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每当我参加青年人们的婚礼的时候，每当我听到谁家弟兄之间、妯娌之间，为了一点物质利益而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不由就想起了十几年前，我在梦庄插队时，王树宅定婚的情景；不由就想起了树宅的弟弟树满和那个叫小芬的姑娘——另外一对恋人。
我得声明，我并不喜欢那个年代，更不留恋那个时代。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那个我所不喜欢的时代里，我才觉得那四个青年，就像是黑夜里的四颗小星，时时在我记忆中闪烁。
我记得，树宅是在那年秋天定婚的。乡亲们割着谷子，掰着玉米，高兴地传播着这个消息。我知道，大家高兴，不仅是为了树宅，也是为了树满。
树宅和树满是我在梦庄结识得最早的两个朋友。我们下乡时，就是树宅和另外一个车把式，赶着两辆大车，把我们从县城拉到梦庄的。他的个子黑粗傻大，满脸黑胡楂子，头上箍着一块油渍麻花的羊肚手巾。一上车，我们都叫他“大伯”。他立刻红了脸说：
“别这么叫，我今年二十七啦。”
我们那一车人，对他的年岁和模样发生了兴趣，都问：
“你真的二十七啦？”
“这还有假？”
“结婚了吗？”
“没。”
“有对象了吗？”
“也没。”他苦笑着摇摇头说，“我不行，我没吸引力。树满行，他是中学生，他有吸引力。”
“树满是谁？”我问。
“我弟弟。他行，他是中学生。”他说着，得意地甩了一个响鞭儿，两头骡子意气风发地奔跑起来。
显然，他很爱树满。
树满是他心中的骄傲。
到了梦庄，我很快就认识了树满，很快就和他混熟了。
树满比树宅小五六岁，只上过一年中学。不知是什么原因，他长得清清瘦瘦，并不漂亮，但姑娘们确实喜欢接近他。他呢，对姑娘们却一律地疏远，一律地冷漠。锄地时，他占哪一垄，姑娘们就去占挨近他的那几垄；姑娘们刚刚占好垄，他便离开了，去占别一垄。拉车时（那时队上牲口少，主要是靠人拉车），他把绳子拴在大车的左边，姑娘们也把绳子拴在大车的左边，姑娘们刚刚拴好绳子，他便解下自己的绳子，拴到大车的右边去。渐渐，姑娘们也和他疏远了，背地骂他是个“石头人儿”“木头人儿”。村里的赤脚医生偷偷对我说，树满这家伙，大概是个“二妮子”吧？
姑娘们和他疏远了，唯有小芬，对他一直很痴情。小芬那年二十一岁，高高的个儿，粉嫩的脸皮儿，一年能做三百多个劳动日。不少人给她提亲，她都回绝了，偏偏恋上了树满。树满常到我的小土屋里闲坐，小芬也常来串门儿。但是，哪次谈话也不投机。小芬说，房村明天演电影；树满则说，村西生了棉铃虫。小芬说，谁家小子结婚了；树满则说，谁家死人了。一天黑夜，我们正在一起闲谈，外面忽然下起雨来。树满要走，我给了他一把雨伞。小芬也说要走，树满便把雨伞朝她手里一塞：“给你给你给你给你！”飞快地跑走了。
小芬气得背过身，望着窗，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我对树满的做法十分不满。哄走小芬，我把他找回来，狠狠地挖苦他、数落他。我说，树满树满，你太冷酷了，你太薄情了，你生理上莫非真的有毛病？你莫非真的是个“二妮子”吗？“胡说！”他火了，红着脸解开裤带，要让我检验。我拦住他，进一步数落他。我说树满你太高傲了，小芬这个姑娘，多么好，哪一点儿配不上你？我又问，你到底爱不爱她？你要不爱，我就托人给她介绍对象了，你可不要后悔。
他低着头，不作答。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你不了解我的家庭情况。”
我看见，他眼里闪着泪光。
“什么情况？”我问。
他说：
“我九岁上，父亲就死了，母亲把我拉扯大，全凭哥哥帮着。哥哥很不容易。现在，他二十七了，还没定婚，我怎么能走在他的前头？”
停了一下，又说：
“农村的风俗，你不懂。哥哥不定婚，弟弟要是先定了婚，哥哥的事就更难办了。爱，我还不能。”
“可是，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啊！”我说。
“不慌，我不慌。”他说。
我望着他那清瘦的、平静的面孔，心里一颤，差点儿掉下泪来。我不知道他的想法和做法，是一种先人后己的美德，还是一种守旧的、愚昧的苦行？
树宅要定婚了，我和乡亲们一样地高兴。我高兴，不仅是为了树宅，也是为了树满。
一天黑夜，我坐在我的小土屋里，拿起二胡，拉起一支喜庆的曲子。我正拉着，树满来了，对我说：
“我哥要定婚了。”
“晓得。”我问，“哪村的姑娘？”
“房村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纸，展开，放在我的小桌上，“请你做个中证人吧。”
那片纸上写着这样几行文字：
王树宅家有房屋三间，院内院外共有大小树木一十三棵，王树宅结婚后，家中房屋及树木均归王树宅一人所有。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立字人 路继申
中证人
我看懂了，这是一个字据。
路继申，是树宅和树满的舅父。
这个字据，剥夺了树满的一个很重要的权利！
我把桌子一拍，大声说：
“我不做，我不做！”
“做吧。”树满对我笑了一下，依然很平静，“没有这个字据，人家就不定婚，那就苦了我哥。”
“可是，你哩？”我担心地望着他说，“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不要紧。”他又笑一下说，“我年轻，有力气，革命胜利了（指**********），我还不能为自己盖两间房子吗？”
我被他的真诚感动了，被他的平静征服了。我拿起笔，忽然想到一个常识问题：中证人一般需要两个人做，另一个请谁做呢？
“我做。”我话音刚落，门一响，小芬进来了。她的眼圈微微发红，脸上却挂满着笑。
我一见她，心里十分难过。我指着那片纸说：
“小芬，你晓得这是什么？”
“晓得。”她仰着脸儿，淡淡一笑说，“三间房，几棵树。写吧，中证人，你，我。——树满，我能做吗？”
树满怔了一下，望着我说：
“她不能做。”
“我怎么不能做？”小芬也望着我。
“能做，能做。”我高兴地说，“你做最有力量了。”
“什么话！”他们把脸儿一沉，一齐望着我：
“我怎么有力量？”
“她怎么有力量？”
他们照我背上打了一拳，同时骂了我一声“坏家伙”。
我呵呵地笑着，在“中证人”的后面，签上了我和小芬的名字。——她在前，我在后。
签好名，我们三个反常地快活。
树满举起那个字据，发表宣言似的说：
“今天，我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了！”
“那得庆贺庆贺！”小芬说。
“怎么庆贺？”树满说。
“我们唱个歌儿吧？”我说。
“行，唱个歌儿吧！”树满、小芬一齐说。
我们拍着手，欢笑着，唱了一支当时很流行的“**********就是好、就是好”歌儿。
九月里，树宅定婚了，很顺利。
树满和小芬的行动，感动了大队干部。那年征兵时，大队干部让树满当了兵。——那时不像现时，当兵是很难很难的事。
树满和小芬的行动，也感动了他们的兄嫂。据说，嫂嫂坐月子时，把小芬叫去了，让小芬替她做双鞋。小芬拿着鞋样儿回到家里，在灯下一看，感动得泪如雨下。
原来，那鞋样儿，是用那“字据”铰的。
（梦庄记事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