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很多事情都是在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身临其境时，常常浑然不觉？
比如我和辛医生，我们一次次地相遇，一次次地分离，却毫无感觉。直到第三次分离之后又重逢时，我才隐隐地明白了些什么。我想这个人和我，一定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吧。为什么他总是让我感到亲切，感到温暖，感到快乐？为什么我一看到他，总是禁不住独自微笑？
在漫长的进军路上，他像一缕阳光，静悄悄地暖在我的心里。无人知晓。
我们的初次见面几乎是一晃而过，没留下任何痕迹。第二次相遇也很平常，就像秋雨遇见了落叶。
我是在部队将要离开甘孜时，与他相遇的。
为了能够顺利地进军西藏，离开甘孜时，上级要求我们所有进藏人员进行体检，凡是心脏有问题者必须留下。雪域高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那天下午，我和吴菲刘毓蓉她们一起来到河滩边上的师卫生队，等待体检。等待时，我的心里忐忑不安，生怕自己的心脏有问题，通不过。因为心虚，我就一个劲儿朝后靠，让吴菲和刘毓蓉先检查。
我站在后头往前看，看见一个医生埋着头，在仔细地听着面前那个人的心脏。一头浓密的黑发在阳光下发着亮光。他抬起头来笑笑，向面前的人说着什么。我看见了一张与浓密的黑发十分相称的英俊的脸，最多20岁。不像个大夫，倒像个学生。他的笑容灿烂明朗，像高原上的太阳，没有一丝云彩的遮挡。我当即对他有了几分好感。我想，这个医生一定很好说话。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就向他求情，他一定会帮我的。
轮到我了。我发现已经检查完了的吴菲在一旁朝我笑，还眨眼。我想怎么啦？我有什么不对劲儿吗？吴菲什么话也不说，指指医生，拉上刘毓蓉就跑了。
我转头去看医生，医生朝我笑笑，就像对一个认识的朋友那样，很亲切，很随意。但那双明亮的眼睛忽然照亮了我的记忆，我觉得我在哪里见过他。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总是记不住别人的模样，从年轻时就这样。我在脑子里回忆着，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也朝他笑笑，是一种近乎讨好的笑。我说，医生，我的心脏肯定没问题。他说我还没检查呢，你怎么知道？我说我自己的心脏我还能不知道吗？
他笑笑说，怎么，又想捣鬼吗？
他一说这话我马上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我们在重庆体检时，发现我称体重弄虚作假的医生。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怪不得吴菲朝我眨眼。我脸一下红了，心虚地抵赖说，谁捣鬼啦？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他朝我摆摆手，叫我不要说话了。
他认真地听我的心跳。
还没有人那么认真地听过我的心跳。
他听了很长时间，我几乎要坐不住了，他才从耳朵上取下听诊器。他抬起头对我说：你的心脏并不像你想得那么好。
我一下急了，我说怎么了，你听到什么了吗？
他说，心脏有些杂音，还有……
我急急地说，不可能有问题的。我从来没感觉。你千万别说我不行，我不想留下来。我要跟着队伍往前走。
我说这话时已带上了哭腔，那时候我还是很容易哭的。我说医生求求你了，不管我的心脏怎么了，千万别让我留下来。我都走到这儿了，绝不能半途而废。我一定要走到西藏去。你快说没有问题呀？
他看着我，那样看着我。我至今能想起那目光。他什么也没说，开始给我量血压。我定定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心里想着怎么说服他。量完血压他露出一点笑容，说还好你的血压没问题。我连忙说，那我不用留下来了吧？我可以继续走了吧？
我才不管什么血压心脏，它们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我能不能留在进军的队伍里。
他终于说，好吧，但你还是要多注意。你的右心室有些供血不足。
我连忙说，我会注意的，一定注意。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注意什么。我只想赶快通过体检。我说谢谢你了，医生。
他说，你叫什么？我以后好照顾你。
我爽快地丢下我的名字，飞快地跑走了。
这就是我们相遇的情形。
我说过，普通得就如同秋雨遇见了落叶。
很快我又见到了他。
大概上级对我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孩子不太放心，出发前，特意增派了3个男同志前来协助苏队长的工作。
那天晚上苏队长把我们集中起来，高兴地说，同志们，上级对我们女同志非常关心，特意派了3名男同志到我们队参加工作。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一抬头，惊喜地发现走进来的3个男同志中，有一个是他。
我们像已经认识的朋友那样，互相点头致意。我发现他是个十分内向的人，或者说十分腼腆的人，看见我们齐唰唰投向他的目光，他竟不知所措地低下头去。不像另外一个年纪大些的和一个岁数小的，始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苏队长介绍后我才知道，他姓辛，被上级派来担任我们队的副队长兼随队医生。另外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男同志担任管理员，年纪小的任通讯员。
我很高兴。除了高兴，好像觉得心里更踏实了。真怪。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感所致，还是我对他的特殊信任所致？当然，我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和他过于接近，一定要注意影响。那时候注意影响是苏队长常说的一句话。就在他们来之前苏队长还特别强调说，3位男同志来队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影响。我明白苏队长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以至在后来的进军路上，我们甚至把不和男同志接触当成是严格要求自己、作风正派的一种表现。
苏队长把他们3位作了介绍了之后，我们一起呱叽呱叽的鼓掌，表示欢迎。然后他就代表三位男同志讲话。
他坐在那儿，起初很拘谨，但讲了两句之后，情绪渐渐生动起来，眼睛亮亮的，脸颊泛红。他给我们讲的既不是军长政委讲的那些道理，也不是苏队长讲的那些注意事项。他给我们讲的是历史，讲的是自17世纪以来，西藏那块神秘的土地是怎样吸引着无数西方人。最早的一次是1627年，一个耶稣会的传教士团到了日喀则。以后就不断地有西方人进入这块神秘的土地。来自葡萄牙、意大利的传教士，来自荷兰的旅行家，来自俄国、英国的外交官，还有来自许多西方国家的探险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医生等等，他们千方百计，也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地渴望进入西藏，渴望揭开亚洲大陆上这个神秘高地的面纱。许多人一去无回，许多人暴死途中，但仍不能阻挡这些人的步伐。到19世纪末，非洲大陆上只有很少几处鲜为人知的地方了，那么这个世界除了南极洲，只有西藏是最神秘的地方了。人类的探险本能求知本能，使得他们更加强烈地向往西藏。当然，更有那些具有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对西藏垂涎三尺。本世纪初，英、俄两大帝国都在窥伺西藏，为向西藏渗透和扩张势力的明争暗斗。1903年，英帝国主义终于派出远征军侵入西藏。当然，他们遭到了西藏人民的英勇抗击，以至爆发了着名的江孜保卫战。
我们听得简直是入了迷。我们没想到这块土地有着如此巨大的魅力。尤其是辛医生说，在那些千里迢迢走进西藏的传教士中还有女人，我更是感到了惊讶和钦佩。我想她们能行，我们更能行。
最后辛医生情绪激动地说，那些外国人为了揭开西藏的面纱、为了侵吞占有这块土地都敢于铤而走险，我们革命战士为了解放自己的国土而进军西藏，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让我们从现在起，就同甘共苦，坚韧不拔，迈开双脚丈量高原，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上世界的最高峰喜马拉雅山！
他的讲话赢得了我们热烈的掌声，也赢得了我心里深深的敬意。我想，这个年轻人他懂得可真多，他可真了不起。
会开完了，尽管苏队长一再催促我们早点儿睡，可我们哪里睡得着呢？
明天就要出发了啊！
我们终于出发了，从甘孜向昌都进发。
甘孜到昌都，有1500里路程。如果是在平原，如果是空手空脚，1500里路程也许不算太难。但我们是在高原，我们还赶着牦牛，我们还要背着自己的口粮、帐篷以及高原御寒的皮衣等，每个人差不多负重40斤。
出发前我们就被告知，接下来的道路非常艰辛，比之川西到甘孜不知难了多少倍。不仅所有的山山水水都要靠我们的双脚去迈过，而且没有现成的路可走。道路将越来越崎岖，海拔将越来越高，空气将越来越稀薄，气候将越来越寒冷，给养也将越来越困难。这一连串的“越来越”预示着异常艰巨的进军道路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在这一切还没到来时，我们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是抽象地想，要迎接更大的困难了，要吃更多的苦头了。但我们对战胜这些困难充满了信心。正像辛医生说的，那些外国人为了揭开西藏的面纱、为了侵吞占有这块土地都敢于铤而走险，我们革命战士为了解放自己的国土而进军西藏，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
其实为我们这些女兵作榜样的，还不是那些敢于冒险的外国人，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女人文成公主。苏队长最爱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当年文成公主凭她的三寸金莲都能走到西藏，今天我们革命战士还能走不到吗？
真的，这话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怎么会输给一个遥远年代的公主？
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成公主的故事了，知道在公元7世纪，有一个叫松赞干布的年轻的藏王，因为倾心唐朝的先进文化，想以联姻的方式与汉民族建立友好的关系。当时的皇帝唐太宗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将美丽的文成公主许配给了他。文成公主身负重命不远千里来到西藏，与松赞干布成了婚，留下一段藏汉人民友好的佳话。
我不知道文成公主是不是三寸金莲，也不知道她当时进藏是骑马还是步行，我只知道在那样一个遥远的年代，在公元7世纪，她就去了西藏。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不会是飞进去的，她一定是贴着西藏的山水一寸寸匍匐进去的。既然她都能进去，同为女性，我们肯定也能进去。这应该是勿用置疑的。
文成公主绝对不会想到，她会成为一千多年后女人们的光辉榜样。
我们背着行囊，赶着牦牛，真是浩浩荡荡。
那些牦牛的背上，驮着沉沉的木箱和麻袋。里面有银元，有代食粉和大米。那都是我们进军西藏赖以维持性命的东西。我们每四个人一组，轮流和牧民一起赶牦牛。那些牦牛尽管在我们的口哨声中上了路，但它们和我们毕竟还有隔膜。它们时不时地要表现一下这种隔膜。不知有多少次，它们跑散了，跑得满山遍野都是。虽然有两个牧民帮我们，可毕竟有200多头牦牛啊，一旦跑散了，我们就必须全体出动，耐心地一次次地把它们找回来，再重新整队上路。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走50里，最少的时候，一天只走了8里。
牦牛实在是太散漫了，它们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只要看见哪个地方有草吃，那你就别再想往前走了，随你怎么赶，它们也不会走，非吃饱了不可。特别是爬山的时候，牦牛是决不走正道的，跑得满山坡都是。
刚开始我们很不习惯，总想让它们和我们一样听招呼守纪律。后来牧民比划着告诉我们，那没用，还是顺着它们为好，它们毕竟是牛。我想还不仅如此，它们还是常常饿着肚子的牛。西藏的一年四季中，只有几个月是有草可啃的。我们慢慢的也就习惯了。每当牦牛发现了自己丰盛的早餐、午餐或者晚餐，开始享用时，我们就索性坐下来歇着，等它们享用得差不多了，再往前走。
所以每天赶牦牛的队伍都是最先出发，最晚到达。
即使我们这么顺着它们，它们也还是有脾气。
这一天，轮到我，吴菲，赵月宁，还有刘毓蓉四个人协助牧民赶牦牛。刚出发没多久，一头牦牛突然撒野了，又蹦又跳，挣脱掉了驮在身上的两麻袋物资，撒腿就跑。赵月宁正好在旁边，伸手去拉它，被它蹬倒在地。一转眼，牦牛跑得无影无踪了。赵月宁急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守着掉在地上的两麻袋东西就大哭起来。
两个牧民见她那样，赶紧吹起口哨去找。我们也跟着吹起口哨去找。全队的女兵都吹起口哨去找。顿时，满山遍野都响起了我们的口哨声，像鸟儿在合唱。我从没想过口哨也能吹得那么好听。我们聆听着自己的口哨，真有些陶醉。那只撒野的牦牛大概也陶醉了，慢腾腾地钻出了树林。
我看见苏队长走上前去牵它，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它一边说，牦牛呀，你别欺负小赵好吗，她才14岁，她还没有你高呢。
小赵见牦牛回来了，擦掉眼泪站起来，一声不吭地和大家一起，重新把麻袋上到牦牛的驮子上。苏队长问她要不要休息？她倔强地摇摇头。刚才牦牛撒野时，把她踢倒在了地上。这是我们中第二个挨牦牛踢的，第一个是吴菲，腿还在痛呢。辛医生卷起小赵的袖子察看，发现胳膊被踢肿了，要给她处理一下。但她倔强地甩开了辛医生的手说不用，她一揉着胳膊一边死死地瞪着牦牛。她的小小的红肿的眼睛和牦牛那铜铃大的眼睛对视着。
片刻，牦牛好像服输似的，把头转过去了。
我从一份资料中看到，从1950年进军拉萨到1954年底公路修通，几年间，参加运输物资的牦牛多达百万头。百万牦牛为我们进军西藏立下了汗马功劳。
前年我们这群女兵──如今的老太太在一起聚会时，吴菲阿姨也专程从西安赶来了。我们又说起了这段往事。我问她腿怎么样了？她笑说那还好得了？落了个骨质增生。一疼起来走路就像个瘸子。小赵阿姨说，我还不是，肩肘炎厉害着呢。谁让我和牦牛干架呢。大家都笑了。
我想，我们都留下了疾病和伤痛作纪念。
你留下了生命，自然留下了与之相关的一切。但我们中没能留下的生命的人，却留下了永恒的青春。
前些日子，我忽然在电视上看见了它们，我是说牦牛。它们和几十年前一样，还在高原的草滩上悠闲地吃着草，它们一点儿也没变。在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冲动，想回高原去看看它们。我想它们一定还记得我，记得我们这群与它们朝夕相处的女兵。
前面的队伍突然停住了。
原来是一条波浪翻滚的河横在了面前。
河上架着一道铁索桥，那铁索桥比泸定铁索桥细多了，有些地方只是缠着一些细铁丝和破麻布片，看上去非常危险。河的跨度有七八十米。桥下水流湍急。
又是一道险关。
有了过泸定桥的经历，我们的心里已不再那么惊慌。领导让我们把牦牛群暂时交给经验丰富的藏族运输员，自己先过桥。我们就拉开距离，一个一个地上了桥。
很快就轮到我了。
我似乎已经没有力气惊慌了。我将背包紧了紧，用手绢系住，然后一步跨上桥去。我的心里甚至感到高兴，因为桥再险，好歹也是平的，不用再攀登了。不停地翻山越岭使我不会直着身子走路了，我渴望面前出现平路。我几乎是没什么感觉，就走到了桥中间。
但突然，险情发生了。我听见身后有人喊，不好了，牦牛惊了！快闪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