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十多年了，在北京呆上一个月，就想往外地跑。因为，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在外边，想找的人找了，想看的地方看了，坐上回北京的飞机，就嫌飞机慢。就想骑在飞机上边，甩着一根鞭子喊：驾！驾！因为在外边时间长了就想北京，就觉得无论我如何地喜欢“游牧”，但是只能长住北京。
为什么？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只觉得这里有我生存的氛围。可我素不郊游，那么我的氛围在哪里？
12月21日早晨，一地冰雪，满目纯净。我叫上出租车，去北京图书馆参加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大会。我的腿有骨关节炎，一受冷就痛，甚至就跛。我怯怯地要求司机能不能把暖气开大一点。司机不理，只伸手把本来开到中档的暖气，一下关掉。那就是，不让乘客说话，乘客没有资格说话。可从我家去北京图书馆，路漫漫而修远矣。冰天雪地间，万一腿病又犯，又得一两个月不能下楼。我说（我一开口已吓出一身汗）：能不能开点儿暖气？
司机拍打着驾驶盘，嚷嚷最脏的话，我不能写到稿纸上更不能转述。我不能与他理论或是为自己辩解，我明白只要像老鼠那样吱一声就得再一次接受脏话的“洗礼”。
一个很好的早晨一下污浊了。
下车时我给了车钱就走，不说再见，不道谢谢，头也不回。我也不再礼貌了，更何况事实上，我已经变成了老鼠--只要还没离开他的车。
不文明派生不文明助长不文明诱发不文明繁殖不文明。在外边总想北京，在北京坐车、上街、购物又常常要经受不文明不礼让不和谐不道德的痛苦。
走进北京图书馆的多功能厅，正面****墙上，挂一红布横幅，上边别着一行白纸剪出的字：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没有带着甜笑的服务小姐，没有端着酒水的侍者，没有水。学人也如骆驼，啃书的时候，储存上热能，然后不吃不喝也能过。
白纸红布的会议布置，在90年代的今天，越发见着文化的清贫。书院导师季羡林先生，总是一袭中山装；张岱年先生，也是一袭中山装。人是永留中国文化史册的，服装面料是早已过时的。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与身后墙上的白纸红布浑然一体。
书院的第一任导师中，有梁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会场上放映梁、冯两位先生的短而又短的录像。梁漱溟先生的嘴，像一个钉书机钉。他说起话来，好像一下一下地把学识钉下去。这样一位板上钉钉的学人，好像很平常很正常地就被世界遗忘了。老了老了又被人想了起来，被称为新儒学一代宗师，京城召开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
冯友兰先生摸着一把洁白飘拂的胡子，好像体味着中国文化的丰富清逸。他说“五四”时期要注意西方文化中有哪些应该吸收，现在要注意中国文化中有哪些应该继承。我就想起他自书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文化书院在1984年成立。院长汤一介先生善眉善目，似用几千年中国文化浸泡酿制而成。他一片善心想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书院举办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还举办过二十多期讲习班、进修班和一期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在全国有一万两千名学员。书院十周年大会的会场外边，长长又长长的桌上，摆着多多又多多的书院编辑、撰写的着作。《比较文化研究丛书》、《中国文化研究年鉴》、《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中国文化书院文库》等等。我哪里记得下来。我看着这样一些书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论传统与反传统》、《中西文化异同论》，想起冯友兰先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再看环境学导论、管理学概论、经济法丛书，觉得真是“阐旧邦以辅新命”。
终是改革开放多元发展，才有了我国第一所高层次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机构，而且是民办的。看着会场上的导师智者学人，我忽然想，我在外边老想着往北京飞，我所需要的生存氛围，就在这里，当然不仅仅在这里。
一位前辈在发言中，讲到南韩很重视中国文化，尤重中国文化的三个字：教、礼、和。我就想起了刚才那位出租车司机，想起经常遭遇的少教育、欠礼貌、伤和气的行为。中国文化哪里去了？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人们互相这么说话：我能帮助你吗？什么时候，柜台前人们不是互相挤成一堆，而是排起队伍？什么时候，队伍里不是你推我搡一个个粘连在一起，而是人与人之间都间隔一个距离？什么时候，走路碰了别人或是被别人碰了，要说一声对不起？什么时候，影剧院里、公交车上，人们不大声喧哗？什么时候，不以权欺人，卖货的不欺买货的，开车的不欺坐车的，治病的不欺看病的，教学的不欺求学的，写书的不欺读书的，演戏的不欺看戏的，上级的不欺下级的。
在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的会场上，竟是不合时宜地苦痛起文化的失落。
会场上自然年纪越大坐得越靠前。往前看，帽子很多，头发很少。胡子也少--一个个刮得精光，一个个很礼貌很郑重很文明很文化。不过我有一种隐隐的忧虑，但愿我是杞人。往后看，帽子少了，头发多了，而且浓密茂盛，甚至从头顶茂盛到下巴--留着络腮胡子或是山羊胡子。这也是青春的宣泄。再看那青春的包装，西服并花格，时装且淡妆，总是春光。
总是民族的繁衍，总是文化的延续。总是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