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坐的船是前往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我在清晨五点就登船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躲避递送法院传票的法警。那些日子我的麻烦不断，尽管都是一些很明显的诽谤我和讹诈我的案子，但是，政府默许了这些小丑的恶行。根据律师的提醒，我悄悄地登上船，把自己锁在舱房里。想走上甲板，就得等到领港员下船才行。我对这种一味的躲避向来不齿，但我还是乖乖地照律师的话做了，这是因为我近年来教训颇多，唯恐这次再会出什么意外。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船平稳地离开海岸，向前驶入另一片天地。这时的我，本来希望能和家人站在上层甲板上，等候着这个令人兴奋的时刻。然而，我现在极为狼狈，躲在房舱里，从舷窗里偷偷望着外面。
翘首企盼中，“伊丽莎白女王”号终于起航，我没有耐心再等领港员离开船，迫不及待地从舱房走上甲板，闭上眼睛，大口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往回看，纽约高大的建筑群，在水雾中显得异常雄伟，它们离我越来越远，在烟云的映衬下也变得更加美丽。看着它们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心头不禁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
一想到全家人将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英国，我就极为高兴。面对浩瀚无际的大西洋，我感到自己的头脑变得无比开阔，似乎自己不会再深陷恶毒的诽谤，也不再是电影界里那个备受争议的神秘的人物。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正陪着妻儿去度假。我和乌娜坐在两张帆布睡椅上，甲板上的孩子们，正在尽情地玩耍着。这种快乐是多么美好啊！
我和乌娜聊了许多，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难以割舍的美国朋友们……人就是这样，并不是天生容易仇恨，在受到一点点的礼遇时心就会软下来。
对于这次假期，我和乌娜做了周密的安排，除了要回到英国，还要为《舞合生涯》的海外放映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们这次的休假并非为了逃避是非或者单纯享乐，能够把工作与娱乐结合起来，我们都感到非常满足。但是，事情还是出了点意外。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高兴地吃着早饭。可是，早饭还没吃完的时候，有人递给哈里·克罗克（我的宣传顾问）一份通过海底电缆发来的电报，他当时还没打算看，便随手把电报放进了口袋里。但来人催促着说：“发电人正在等着您的回复。”哈里打开电报，看着看着脸色就沉了下来，看完后，他和众人打了个招呼，便回房舱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在他的舱房里把那份电报读给我听。电报是合众社发来的，里面的内容是美国政府让我就一些涉及政治性质和有关道德败坏的控诉进行申辩。此外，美国政府对外宣布，拒绝卓别林再次入境，如果现在回去，就得先到移民局调查委员会去。合众社问我，关于此事，是否发表什么意见。
听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我有些惊愕。但我很快就恢复过来，这个令人失望的国家，就算不再回来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我很想告诉这些政客：离开那种仇恨的气氛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现在倒是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对一个公民的正常行为，美国政府如此地妄加阻拦和干涉，同时又把自己伪装成道貌岸然的君子，这让我觉得厌恶和反胃。这时我想到一个问题，不禁害怕起来，我的全部财产还在美国，如果美国政府找个借口没收了它们……要知道，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向合众社发去了一篇正式的声明，说我手中的再入境签证是美国政府颁发给我的正式法律文件，并不是一张废纸。我肯定会回到美国，对当局提出的控诉做当面的申辩，我希望这个声明能成为缓兵之招，让政府放弃过激的手段。
这之后，我们的船上便热闹起来。世界各地的通讯社，不断地拍来电报，让我就此事谈谈想法。“伊丽莎白女王”号停靠在法国西北部的瑟堡，有一百多位欧洲新闻记者等候在那里，准备采访我。吃完午饭，我在餐室里安排了一个记者见面会，时间是一个小时。对我的境遇，这些记者都表达了同情，但他们的问题让我感到疲惫不堪。
我们在南安普顿下船后，直接坐火车赶往伦敦。这些年来，我一直向家人赞美德文郡和康沃尔郡，这里是我的故乡，我对他们说，这里景色秀美。可是，在这里的丘陵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栋栋形式单调的住宅。乌娜看着这些黯淡的红砖建筑群说：“这些房子看上去都差不多啊！”所以，一路上我丝毫没有重返故乡的喜悦，心情很是忐忑，因为我不知道乌娜和孩子们对英国的感觉怎么样。
“再等等看，前面就会好起来。”我说，“现在咱们刚经过南安普顿的外围。”我们一路前进，乡间的景色越来越美了，乌娜和孩子们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火车到达伦敦滑铁卢站，一大群老乡像以前那样热情地等候在那里，他们对我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还不论我的政治倾向，也不管我是否深陷各类丑闻的漩涡。他们欢呼着向我挥手，我们一行走出车站时，听到有人不时地这样喊：“查理，你是好样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极其感动，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住进伦敦萨芙伊旅馆，整理好了一切，我和乌娜一起站在窗前。我指着远处颇为壮观的滑铁卢大桥，让乌娜观赏。这座新建的桥让我想起了童年的时光，但是，现在的我对这座桥已经没什么感觉了。面前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城市景色，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看着。我曾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也曾赞叹过巴黎协和广场上那多姿多彩的建筑和迷人的灯火，也曾感叹纽约曼哈顿岛日落西山金光璀璨的街景。但是，浪漫的巴黎和豪气的纽约都比不上我脚下的泰晤士河的景色，因为它的美富含人情味。
乌娜紧张中带着高兴，静静地观赏着远方的景色。她今年二十七岁了，但她兴奋的脸庞让她看起来显得年轻了许多。自打我们结婚以来，她经受的压力比我只多不少，可以说，我们是久经考验的患难夫妻。此时此刻，阳光照在她的乌黑的头发上，闪耀着温柔、知性的光彩。我突然发现她的满头黑发中竟然有了一两根银丝，我的眼睛有些酸酸的，喉咙哽咽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的心里即便是有万种豪情，在这一刻都化作丝丝缠绵，为了她，我什么都愿意做。这时，乌娜轻声道：“我喜欢伦敦。”
二十年前，我曾来过伦敦。工业化文明已经把自然之美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泰晤士两侧曲折、高低的河畔，已经被现代化的工厂所代替。高高耸立的烟囱破坏了城市的远景，至于我经常回忆起来的童年时代的蓝天，已经成为烟垢污染的灰色空间。
我陪着乌娜走出旅馆，在皮卡迪利和莱斯特广场上漫步，随处可见美国的舶来品，午餐柜、热狗摊以及牛奶房，英伦三岛的传统风情和景物已经被扫到角落里了，我不禁钦佩山姆大叔的文化侵蚀力。街道上，三三两两都是一些不戴帽子的青年和穿着蓝斜纹布裤的少女，我记得，那时的人们上街时都戴着黄色的手套，提着绅士手杖，装饰打扮可不是眼下这个样子。人们的爱好变了，眼光也变了。现在，原来的社会已经被现在新的社会取代了。但你得承认，这是时代在前进。
我想去看看童年时居住过的地方，便雇了一辆汽车开到肯宁顿路，波纳尔三号的那幢房子现在没有人住，正在装修。后来，我们来到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我和雪尼都曾跟随父亲住过。当我们的车穿过贝尔格雷夫广场时，看到了一些华丽的私人住宅里都点着日光灯，办公桌前坐着一些职员模样的人。其他的住宅也被改建了，新的办公用房像一幢幢长方形的水泥盒子。岁月匆匆，今非昔比，也许这一切都代表着进步吧。
伦敦的生活尽管使我远离了很多非议和刁难，但我仍有棘手的问题急需解决，其中最紧急的是如何把我的钱从美国取回来。我已经被禁止入境，这就意味着乌娜必须飞回加州，从我们在银行的保管箱里取出所有的东西。作为这个家庭的妻子和母亲，她的离去让我们全家为之牵挂，好在她去了十天就返回了伦敦。回来后，她就把此行的经过告诉了我。乌娜到了银行后，职员经过仔细地核对后，对她签字的笔迹有些怀疑，用疑惑的眼神审视了她一会，就走开了。说需要请示一下银行经理，乌娜焦急地等待着。最后，他们同意让她打开保管箱。
乌娜银行的事忙完以后回了一次比弗利山的家中。和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家里的树木花草和安静的庭园仍是那样可爱。乌娜一个人在起居室里待了一会，家中的一切让她颇为伤感。后来，我们家的瑞士男仆亨利在这里碰到了她，亨利说，讨厌的联邦调查局在我们走后，派人来过两次，每次来都会找到他，不停地盘问他。问的都是一些让人不可理喻的问题，比如：你觉得查理·卓别林是一个好人吗？这家的人是否举办过有裸体姑娘参加的色情晚会……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把我认定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亨利向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在比弗利山的房子里，卓别林先生和妻子儿女没有干过任何出格和违反法律、道德的事情，一直过着很安静的生活。但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不信，反而认为亨利是在袒护我。于是，这帮凶神恶煞威吓亨利，问他到底是不是美国人，为什么帮着我说话，最后，还查了他的护照。
乌娜说，她听了这些事情，马上决定，不论多么留恋那幢房子，也要立刻卖掉它。即使我们忠诚、纯朴的女佣看见她时哭了，也无法再挽留她，她一刻都不想待在这个黑暗的、魔鬼般的国家里。
一些朋友总是很不解地问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和著名演员，查理·卓别林怎么会招来了一些美国人的反感和痛恨，而且是那种穷凶极恶的痛恨。主要的原因是我这个人不肯与人同流合污，也不肯低头屈服于一些有势力、有背景的人士。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但是我不会随波逐流地受一些人的煽动（哪怕他是什么参议员）去仇视共产党人。所以，我自然就得罪了许多人，在这些人的脑海中，如果不把我拔掉，恐怕会导致广泛的恶劣影响。直到现在，我还依然如此。
另外，说到美国退伍军团这个组织，他们平时也做一些具有真正建设性的工作，比如，制定美国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军属尤其是军人家庭的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感谢这个组织，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有益的，也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我能全盘接受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的一些人员正在滥用他们的职权，在“爱国者”这个伟大称号的掩护下，随意地攻击和侵犯他人的自由。这些被特权阶层保护的“爱国者”，正在破坏美国民主政权的基础，他们形成的可怕病毒，正在侵害美国的正义形象，如果不能阻挡他们，他们会使美国演变成为又一个法西斯国家。
还有，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就是滑头的代名词，也是我比较反对的，这一组织的伸缩性很大，打着很多所谓“正义”的幌子，这个组织的人监视着美国公民的行动，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
许多在英国的美国人，他们在此挣钱生活，但并不打算加入英国国籍；我和他们一样，虽然从英国到了美国，但我并不打算加入美国国籍。例如，有一位美籍经理在英国生活，他在米高梅影片公司上班，周薪很高，几千元的样子，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五年之久。但是，英国人却从来不介意他没有加入英国籍。
事情已经过去了，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样写是不是为了辩解，我可以肯定的回答，绝对不是！我写这本自传动机有很多，但是，绝不是为了辩解。我当时的处境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当时的美国党派意识鲜明，政府行为漠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强大政权机器对我极为敌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一些公众对我产生了敌意。
《舞台生涯》如期在伦敦上演，首映安排在莱斯特广场的奥狄昂戏院里。我有些心里负担，我的这部影片不是往常的那种卓别林式的喜剧片，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在首映之前给英国的新闻界做了一次预映，结果是有好评，也有恶意造谣。造谣的那个记者说，他看完电影就哭了起来，这实在是不负责任。这部电影从拍好到在英国的首映，中间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作为制片、导演，我可以很清醒很客观地评价这部影片。对于自己的影片，我能欣赏其中的一些镜头，当然，也有一些镜头处理得不好。但总的来说，我很欣赏自己的这部影片，这并不是在自我陶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