼。
我严肃地点了点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愿意全力以赴支持这项计划！”
过了两天，华盛顿的“美国革命女儿大厅”邀请我前去，为《大独裁者》做演讲词。赶往那里之前，我要到白宫去见罗斯福总统，他说想看这部影片。我带着片子送往白宫，一走进总统的私人办公室，就听到总统的招呼：“查理，请坐！你这部影片在阿根廷给我们招来了不少麻烦呢。”整个会见中，与这部影片相关的话，他只说了一句。后来我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朋友用一句话做了总结：“你在白宫只是受到了接待，却没有得到拥抱。”
总统的“接待”持续了四十分钟。他敬了我几杯淡马丁尼酒，我无法推辞，全部一口气干了。后来，我好像腾云驾雾般走出了白宫。走出白宫后，我才忽然想起十点钟还要去广播。那是一次面向全国的广播，听众高达六千多万人。这么重要的演讲，可不能出糗啊。我连续淋浴了好几次，又喝了不少浓烈的黑咖啡，意识才清醒一些。
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所以那天晚上，大厅里有不少纳粹分子。演讲一共要六分钟，我刚开始演讲，他们就大声咳嗽，毫无疑问不是真的咳嗽，而是故意捣乱。我很紧张，觉得口干舌燥。演讲到一半，我停下了，如果不喝一口水，我真的没有办法将演讲进行下去。可是大厅里连一滴水都找不到。迫不得已，我只好让六千万听众等候两分钟。直到有人用一个纸袋递了点儿水给我，我才坚持着完成了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