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那些报纸上天天见名字，荧屏上晚晚见形象，书店里处处见作品，网络上时时被点击的红人，令我不解一样，怎么总是没完没了地，永无厌足地折腾呢？闹不闹？烦不烦？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一张牌倒下，第二张牌也就跟着倒，欲罢不能。
因为你想罢，别人也不让你罢，靠你卖钱，靠你撮饭的人，恐怕轻易也不会让你罢。再说，你已经拿大顶，头朝下倒立在那里了，成了时人注目的中心，你也不能就此拉倒。至少，有人向你讨钱的帽子里扔钢镚，至少，还有人为你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喝彩，因此，你自己也不想罢。一罢，全完，不就白费劲儿了吗？于是，只好抱着生命不息，炒作不止的恒心，继续卵子朝上头朝下地竖立在那里。
“雪夜访戴”的主角，虽然高明，说穿了，也是很在意这种热闹效应的，这也是所有热衷于炒作者的共同心态。要是听不到别人嘴里念叨自己的名字，看不到别人眼里关注自己的神色，觉不出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环绕自己的一圈人，那一份寥落、寂寞、冷清、凄凄惨惨切切，真像是有无数的蠕虫，在咬啮着自己那颗已经受不了冷落的心。
于是，不制造一些新闻，不弄出一些响动，他是受不了的。于是，又看到了这位公子哥的表演：“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命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如果放在今天，娱乐版肯定会有“王子猷大闹竹林”的报导。
可惜的是，在《世说新语》这部书里，还有一则情节类似的记载，未能让王徽之独美于前。偏偏与他抢风头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弟弟王子敬，即王献之。“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坐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着门外，怡然不屑”。
同样的剧情，不同样的结局，两相比较，倒能看得出来，一收一放之间，两兄弟的实力差距。他弟弟所以比他更有恃无恐些，更浑不在乎些，因为王献之的谱，能摆得更大些。而他，一个骑兵参军，是无法与驸马爷相比。现在还查不出王献之逛顾辟疆花园赏竹的时候，是否已任吴兴太守，若如此，这狂，就更没说的了。这样一比，顶多是个肩扛四个豆的王子猷，能不黯然失色吗？
其实，王谢子弟，谁不标榜清高，这种权位上的差别，会对王子猷产生影响而情绪低落吗？似乎应该不，然而却不能不。中国的文人，除极个别者，在乎权位，甚于在乎金钱，为之朝思暮想，为之夙夜匪懈，要甚于一般的追名逐利。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兴文字狱，不知多少文人掉了脑袋，但无数举子，仍旧本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地做那金榜题名的梦，冀图从皇帝手里接过那件黄马褂。官之大小，权之轻重，是十分在乎的，连死了以后的谥名，都全力以赴去争的。别看他们口口声声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稀罕那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在有可能得到的权位面前，没有一个人会掉头不顾而去的。
所有的演潇洒，装潇洒式的炒作，都不会离这利益的原动力太远。因之，对于敏感的王子猷而言，虽然他和他的弟兄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风流，和根本推不开的富贵，但客观存在着的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这种心理上的隐痛，也会使王徽之活得不那么百分之百的开心。在王羲之的几个儿子中间，王子猷，一直处于这种觉不出来的压抑气氛之中，所以，他才有“雪夜访戴”，“竹园闹主”的表演，他不但需要人知道他的存在，更需要人为他的存在喝彩鼓掌叫好欢呼。
然而，他总是失落，有一次，他们弟兄三人“共诣谢安”。在王导以后，这位曾经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便是朝野众望所归的人物了。不过，在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隐居，时人有“谢安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舆论，把希望寄托于他。所以，这位头上有光圈的名流的人物品评，一句话，便举足轻重。“二兄（徽之、操之）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而且，谢安对王献之“其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如此重用，如此信任，在一向自视甚高的王子猷心灵里，能不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吗？
他先在大司马桓温属下，任参军，后在其弟车骑将军桓冲手下，任骑兵参军，成了一个弼马温的角色。这种与他家门光荣不相称，与他兄弟们职务不相称的安排，也不能让他心理平衡。有一次桓冲问他，“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如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最后一句，是孔子答复子路的话，他竟然拿来调侃上司，这潇洒也相当够意思的了（以上均《晋书》）。试想一下，琅琊王家，东晋政权中的第一豪门，皇帝都不得不让出龙椅的半边请姓王的坐，现在他却坐在冷板凳上，受命于行伍，那情绪会好起来吗？
更何况他的婚姻状态，显然属于太过平庸一类，在史书上找不见一笔记载，比之娶了金枝玉叶的弟弟王献之，比之讨了谢家才女的哥哥王凝之，王猷之也无法神采飞扬起来。尤其他弟弟在当驸马前，与爱妾桃叶浪漫的恋情，与前妻郝氏缱绻的挚爱，那首为心上人写的《桃叶复桃叶》的爱情歌曲，竟流行江南一带，所有这些风雅绮丽的韵事，都与王子猷无缘，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岂止是感到扫兴，窝囊，别扭呢？更多的倒怕是泛上的酸不溜丢的苦恼吧？
所以，他时不时地要潇洒一番，要制造一些足够上娱乐版的头条新闻，在当时的南京城里，他肯定是娱记紧紧追踪的明星。“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
直到他弟弟垂危之际，出于手足之情，使他道出了心底的隐衷，“吾才位不如弟”，正因为才力的不逮，权位的差别，才不得不一个劲地装潇洒，演潇洒，填补心灵中的空虚。然而，王献之一死，他也未能活多久，至此，于是，这位公子，那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才中止进程。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懂得当今文坛，那些热衷于炒作的作家，干吗要死去活来地折腾了。估计这些先生们，女士们，与王子猷一样，大概都有他（她）们见不得人的精神上的隐痛，和不可告人的内心里的苦衷。
文人嘛，大部分具有表现欲，甚者，还具有强烈的表演欲。这两者，从本质上看，是一回事，只是低度酒和高度酒的区别而已。从语义上推敲，表演应该要比表现更外在，更夸张一些。表现，主要是突出自己，让别人知道他的什么，而这个什么，基本上还是属于真我。表演，当然也是突出自己，但突出的什么，很有可能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假我，或者压根儿的非我。然而，无论他怎么兴高采烈地表现或者表演，总是会有他内心里不快乐的一面。
偶读明代唐寅的诗作，题为《梦》：“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科，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调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
小时候，随大人在书场听弹词《三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比不上这位风流倜傥的吴中才子唐解元，更快活无比，更开心自在，更得心应手，更放浪不羁的了。他的潇洒，他的炒作，他的表现，他的表演，无不臻于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从这首诗，从这其实也是他伴其一生的梦里，我们不也体会出他内心深处的阵阵隐痛，聊作佯狂的背后苦衷，和那掩饰不住的怅惘吗！
所以说，潇洒难得，难得潇洒，想到这里，对于时下喧嚣的市场化炒作，对于时下文化人的忙忙碌碌，烈烈轰轰，奇奇怪怪，热热闹闹，也仿佛多了一份理解，也就随之豁然了。于是，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