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四清运动快结束了，一个下雪的晚上，工作队的老吴又来到我的小土屋里，告诉我：“小蝴蝶”的问题弄清了，今晚给她写检查。
老吴笑眯眯的，很快活。
我点着灯等候着。
四清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给不少村干部写过检查，后来被工作队制止了。因为我给他们写的检查，不仅文字通顺，而且认识深刻，一次就能过关，不利于他们“洗手洗澡”。大概是为了让他们多洗一些时候，洗得更干净一些，工作队不准我随便给人写检查，指定给谁代笔，才能给谁代笔。于是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们，都希望有一天，能到我的屋里来。因为我一下手，就意味着他们的问题已经弄清，即将定案，他们就要“下楼”了。
“小蝴蝶”不是干部，是个年轻的小媳妇。我到梦庄不久，便听到了这个名字，因为不在一个生产队里劳动，我一直没有见过她。她不是本村人，娘家是个富户，她的父亲为了让她改换门庭，她便嫁到梦庄来了。她丈夫比她大十岁，人很老实，平时从不和人来往。自从娶了她，家里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尤其是晚上，大队干部们常常拿着酒肉，到他们家去吃喝，半夜不散。人们去了，她丈夫便侧着身躺在炕上，脸对着墙壁，装睡。在那样的场合，她学会了吸烟，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打情骂俏。终于，她和一个年轻的大队干部发生了那种不光明的事情……
老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常说，“懒、馋、占、贪、变”中，应该再加一个“淫”字，“淫”是万恶之源。据说，他下了将近半年的工夫，才把这个“花案”弄清了——所以很快活。
院里有了脚步声，她来了。
老吴咳嗽了一声，声音很重。
因为是写那样的检查，我不好意思看她。我对着那盏墨水瓶儿做的煤油灯，板板地坐在桌前，给她一个脊背。只听老吴让她坐，她大概坐下了。老吴开口便问：
“一共几次，说吧！”
“四次……”
“想想！”
“六次。”
一个很严肃，一个很害怕。
“头一次在哪里？”
“在村南的玉米地里。”
“谁先脱的裤子？”
“他……”
“想想！”
“我……”
老吴问什么，她答什么，我便写什么。老吴问得真细，不仅问每一次的时间、地点，而且问头朝哪里、脚朝哪里，怎样的姿势？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听着他们的问答，羞得抬不起头，但是又想听下去……
老吴整整问了三个小时，她全回答了。老吴让她回去好好想一想，从世界观上找找原因，明天晚上再谈一次。
她没有走，嘘嘘地哭起来了。我扭头一看，心里一颤，不由生起一种怜悯的感情。她哪里是个****的媳妇，分明是个娇羞的少女！她的身材很小巧，衣服很单薄，小巧单薄得叫人可怜；她坐在门槛上，仰面望着老吴，哭得泪人儿似的。她说，她没有世界观，她不会找原因；她请求工作队宽大她，千万别给她戴帽子。又说，她肚里已经有了孩子，如果戴上帽子，怎么做妈妈呢？
“回去吧！”老吴说，“最后怎么处理，要看你的态度，你要相信党的政策。”
她走了。老吴拿起我的笔录，一页一页地看起来，像是玩味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望着他那似笑非笑的脸孔，不由得问：
“老吴，干吗问这么细？”
“花案儿，都这么问。”他说。
老吴正看着，院里又有了脚步声，“小蝴蝶”又回来了：
“睡了么？”
“没有，来吧！”老吴望着窗户，热情地说。
“我不进去了，只说一句话儿。”她扒着窗台说，“第二次我记错了，不是头朝东、脚朝西，我记着是脚朝东、头朝西……”
她一定很冷，声音颤抖着。
老吴笑了，很快活。
第二天晚上，老吴又来了，“小蝴蝶”也来了。老吴并不要她从世界观上找原因，只是和她闲聊起来。他问她多大年岁了，哪一年结的婚，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小蝴蝶”低着头，又哭起来了，哭得比昨天晚上还痛！
老吴耐心地劝导她、鼓励她。老吴说，你还年轻，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哭什么呢？又说，你娘家是富农，可婆家是贫农，只要改正了错误，靠近工作队，前途还是光明的——可以当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可以加入贫协会，还可以入党……
“什么，入党？”“小蝴蝶”抬起头，望着老吴摇摇头说，“不，叫我做个人，就行了……”
“太悲观了太悲观了！——哎哟！”老吴叫了一声，紧紧闭上眼睛。他说不知什么东西，跑到眼里去了，很疼。他让我端着灯，让“小蝴蝶”给他翻开眼皮看看。我犹豫了一下，端起灯，对“小蝴蝶”说：
“你端着灯，我给他看。”
“小蝴蝶”瞅着灯，一下变了脸色，她把我手腕一打，啪一声，满屋子的煤油味儿！
“坏分子！”老吴在黑暗中急怪怪地骂起来，“地地道道的坏分子！”
她走了，脚步腾腾的，很有劲儿。
（梦庄记事之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