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我在武汉读大学时认识的。她比我低一年级，法文系的，老家杭州，但长得像新疆人。以致有好多男生向法文系的熟人打听：“你们系的那个新疆女孩叫什么名字？”在我们那个时代，夸一个女孩像新疆人，就等于夸她漂亮。
有一年我过生日，孤独得在校园里直转悠，就想找个人喝喝酒。蓦然看见她背着书包、头发一甩一甩从听力室出来，我差点要击掌了：这不有现成的吗？来不及多想就笑容可掬地迎上去：“今天我过生日，你有空陪我吃顿饭吗？”女孩似乎并没觉得我冒昧，相反还为我的勇敢所感动，什么都明白似地笑了：“可是我没给你预备礼物呀？”我心花怒放：“你来，就是礼物了。”
在体育场边的周记餐馆里，女孩颇体谅人地点了几道廉宜的川味大众菜，并特意叫了瓶桂花酒。她边斟酒边把灿烂的脸孔转向我：“这瓶酒必须由我来付帐。”那天晚上我和女孩说了好多话，具体说的什么，却想不起来了。只知道第二天我们在校园里路遇时，已默契如一对老熟人了，心有灵犀地一笑。
某日晚上有人敲门，我正在伏案写稿，抬起头来：是她。这是她第一次到我宿舍来。同屋的男生都用惊讶且艳羡的目光看我。我连忙把她拉到走廊。“没想到吧？”在灯光昏暗的走廊，她用含笑的眼神看我(这该叫做凝视吧），停顿片刻，“我是来跟你借自行车的。”我从钥匙串上取下车的钥匙，像个傻子般手忙脚乱―她今天换了件蓝色的连衣裙，让人晕眩。直到她高跟鞋的足音消失了很久，我还在玩味着她眼睛里的笑意：很特别，没准对我有点意思吧？
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在食堂遇见跟她同寝室的女老乡，拦住我：“小檬急性胃炎，住院了。让我转告你，有空去看她。”我把饭碗塞她手里，掉头向校医院跑去。女孩正靠在病床上无聊地听耳机呢，我面红耳赤地冲到她面前，又没话说了，讷讷地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我们就这样互相看着。我不知该怎样安慰这个美丽的病人。后来又有两个穿风衣的男人拎着一网兜水果罐头来探视她，我起身告辞，她拉住我袖子：“听说桂园的花开了，我没法出去看，你下次来时代采一点。”当天晚上我乘天黑采了一大捧黄澄澄的桂花，揣着去医院。好多年后她告诉我，那天夜里她的梦都是喷香的。
后来我来到了北京，在一家清贫的单位做小职员。一开始还老想着武汉的那个女孩，行云流水地寄一些抒情的信。后来为谋生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提起笔仿佛有千斤重，颇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女孩再来信语气便有点幽怨：“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了呢？”让我怎么回答呢。我索性连这封信也锁进了抽屉里。整整一年后又听见女孩的声音而且是本市的电话。她说她就在离我约五公里的一家报社上班(不知她这是服从分配，还是自己选择的？)总之我们又呼吸在同一座城市里了。风把玻璃窗吹得哗哗作响。仿佛我们本身没变，只不过城市变了。人物没变，只不过场景变了。那么故事呢，故事站在城市一方，还是我们一方？明天是女孩的生日。我便邀请她和另外几位校友来寒舍聚会。名副其实的“寒舍”我一直在东郊的一个叫麦子店的村落租的农民房，无取暖设施，徒穷四壁。一群人坐在漏风的室内边跺脚边喝酒边聊天，女孩居然挺开心，说了一连串的笑话。我知道她是笑给我听的，她以笑声在默默地安慰失意的我、落魄的我。
元旦的太阳刚刚升起，女孩使劲仰着一张被风吹得红扑扑的脸敲开我的门，她冻得眼泪汪汪的。女孩凭记忆在这个松散颓败的村落里找我的房间，可村子里所有大杂院几乎都一模一样，低矮、破落、陈旧，铺煤碴的胡同也七拐八绕。一位穿着鲜艳单薄的服饰的公主，在这寒风彻骨的迷魂阵里足足转悠了半个小时，忍不住伤心地哭了。其实我每天下班返回时不也同样伤心吗：一位曾经目空一切的书生，居然落魄到寄居在试市边缘的贫民窟里。这就是生活。她忍不住扑进我冰凉的胸膛：“你怎么……惨到这种地步？”我知道她不是在责怪我，而是在责怪生活。可我怎么回答呢？我又能询问谁呢？我只能默默地推开她一像推开一个不该被我破坏其美感的梦。既然我无法保护你的圆满，就让我逃避你的光芒。你的光芒只会令我剌痛。爱情不是万能的，爱情无法挽救一个落魄男人破碎的梦想--反而会增添他心灵的债务。还是让我一个人用孤独和寂寞、用青灯黄卷的奋斗来拼接自己吧。
她坐在我铺着方格床单的行军床上，温顺而怜恤地凝视着我一但正是这种怜恤使一个男人的灵魂逃犯般无地自容。我说出去走走吧。
那是北京最冷的一个冬天。我兜里只有请女孩吃两碗面条的钱，无法给我们清贫的爱情提供温暖如春的屋檐。那一整天我们都茫无目的地在数不清的商店和公园里闲逛。那一整天女孩似乎都在陪我挨饿、陪我受冻，没有任何怨言。所以我感受到的是加倍的饥饿和加倍的寒冷。这就是我们大街上的爱情，这就是穷人的新年。太阳落山时我们正走在东直门立交桥上，回去时女孩萧瑟地一笑，把灿烂的面孔转向我：“我会永远记得年的元旦是和谁看日出和日落的。”我明白她的潜台词：她会永远记住我的。这是漫长的一天。这是我爱情帝国的落日。这是我和一个女孩温存而忧伤的告别仪式。
后来我和女孩的联系便少了。偶尔她会打个电话：“你过得好吗？”我无言以对，转而问她：“你呢？”她便说一些在这座陌生城市的烦恼。我劝她：“你该找一个男朋友，能帮助你的。”“也许是吧。”她语气很幽远，我简直能遥感到她正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只有一次，快挂电话的时候，她很特别地问我：“你总这样，不寂寞吗？”每一个学都浸透了关切。我的血热了起来。我强迫自己用冷静的腔调：“寂寞又能怎么样呢？人生就要付出代价。”后来听说她谈了个男朋友。第二年地生日那天，我又邀请她和那几位校友来麦子店聚会。女孩来时身边跟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正好下大雪，麦子店白茫茫一片，有几只家犬在煤碴堆上吠叫。校友们便说：“真是个村子，有狗。”有人便劝我：“你不妨养一只嘛，陪你写诗，就不寂寞了。”她仍然坐在那张行军床上，整个下午话都不多，临走时只说了一句：“你怎么还一个人啊。”要哭了的样子。我连忙和她男朋友开玩笑：“小檬上大学时就富于同情心，现在还这样。”她男朋友也说：“她心特软，我陪她看悲剧片时她老哭，手绡都湿透了。”
送客回来后我坐在床上，摇摇头，点一支烟。铺被子睡觉时忽然发现，方格床单上有一根女性的钢丝发夹，毫无疑问是她的。这是她无意中失落的，还是特意留下来代表她的心意陪伴我、安慰我的？这是个谜。我仿佛读懂了她冥冥之中的寄托。女孩的心哟。
关于这个谜，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因为不久她就结婚了。这个谜也就没必要解开了。很多年过去了，女孩的消息越来越少了。有时我会凝视着那只滚烫的发夹，百感交集：女孩，让我对你说什么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