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袁老太的女儿要接她去享清福的时候老太太便说“让不让我把老八带去？不让带，就都闭嘴！”看似老人对女儿的拒绝，实质上是老人对纯物质赡养的拒绝。（如果袁老太的女儿答应让袁老太带老八去，想必袁老太一定会很乐意的）要知道老人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纯物质上的赡养反哺，做“只会消化的人”，她希望的儿女是不仅能给自己“养老送终”的后代，还是能给她以精神慰籍的相依相伴者。
最后，更真切地体现出老八是袁老太精神寄托的是当老八因公牺牲以后“袁老太对老八的死表现得很超然很平静。她谢绝了孩子家和公家的一切酬谢，只是让孩子的父亲帮她在后院挖了一个深深的墓穴，把老八埋了进去。”和“傍晚时分，老人常坐在石碑上，手轻轻地抚着，昏花的老眼遥望西天，不知在想些什么……”的空虚表现。
以上两例，物（狼和猪）是老人的精神寄托。综观“老人系列”，无论是心灵皈依，还是精神寄托，物的形象都是这一种渴求的载体。
“实用主义的泛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病，也是导致大众审美精神价值消解的深层根源”的确，由于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由此导致生产与消费行为上的只注重实效性，大量忽视了审美的精神价值。而在“老人系列”中，作者塑造了一群恪守着精神价值的老人，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着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侵蚀来打造自己的生存。他们独特的审美--坚守精神寄托和心灵皈依彰显着他们的完美人性。
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
人类社会当中，动物的地位应该是怎样的呢？庄子认为“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要平等地对待万物，自然界的万物都有其存在的权利和价值”有独无偶，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精神领袖汤姆·雷根在《动物权利论争》中也认为动物拥有获得尊重对待的平等权利。换句话来说，庄子和汤姆·雷根都认为动物是一种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在孙春平的“老人系列”当中，老人们的动物权利观与庄子和汤姆·雷根的可谓不约而同，他们都认为“物”是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这一种权利观在《老人与蛇》和《老人与鳖》中主要体现为“物”拥有与人平等的生存权利和机会。且看《老人与蛇》：
“大小是条命，咱祸害它干啥？”
“徐老顺急了，说人的命是命，蛇的命就不是命啦？这么一整，大水真要下来，几千条蛇可就全完啦！”
宋立民教授说过“一句话尽显真性情”，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徐老顺的“真性情”便无疑是：命无大小，人的命是命，蛇的命也是命；人与蛇都是平等的生命形式。在已经将视为“蛇”平等生命一种的徐老顺心中，“蛇”不再是一种经济的载体，而是一种与人平等的生命的形式；这种生命像是同样具有人平等的生存权利，同样有着趋利避害（灾难来临是逃亡）的权利：
“……那我就跟蛇在一起，不走啦！你吃的喝的住的，啥不是指望着这些活物？眼看大限到了，你撒丫子跑人，却连条生路都不给这些活物留，你还是人吗？”
“徐老顺眼看着人们撤离而去，就下了楼，找了根铁棍，急慌慌把所有蛇笼的铁网都撬开。”
在生死的紧急关头对蛇的生命依然念念不忘，甚至怒斥自己的亲生儿子，甚至以死相威胁，甚至不怕耽误自己宝贵的逃命时间来拯救蛇的生命；这里，通过徐老顺对儿子徐军的训斥和他护蛇的行动，鲜活的展示了徐老顺的平等生命观--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尊重和维护这一种平等的生命存在，他的生命与蛇的生命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像徐老顺斥儿护蛇的表现一样，在《老人与鳖》中鳖爷在尊重和维护鳖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也有一番激越的表现：
当乡长的秘书要替乡长买憋来献媚的时候，憋爷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甚至乡长亲自出马施以利诱时，憋爷依然“哼哼地说，我说没有就是没有，要不你把我塞进麻袋给县太爷提去？”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气度；当乡长要做“杀鸡取蛋的勾当”的时候，他极力反对和阻止，甚至喊出了“我、我不活了！”的绝吼，甚至要举石砸泵；当憋落难的时候憋爷又敢于营救；这样组由拒绝抓憋，纵身跳潭、砸抽水机、设计救鳖组成的种种激越表现无不张显出鳖爷对漠视“憋”生存权利的行径的愤怒和对“鳖”的生命形式和权利的重视与维护。
也许单单看这激越的表现，会有人认为那是老人们的“心血来潮”；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从老人们平时的“习惯”看这些激越表现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且看：
“虽说没有前些年那么多了，可一天弄个几十条还不难。我是轰不动大牲口啦，又不想白吃白喝看他们的白眼，要不，哼，就这三条，他也休想！我是专挑有毛病的给他带回来”（《老人与蛇》）
“帮弄两只王八吧，家里有病人需大补，大夫开出方子啦。”（《老人与憋》）
徐老顺是为了维持生存且是专门挑有毛病的蛇来抓，鳖爷也是为了维持生存且是在病人真正需要的时候才去抓鳖，两者都是在保护蛇或憋的基础之上的合理取用；而且这些都是一种没有功利的自觉性的行为，甚至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所以，老人们的激越表现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因为这是老人们思想观念的必然产物；同时这些激越的表现也不是孤立而是和老人们日常的自觉行为紧密相连的，因为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人总是先按照自己的习惯思考。（老人们无论是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平时的行为上都体现对“物”生存权的尊重及维护）
所以，在《老人与蛇》和《老人与鳖》中，老人们激越的表现彰显出来的无不是老人们对漠视“物”的生存权利的愤怒和对“物”的生存权利身体力行的尊重及维护。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疾风知劲草，荡板识诚臣”了。
对于这种对“物”的生存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在《老人与狼》和《老人与猪》也有体现（而且两篇作品的表现极为相似），如：
第一，不以种族断善恶，搭救生存垂危的“物”。《老人与狼》：当佟二奶认为狼是“祸害”的时候，佟二爷不但不以种族断丑恶（“佟二爷说，未必，我听说还有狼拣了人的孩子养大的呢，叫狼孩儿，可见这东西也讲仁义”），而且搭救了大灰。《老人与猪》：当主人准备消灭“野猪种”的时候，袁老太也不以种族断丑恶（“说，养活了算它命大，我试试吧”），并且承担起了抚养老八的任务。
第二，为“物”创造生存的条件。《老人与狼》：当大灰没有母乳哺育的时候，佟二爷挤羊奶来喂养。《老人与猪》：当老八失去母乳哺育的时候，老人用狗乳来喂养。
第三，处处为“物”的生存着想。《老人与狼》：当乡亲们发出警告时，“佟二爷赔笑说，我的大灰只是淘气，慢慢就好了”；当警察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佟二爷还要“倔倔地问，我要不放呢？”以期挽留大灰，当记者要照相的时候；佟二爷说“狼最怕光你知道不？”（体现他对狼的生活习性的熟习和尊重）。《老人与猪》：当公安局长说请求帮助的时候，袁老太对老八安危的担心甚至超过了对自己安全的担心（“老太叹息一声，总算说出一句话，唉，就是我的老八悬啦！”）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三种表现之外，在表现对“物”的生存权利的尊重和维护时与徐老顺（《老人与蛇》）﹑鳖爷（《老人与蛇》）不同的是佟二爷和袁老太更是直接把“物”当人看待。且看《老人与狼》：
“佟二爷心酸上来……说想家了，就回来看看。”佟二爷把大灰当作了家庭的一分子。
“这孩子……这孩子呀……”佟二奶亲切自然地称大灰为“孩子”。
“说去吧，好好活着，不许祸害人”。佟二爷把大灰当作一个“人”来叮嘱。
再看《老人与狼》：
“让不让我把老八带去？不让带，就都闭嘴！”--袁老太要和老八有福同享。
“让孩子的父亲帮她在后院挖了一个深深的墓穴，把老八埋了进去。”--老八死了，袁老为它举行人类的葬礼。
可以说，佟二爷和袁老太的把狼和憋当人来看待是他们把“物”视为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的最突出最强烈的体现。
把“物”视为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自然是要体现出对“物”的爱与慈善。那么《老人与狐》中德四爷曾故意地“虐待”小白狐，是不是说明德四爷没有把“物”视为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呢？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德四爷对小白狐“虐待”是一种斗智的表现，而不是出于他品性的残忍。且看：
“德四爷大惊，也顿时明白，白狐引颈受戮，是想以此乞求德四爷放掉它的孩子……德四爷高举的双臂不由软下来，长长叹息一声，就把棒子丢下了。”
当他从母狐的身上意识到一种与人平等生命的存在的时候，德四爷马上尊重并维护了这种生命存在的形式和权利。这不但充分地证明了德四爷对小白狐“虐待”不是处于他品性的残忍，而且还显示出他对“物”的生存权利的平视。
现实社会中，人的地位平等了，可是“物”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还是低人一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漠视“物”生存尊严和权利，随意役使、虐待、遗弃、猎杀。其实早在1975年哲学家彼得·辛格就在他的《动物解放》中暴露了人类对非人类（主要是动物）的暴行。这些正如曹孟勤教授所讲的那样：“在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过程中，人类在地球诸多物种中成为绝对的霸主，一切非人类物种与强大的人类相比，都成了绝对的弱者。”整个“老人系列”中，老人们却能够把蛇、鳖、狐、狼和猪等“物”（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界物的形象，是一群非人类的物族的代表和浓缩）视为与人的生命平等的生命存在。而且老人们对“物”的生命权利平等的认可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也不是简单的同情和怜悯，而是一种完全超越功利的对非人类生命自由的尊重，是对非人类生存尊严和权利的肯定。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在《老人与蛇》的最后有一个徐老顺砍蛇的情节，并由此产生老人对“物”的生存权利的尊重和维护的质疑。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质疑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老人到最后砍蛇理解为是蛇的生命比人的生命低一等，那么就和老人不顾自己安危来护蛇救蛇相矛盾了（天底下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所以老人到最后砍蛇行为应该理解为是老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局部的利益（包括了老人自己的生命），显示的依然是老人对“物”的生存权利的尊重和维护的美好品质和完美人性。同样，袁老太最后还是让老八上山冒险也是她的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体现。
老人形象
这里的“老人”是指故事中的主人公，如徐老顺、佟二爷、德四爷、袁老太、鳖爷等。这些老人形象也具有两个共同的构成要素（也可以说是特点）：一，都是处境、身世孤苦的小人物；二，都具有利欲狭缝中的纯良品性。
处境、身世孤苦的小人物。
“小人物”是文学中的一种人物形象。在19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一般特指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困苦，地位卑微，但又逆来顺受，安分守已，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成为那些“大人物”统治的牺牲者，是被剥削、被欺凌的典型形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所以在文学上尽管都是“小人物”形象，但两者又有所不同。例如，在孙春平笔下“无论是那些挣扎于底层生活、不甘心于眼前状态的小人物，还是那些平庸无能却又嫉贤妒能的官儿们，他们都成了悲剧性的人物”？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处境悲凉、身世孤苦的小人物主要是指那些挣扎于底层生活的小人物。
《老人与蛇》中，老人徐老顺不仅有儿子，而且和儿子吃住在一起；理应是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良好状态，但是老人的处境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良好，且看：
“老人已瘦削佝偻得厉害，全没了往日的精壮。”
尽管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老人这一种出乎作者意料的“瘦削佝偻得厉害”衰老状态分明是他生活不如意的外在写实。倘若老人生活的很诗情写意无忧无虑，虽然未必可以返老还童，但容光焕发应该是不会少的。且看文章的佐证：
“徐军说，我爹只管抓蛇，让他养让他卖都整不明白，还老跟我犯叽叽”
这是文中“我”与徐军的对话，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养蛇和卖蛇上徐老顺和徐军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徐老顺不同意抓蛇回来蓄养，因为蓄养的结果是以蛇赚钱；徐军主张抓蛇回来蓄养，因为蓄养的目的是以蛇赚钱。那么这样的矛盾会给徐老顺带来怎样的后果呢？且看：
“我是轰不动大牲口啦，又不想白吃白喝看他们的白眼，要不，哼，就这三条，他也休想！”
从“我”与老人的对话当中可以看出来，上面的矛盾给徐老顺带来的后果是“白眼”。换句话说，在一定意义上徐军对徐老顺的赡养是对徐老顺的“利用”，甚至发展到一种经济上的“施压”。所以，老人的所处的不是所谓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而是一种被“利用”被“施压”的悲凉境况。
与徐老顺相比，《老人与狼》中的佟二爷虽然有佟二奶相伴，而且没有来自外界的利用和施压；但是佟二奶天生多病，而且他没有儿女，这对于一个垂暮的乡村老人来说依然是一种悲凉的处境和孤苦的身世。
至于《老人与狐》‘《老人与猪》和《老人与鳖》中的老人，作者对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孤苦的身世更是有直接的描写。
德四爷：“也不是德四爷见钱眼开，家里实在太需要钱了。德四爷的儿子上山打石头，被滚石砸死了，扔下一个孙子。孙子脑子好使，书念得好，正在县高中读高三呢，来年夏天就考大学。儿媳妇一次次带孙子来跟老人商量，说这孩子还考不？一年光学费就得好几千呢。”
袁老太：“孤苦零丁的一个人，中年丧夫，两个女儿也先后嫁出了大山。”
鳖爷：“八十来岁了，无儿无女，老伴也早过世，自己孤苦地过日子”，“清清贫贫的日子”。
所以，无论是被利用、被施压的徐老顺，还是老伴患病、无儿无女的佟二爷，还是晚年丧子、急需用钱的德四爷，还是中年丧夫、女儿远嫁的袁老太，还是老伴早逝、岁高无子鳖爷，他们都是一些挣扎于底层生活的处境悲凉、身世孤苦的小人物形象。这些“小人物”虽然不等同于俄国文学当中的“小人物”，但是寄予的作家都是对他们同情与怜悯。这些小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作家的责任感促使他（指孙春平）以悲悯的情怀时刻关注着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和存在意义”。
2利欲狭缝中的纯良品性。
2.1不惟利是图的品格。
作为市场经济一种异化现象的拜金主义“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把金钱当作人生追求唯一目标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它的发展和蔓延势必使惟利是图的成为人的价值观的主导。顾名思义，惟利是图说的就是以获得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为行动的最高准则和最终目标的价值观念。其所带来的不仅是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政治经济问题，还会带来见利忘义、利欲熏心的道德沦陷，甚至会带来靠国难发财的人性泯灭；因此抵制惟利是图意义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