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挥别的手/把长长的路搭上/我的肩头
--本文主人公的诗
引子
有位外国专家对四川江油市人说，他最知道的********人，一个是******，一个是李白。
江油哪一处的水好，人们就认为这水是当年李白喝过的；哪一棵树好，人们就认为当年李白定在树下坐过。太白书屋前的对联，上联是：豪气压群凶能使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其实也无法考证到底有没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杨贵妃为李白捧砚的事。只是百姓喜欢他们的诗人狂放不羁笑傲朝廷，百姓喜欢的，就是真的。
台湾的蔡肇祺先生把李白的诗谱成曲。说起蔡先生的曲，江油市李白纪念馆馆长吴丹雨和一位姑娘立时就唱了起来：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才唱了两句，我就有些眼泪花花的。真正的是在大庭广众，真正的是和纪念馆的朋友们首次相见，无论如何想让眼泪倒流回去。我随着吴丹雨唱的节拍在庭院的台阶上一级级往下走，一步步走入盛唐，走进李白的世界。我依稀看到了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看到了谪仙人因浮云蔽日，不见长安而悲呼。
我说，唱得太好了。
吴丹雨说，当李白的服务员，唱得不好怎么行？
我说曲也好，唱得也好。
吴丹雨说，首先是诗好。
天，那曲、那词、那庭院、那歌者的情绪，已融为一体，我忘了原本是先有诗仙的诗才有因诗而来的曲。
吴丹雨插队八年，没有机会读很多的书，后来却有了不少的学问。能歌善画。个子不高，额下一双浓眉，嘴上一抹浓须，一对极有神采的黑眼睛，使我一见就想起卓别林。纪念馆还有一位诗人兼书法家叫张泽。善眉善眼，一谈李白，一谈唐文化，便如春蚕抽丝般无休无尽。在中国文化这块沃土上，稍有合适的气候，便可长出才学，长出乐曲，长出妙语，长出诗句，长出张泽，长出吴丹雨。
吴丹雨说，这所纪念馆若能多一些野趣，更适合李白的诗境。还是缺少资金，李白自己也没稿费。不过李白即使有稿费，怕也千金散尽，不会留下定期活期的。
李白纪念馆里的这个亭、那个馆、这条长廊，不少是长城特殊钢公司捐的款。据说纪念馆的集资就是从长钢开始的。
长钢经理刘立中没怎么跟我讲李白纪念馆。我只听他如朗诵如疾呼如告急如呐喊如向全世界宣告般地大说三星堆，说今人要通力集资把三星堆文化保护好，那是功德无量啊！三星堆遗址与江油同处四川境内，大约距今五千年。我去江油前只看过在京展出的三星堆文物。祖先的想像力创造力，不能不使今人愧对。一个大型青铜面具的两只眼睛铸成两根从眼眶长出的圆柱。弯弯的大嘴，嘴角直达耳边。耳朵大如起飞的风筝。如此变形地突出人的器官--崇拜人的器官，是不是就是崇拜人？
一
窗外；
淅淅沥沥的雨；
心的四壁；
渗出水滴；
我好想；
去给路灯；
披一件雨衣。
他的服装漂亮得立时使我黯淡了下来。再细看，也就是常规的西服领带。不过西服敞着，露出一件深蓝夹灰白道的毛衣。尤其是毛衣中段有一抹宽宽的艳红。这艳红呼应着衬衫领子的洁白。那天正是阴天，他的出现带来一种豁亮感。原来他身上带着一抹朝霞和一抹鱼肚白。
“好漂亮的衣服。”我说。
“是吗？”他笑。
他笑的时候，嘴有一点瘪，他这五十来岁的人便成了一个十来岁的正在换牙的少年。方圆脸上没有浓黑的眉或乌亮的眼，他的眉眼柔和而直纯。那趋向一米九的个子，细高而挺拔，越发像还在发育的少年。他得意而骄傲的时候，嘴紧紧一闭，但两颊却圆圆地鼓了起来，还是透着童真。
他在会上讲话。我是好人里挑出的坏人，是坏人里挑出的好人。我坐在公司经理这把椅子上，有人就说我是坏人；我如果没坐在这把椅子上，有人就说我是好人。所以你们骂我其实是骂这把椅子，我不生气。但我既然坐在这把椅子上，我就要代表椅子发号施令。所以我从来不是我自己。我自己才是我自己。
当他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诗，汩汩地流出，像泪，像血。他家的长沙发和茶几相距大约一尺半。他坐在沙发上越过一尺半的空间，伏到也是一尺半高的茶几上写诗，像一座血肉的拱桥，高高地架在沙发和茶几上。妻说买个写字桌吧。他说不用。他家的家具一看就是70年代自己做的，当初刚做完，他就说过时了。如今他更觉得已经生产出来摆在店里的家具都是过时的。再说他那两间屋的墙，都是上半部漆成白色下半部漆成蓝色的真正过时的打扮。算了，他说，天堂在自己心里，要学会在自己心里生活，外界的一切就变成了遥远的喧闹。你就可以认真地看看自己，感觉自己的存在。白天上班去，要穿上衣服，要掩盖自己的伤疤，开会时要正襟危坐说同志们。在夜间，朋友同事一个个走了，消失在蓝色的烟雨里，我终于可以陪陪我自己。白天，每一寸空气，都被别人呼吸过，又吸进我的嘴里。“夜晚，感情的小脚儿，踏出深深浅浅的得意。”走进诗的花海，我觉得连耳朵都长满了青苔。写诗是最好的休息，第二天上班时又可以充沛起精力。
在飞机上写，在火车上写，在不想讲话的宴席间写，在叫人坐不住的会议上写。飞机上的清洁袋、别人的烟盒、手纸、手绢、手背，都可权作诗笺。这些清洁袋、手纸、烟盒，幸运的就被扔进他家的一只旧箱子里，不幸的一出世就被遗弃了。他写诗，无非是心的实录与情的抒发，本不是为了公之于世。当经理，使他常与各色人等发生思想的碰撞，撞击出的火花又是诗文。真理的身上总是带满伤痕。他办公室那把转椅，椅子掉过来是经理，椅子转过去是诗人。
我终于读到了他秘而不宣的诗集以及从箱子里随便翻找出来的二三百首诗。这么好的诗就这么遗落在四川江油的山地里了。江油到底是诗仙之乡，古有李白李青莲，今有刘经理刘立中。
对，我可以在每一小节前用他的一首小诗，读者便可以从黑压压的文字里得到小憩，如同话剧观众在幕间休息时听段轻音乐。
二
抓住黄昏；
的衣领；
狠狠打它；
一举；
这一天倒；
下去了；
我也跌进；
黑暗。
从来只知道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或者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洋。可是当我走进长钢四厂的挤压车间，我觉得这是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车间。
不知是哪道工序发出的巨响，好像是一堆石头倒在我的心上，砸进我的胸膛。这声音，每过一阵响一次。后来，这一整天直到半夜，我的心脏时有被机器挤压来挤压去的不适感。这个车间的主体设备是从西德引进的一千吨的立式穿孔机和三千一百五十吨的卧式挤压机。这种先进设备国内只引进了这一套。钢，流入环形炉，经过感应炉，进入穿孔机，又经过二次感应炉加热，进入三千一百五十吨挤压机。主缸压力达到二十五兆帕、二十六兆帕、二十七点五兆帕，通体透红短短胖胖圆圆乎乎的钢材从挤压机输出口诞生了。
我汹涌着生命诞生带来的冲动。
一对钢的机器手抱出一段圆圆胖胖红红的钢材，再稳稳轻轻柔柔地放下。多像放下一个刚刚接生出来的皮肤泛红的胖娃娃。而透红的钢也恰似乖宝宝一样地听话。
在挤压车间的这儿那儿多种型号的刚出炉的钢条，变成卷曲的花瓣，变成一甩好长的红绸，变成孔雀开屏，变成缤纷的礼花。我忘了气势压人的三千一百五十吨机，忘了这是车间，只感到一种对生命的诞生的崇拜。我走到机器前，突然一声轰响，我的小腿被什么灼烫了一下。回头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机器在切炭钢时，呼呼地喷溅着“礼花”。这灼热的钢渣正打在我光着的小腿上。我这才不无羡慕地看着工人们穿着的粗布长裤。
“乖宝宝”们发散的高温，还有切钢时必然扬起的玻璃粉，每日每时陪伴着工人们。再数数每一根钢管的诞生大约要经过加热、挤压、剥光、切断、钻孔、矫直等四十多道工序，想到这一个车间已经形成一万吨钢的年生产力，年上交利税达三千多万，那么，每一万利税中要融进多少工序、多少汗水、多少玻璃粉？
我问工程师老彭关于四厂自己调试成功这些引进设备的实倒。他说太多了。似乎毋须细说。他深褐的肤色加上深色的眼镜，使我只记得关于他的一种感觉，而不是明晰的五官。他的身体更是包裹在工作服里，扣在安全帽下，淹没在这个车间里了。
三
月光斑斑驳驳；
漫步中发现；
每一棵树后；
躲着一个我；
于是大喊；
全出来。
长钢各厂址，简直除了山就是水。长钢三厂在五座山间，进入三厂如同掉进如来佛的掌心，很难出来。走出五六十里地就到原始森林。一个三厂占了十二座山坡。每一块平地都是炸出来、推出来的。这里不可能通火车，全靠汽车运输。人说三厂的历史是汽车轮子转动的历史。
刘立中1965年毕业分配来三厂。那时要走二十多里路赶集才能买到鸡蛋。他买了鸡蛋装进背篓上了渡船。船老大说你鞋带开了。刘立中弯下他一米八九的个子去系鞋带，一背篓鸡蛋全倒出来砸了。他说那筐鸡蛋不打掉的话，他的个子长得更高了。
好像，连打碎鸡蛋的回忆都使这方土地更增添了色彩。我跟随他坐车去三厂，他说你看看，在巴山蜀水的一端有这么一块轰响着的土地。他说世界在我们手中，变得平稳，风，也显得十分从容。他说每次来三厂，总觉得那车间，那班组的人，好像都是刚从山里采回的、带着露水的、嫩嫩鲜鲜水灵灵活脱脱叫人不忍碰的。你看我们这里人与人的关系像夹沙肉（川菜，豆沙夹肉），甜甜的团成一团。
正说着，一个工人过来把刘立中拉到车间门旁说悄悄话。从背影看，两个大男人咬耳朵也很见童趣。我说那工人咬耳朵的有趣样儿使人特别想知道那悄悄话。旁人说，今天是工人们看到我在，否则刘立中的衣服早完了。工人们会用大黑手抱住刘立中说：大个儿，老子好久没看见你了。然后故意用黑手摸刘立中的脸。
三厂的真空自耗炉、电子轰击炉、真空感应炉……我全然看不懂，只知道在长钢的一个个车间里到处可见从先进国家引进的先进设备。我在轧钢车间看通红的钢条源源流出。钢条从那边流，我们在这头走；钢条从这边流，我们从那儿走。有一次钢条距我不到一尺，灼烫得我几乎站不住。我的感觉中，我们在一排排热轧钢条间穿来穿去，好像在跳海南的竹竿舞。
摘下安全帽，换上拖鞋，走进用电子探针给钢的微区作定性定量分析的工作室。室里只有一位中年女性，日复一日地分析千分之一毫米的钢的微区。那微区，不就如人的细胞么？是的，如果说刚才我在轧钢车间看到了钢的诞生，钢的通红的生命体，那么现在，我看到的是钢的细胞。
又走进一个车间，刘立中说他一走进这里就想起搞这条包装线的人。那人研制了八年，后来得了肝硬化，住院两年，出院一个月又来研制，主体设备都有了，调试还没完成，死了。他叫吕森鸣。
这样的人，多了。刘立中说。他说刚才与他握手的那位女性，她丈夫是他在三厂当厂长时的搭档，死了。他一直觉得对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三厂，这公司，我遇到了多少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