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大独裁者》之前，我已经意识到和宝莲的离异是无法避免的了，对此我们二人心知肚明。所以，在影片拍完后，宝莲借着回加州为派拉蒙拍电影的机会，独自回到比弗利山，而我不得不独守纽约的寓所。一两天后，我的管家弗兰克打来电话，说宝莲并没有在比弗利山的家里住下，而是收拾了她自己的东西就走了。等我回到洛杉矶，宝莲已经去了墨西哥，准备和我办理离婚手续。这次离婚，使我们这对做了八年的夫妻天各一方，我内心感到凄凉而无奈。
《大独裁者》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部电影，但是，它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我刚回到比弗利山时，报界的反应十分强烈，他们认为我擅自离开好莱坞去纽约举行影片的公映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不通知报界，也是故意远离民众。其实，我当时担心的是那些对《大独裁者》不怀好意的人会不等这部影片在纽约上映，就把它毁在襁褓中。我为这部影片投资了二百万美元，不能有任何闪失。在当时的美国，反纳粹的影片也有强大的敌人，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无论我怎样解释，报界仍固守着一种敌对的态度，并开始散布流言飞语，比如编造故事，说我如何如何吝啬；还有些流言，是关于宝莲和我离婚的事情。在他们肆意中伤的同时，我的《大独裁者》在英、美两国接连多次打破了卖座记录。
《大独裁者》上演时，欧洲的战事越演越烈，美国虽然没有正式出兵，但是通过各种途径向盟国和苏联提供物资，罗斯福和希特勒的冷战态势已经很明显，纳粹分子正在陆续打入美国各类机关组织。
1941年12月，广播中传来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日本偷袭珍珠港！
罗斯福总统立即对日宣战，很快，许多美国军队前往海外。与此同时，俄国人一面在莫斯科郊外阻挡着希特勒的大军，一面呼吁英美联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总统本人是拥护这一主张的，但是一些纳粹的同情者妄图离间美国和俄国盟友的关系，他们叫嚣：“让他们（德国和俄国）两败俱伤，然后咱们（美国）来坐收渔人之利！”试图打乱美国国会和政府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心。广播中，每天都报有俄国人的战况，伤亡数目惊人，幸运的是，纳粹的战车仍旧滞留在莫斯科的郊外。
就在这个时候，我惹了一个大麻烦。一天，我突然接到驻旧金山的俄国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的电话，他说美国驻俄大使约瑟·E.戴维斯先生患了急性喉炎，问我是否可以去代替大使先生做一次发言。虽然丝毫没有精神准备，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会在第二天举行，我连夜赶往旧金山，并于第二天上午八点抵达。
宽大的会议厅座无虚席，主席台就坐的是几位美国海军将军，还有旧金山市长罗西。排在我前面的几篇演讲，措辞都很谨慎，态度模棱两可。市长罗西说：“我们必须承认，俄国人是我们的同盟。”但丝毫不提俄国人的英勇抵抗，也不称赞他们的浴血奋战，要知道，当时的俄国人以极大的牺牲精神，苦苦抵挡着近两百个杀气腾腾的纳粹师。前几个演讲者的小心谨慎，让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同盟者并不真诚，也不全力以赴。这无疑是让我无法容忍的。
会议开始前，委员会主席特意关照我，要我尽可能多讲，最好能凑足一小时。我顿时呆住了，我本以为最多谈上四分钟就行了。等我听了那些政客们软弱无力的发言后，我不禁怒火中烧。我拿起筵席座位名片，在后面写了四条演讲提纲。在紧张的心情中，我听到大会主持人念起了我的名字。
我打了一条黑领带，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缓步上台。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这给了我信心，也让我稍加镇定。等掌声停下来，我说了一句：“同志们！”引来一片哄堂大笑。笑声过后，我斩钉截铁地说到：“我想我没把词儿说错，我就是要说‘同志们’。”又是一阵大笑，接着又是一片掌声。我严肃地说：“今天晚上这里有许多俄国朋友，此时此刻，你们的同胞正在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所以，称你们为同志是我的荣幸，也是你们应得的权利。”又是一片掌声，很多参会者都站了起来。
我又想起亲纳粹分子胡扯的“让他们两败俱伤”那句话，我不禁激动起来，于是我改变了口气，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共产党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之处，他们如果缺了胳膊或是断了腿，也会像我们一样感到疼痛，也同样会送命。共产党人的母亲也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一样，当她们听到自己的儿子一去不返的消息时，也会痛哭。这一切，我想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知道。眼下，俄国就有很多母亲在痛哭，她们的儿子正在前线，随时准备牺牲……”
我一口气说了四十分钟，我谈到罗斯福总统，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募购战时公债时发表的演讲，想到哪说到哪。台下的听众们时而大笑时而鼓掌。
我最后说：“现在又打仗了。我为什么在这里发表讲话呢？是为了战时俄国难民的救济工作。”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钱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需要的难道仅仅是钱吗？要知道，就在现在，同盟国有二百万军队驻扎在北爱尔兰，整天无所事事；可是俄国人呢？他们单独对抗着大约二百个纳粹师！”
大厅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渴望着我的结论。
“俄国人，”我用强调的语气大声说，“是美国人民的盟友！他们正在用鲜血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捍卫着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愿意战斗，斯大林元帅为此提出了邀请，罗斯福总统也发出了号召。所以，让我们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吧！”
台下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持续了七分钟之久。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不需要我再往下说了，全都不停地跺起脚来，并把帽子扔到空中。我有点担心，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是不是过于极端了呢？
这次演讲之后，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不良反应，所以我又参加了几次公开的集会并发表演说，国内的舆论也渐渐一致起来。我从上一段婚姻的郁闷结局中渐渐走了出来，生活暂时平静了，但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一场暴风雨来袭之前的短暂的宁静。
果不其然，麻烦再次上门，不过这一次和上次完全不同。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和蒂姆·杜兰特打完网球，蒂姆对我说，他与一位名叫琼·芭莉的年轻姑娘有一个约会，她是保罗·格蒂的女友，刚从墨西哥城来到美国。由于芭莉小姐带着一位姑娘一起参加蒂姆的晚宴，所以蒂姆问我是否愿意同去，再说，芭莉小姐以前曾经表示很想见我。我没多想，就和蒂姆前往珀林诺酒馆。芭莉小姐很活泼，谈话也很有趣，我们四个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等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又邀请了一些朋友来我家打网球，蒂姆又把芭莉小姐带来了。晚上我请蒂姆和芭莉到罗曼诺夫酒馆吃晚餐，经过两次接触，我和芭莉小姐的了解更进了一层。第二天早晨，芭莉独自一人来看我，故作神秘地问我是否可以陪她吃午餐。我那天正计划到圣巴巴拉参加一个拍卖活动，于是我建议她和我一块儿去，我们可以共进午餐，然后去拍卖现场。那天我在拍卖场上还算顺利，把两件藏品收入囊中。
芭莉小姐二十二岁，身材颀长，是个漂亮的姑娘，她的胸部非常丰满，坐在我的副驾驶座位上，穿着一套领子极低的裙装，显得妩媚动人。我的****和猎奇心被激发起来了。在回洛杉矶的路上，她说她已经和男友保罗·格蒂吵翻了，想在第二天晚上回纽约去。然后她又委婉地表示，如果我要留下她的话，她可以考虑留下来，不去别的地方了。
芭莉的这番话让我起了疑心，因为她的想法来得太突然，没有任何先兆，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于是我很坦率地跟她说明，我不希望她因为我的原因而选择留下。然后，我径直把她送到她的公寓前面，向她挥手道别。
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两天后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决定留下了，并希望我当天晚上去看她。她坚决的态度让她达到了目的，我不否认她对我的吸引力，我当晚去了她的公寓。从那以后，我经常和她约会，芭莉变成了我的非正式女友。
我和芭莉相处的日子大多是愉快的，但是她的某些古怪的做派和行为方式令人无所适从。经常的，她连个电话都不打，就在深夜突然来到我家，然后她又可能连续一个星期不露面。我为此暗自担心，但是只要她一来到我身边，看到她乐呵呵的样子，我又觉得自己多虑了，对她的不安情绪也就随之消失。
一天，在与塞德里克·哈德威克爵士和辛克莱·刘易斯一起用餐的时候，刘易斯提到了一出叫《梦里人生》的戏，塞德里克曾担任主演，而剧中的女主角布里奇特堪称现代版的圣女贞德。刘易斯建议，可以将这出戏拍成电影，肯定会精彩。我听后很感兴趣，于是向塞德里克要了这出戏的剧本来看。
芭莉来我这里吃晚饭，我向她谈起了《梦里人生》。她说她看过，真希望有机会出演布里奇特这个角色。我起初没有把她说的话当真，当天晚上她拿起剧本朗读了几句台词，我听了大感意外，台词念得非常生动，音调中还恰到好处地带着点爱尔兰口音。我喜出望外，给她做了一次表情测验，看她是否适合出镜，测验的结果非常乐观。
芭莉的表现让我对她刮目相看，那些古怪举动引起的疑虑全部烟消云散，我认为自己在无意中发现了影坛的未来之星。我送她到马克斯·莱因哈特的戏剧学校去学习，让她多掌握些表演技能。这之后，芭莉忙于上课，我也难得和她相会。为了改编剧本，我和塞德里克联系，在他的帮助下，我用两万五千美元买下了电影改编权。随后我和芭莉签了合同，每周付给她二百五十美元。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专心地写作电影剧本。但是古怪的事情接连发生，芭莉总是莫名其妙地喝得大醉，开着她那辆凯迪拉克汽车在深夜里横冲直撞地跑来找我，我只好让我的司机送她回家。有一次，她酒后开车出了事故，把车撞坏，随手将车扔在事故现场扬长而去。她当时已经是我的电影制片厂的签约演员，所以我很担心，如果她因酒醉开车被警察传讯，那就会牵连到我的公司，引起不必要的流言飞语。我嘱咐了她很多次，但她丝毫不知悔改，到后来她变本加厉，经常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过来敲门，我如果不接她的电话，也不给她开门，她会砸碎玻璃跳进来。一到夜里，我就有世界末日到来的恐怖感。
我终于发现，她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去莱因哈特的学校上课了。我质问她为什么不去上表演课，她就说她不想做演员了。她还说，只要我给她母女俩付旅费，再给她五千美元，她就同意取消那份合同，回纽约去。芭莉现在已经是个烫手山芋了，她的要求我是求之不得。于是，我立刻同意了她的条件，付了她们母女的旅费，又给了她五千美元，很高兴地打发她们走了。后来，她有所悔改，但我也只是给了她一些道义上的经济支持。芭莉彻底远离了我的生活轨迹。
芭莉拍电影的事就像海市蜃楼，壮丽地登场，迅速地破灭。但是，对于买下《梦里人生》的改编权这件事，我并没有后悔。因为它的电影剧本我差不多快完成了，我自认为这个剧本很好，现在只需要重新寻找新的女主角。与此同时，《凡尔杜先生》这个剧本也进入了我的工作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