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买暗卖
地产大腕王石最早主要做外贸，当时万科（那时还没万科这个名字，单位还叫展销中心）新签的两万台放像机合同，45天后到货。这时，王石通过渠道了解到同行的进货情况：同一时期，其他公司共有5万台到货。
7万台同时到货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前景？王石判断一定会立刻滞销，价格会直线下降。退货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这时，王石所做的对策，成为他后来在各处演讲时一再提到的，创业初期的“不正当竞争”的案例。
他叫来广告投放部经理，口授了一则声明，内容如下：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放像机2万台。
这一则“求购信息”刊登在当时的广州两家主要报纸上。同时，当天的报纸正好也刊登着放像机的“售卖广告”。
投放广告后，放像机便向展销中心涌来。王石叫他的技术部组织了4个小组验收。而这些被出售的放像机，除了个别小数量的，大多是期货。期货当然不要！一定要看到放像机才签合同。这样一来，展销中心并没有购进放像机，其零售价却上升了200元：市场稳住了。
接下来，王石做的是：迅速走货，不惜亏本。他想的是：溜得越快损失越少，而资金回笼后去做新生意，把损失夺回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胜利出逃有两大要素：一、要了解到同行，也就是对手的进货情况；二，能迅速走货。
对第一要素，王石的自传是说：是通过进口代理商、海关、省计委进口审批处等信息渠道了解到的对手进货情况。
另有传闻说，王石的岳父当时在广东省的外贸部门工作，消息是从那里得到的。呵呵，哪个说法真实，读者自己判断吧。
第二要素，王石当时把货大部分分销给了一位叫陈宇光的经销商。这个陈宇光是绝对的一位高人，1985年，就曾提了一箱钱要回报王石，被王石拒绝了。后来这个陈宇光又打造出一家上市公司——琼能源，手段了得，1993年，陈宇光被公安干警带走，1995年又无罪释放，其后，陈宇光出走海外……
五千老乡下深圳
1992年8月7日下午，深圳市的各种传媒分别播发、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市工商局、公安局、监察局联合发布的《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发售公告》，从而正式拉开了深圳市1992年新股发行序幕。
根据该公告规定：深圳市将向社会公众发行面值5亿元的新股票，采用认购抽签表的方式认购。8月9日至10日两天集中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共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表100元，每一购表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10张抽签表。中签者可买1000股新上市股票。
针对“8·10”事件，无数家媒体都已经做过生动、反复的描述了。综合当时的各家报道来看，事件的情形是这样的——
发行新股的消息传出，7日下午便有人开始排队。到了8日人与物的长龙便将深圳街道分割零碎，许多人倾家出动，带着小凳子、床、席子、自行车、纸箱、报纸、砖头等排在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之中。
事实上早在6月，就有许多人得到了即将发行新股的消息，并已经知道了具体的发行方式。结合李灏的回忆，我们可知在4月的时候，管理部门已经在研究发行的方案了。这说明是有些官员、相关人士在公众之前掌握了要发行新股这一事实。在8月7日，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前，发行新股的消息早已为很多人士获悉，消息是怎么提前透露出去的？是谁泄露的？
在小道消息满天飞之后，首先就在深圳之外进行了一场身份证收购大战。买抽签表需要身份证，于是深圳街头遍地都是打电话的人，一个个都对着三江五湖拼命地喊：“赶快寄身份证来！”顿时有的邮局收到的包裹竟是装有重达7公斤的身份证。大量的身份证涌入深圳，特快专递的蓝皮信封满天飞。有的嫌电话联系不可靠，干脆自己搭火车坐汽车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租去借甚至干脆就是买！有个能人从内地一次搞来了7200张身份证，还有一部分人瞄准了身份证“生意”的利润可观，便当上了身份证“收购专业户”。到湖南、湖北、浙江等地农村，以每张20—50元的价格租借甚至购买，然后拿到深圳以100—200元的高价出售。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
全国各地的股民与准股民也开始向深圳汇集。7月下旬开始，各地的股民与准股民便一手提着装满钞票的密码箱，一手提着装满身份证的旅行袋，纷纷南下深圳，其人数之众、势头之猛，现在想来都有些叹为观止。在抽签表即将发售的前几天，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被炒到400元一张，超过正常价格的10倍以上，汽车票甚至炒到了上千元一张，全国各地的股民蜂拥而至。据估计，外地来深圳的股民至少70万人，深圳市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仍容纳不下潮水般而来的人流，致使许多人不得不露宿街头。全国各地的身份证通过租、买、借、寄大量流到深圳。
8月7日新股抽签发售的公告一见报，便有许多人赶到发售网点前排起了队伍，至8月8日，各个发售网点前就已经出现了排队的长龙。8月9日上午8时，遍布深圳市城乡的303个网点开始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各个发售点已是人山人海，能供应50万人的抽签表，实际上购买的人数达120万人之多，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了。
8月8日，多个售表点的排队队伍发生争吵、打斗，市政府成立指挥部，以加强组织协调和维护秩序。
8月9日清晨，在已投入8000名警力仍难以维持各售点秩序的情况下，又抽调1200名武警上岗协助维持秩序。7时半，认购表运达各网点。8点整，在市监察局和工商局工作人员监督下拆封、发售。有些网点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出现多起打斗现象，直到12点才发售认购表。在这个过程中，各医院陆续收到医治被打伤、挤伤和中暑人员。
当晚7时35分，深圳电视台宣布，90%网点的抽签表售完。原定两天销售的抽签表，一天就售完了。
由于发售组织工作存在失误，一些网点发生内部舞弊行为。有的发售点数千人排的长队，只有30多人买到抽签表；有的发售点刚刚宣布卖完抽签表，就有一些“黄牛”手握几十、甚至上百张的抽签表，以每张700—1000元的价格兜售。舞弊现象严重，导致广大股民的极度愤怒和闹事。
8月10日下午5时，人民银行市分行发布通告，宣布原定10日下午6时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时。这一通告犹如一颗火种，一下子就点燃了群众的怒火。他们推测银行推迟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走后门拿有大量认购表的人创造方便，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高价卖出从后门弄来的认购表。于是，表示愤懑、揭露舞弊行为的小字报陆续上墙，投诉、上访蜂拥而来。市长专线接到群众投诉400多个，市公安局接到投诉93个，有5批群众上访。
10日傍晚，几千股民开始聚集、围观，继而打着“坚决反对作弊”、“反对贪污”、“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的横幅，从东门南塘街聚集后，会合宝丰大厦聚集的人群沿着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游行。沿途游行队伍迅速扩充，各销售网点的股民知道后又一批批赶来。晚上8时左右，情况恶化，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并阻塞了深南中路，造成交通中断。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干警。当时游行队伍很快就到了市政府，信号弹都打起来了，他们群情激动，高喊“打倒腐败”、“惩治走后门”，甚至砸车烧车，打伤公安武警人员，秩序相当混乱。晚上9时28分，公安防暴队向密集人群施放了催泪弹，又动用高压水枪来驱散游行队伍。
当天夜里，深圳市政府及有关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增发5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兑换券，每券9月以后可兑换抽签表10张，中奖率不变，并于当晚10时左右出动数台广播车播发了这一决定，事态很快得到平息，11日凌晨，深圳市一些印刷厂开始赶印新股认购表兑换券，下午2时起开始陆续发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等4部门贴出公告：原有的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已经全部发售完毕。印新表时间来不及，故此先赶印抽签表兑换券……对利用职权私下拿券和送券的要从严处理。
抽签表加倍，中签率不变，此举意味着：或是增加一倍上市股票或是每张中签表由买1000股股票降为500股。人们又排队买兑换券，不舍昼夜。
经过4个月的清查，“8·10”风波中股票舞弊情况公布：全市11个金融单位共设300个发售点，有10个单位共95个发售点受到群众举报；从2900多件（次）群众投诉中筛选出重点线索62件，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5个系统20个单位的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群众投诉的62条重点线索现已核查57件68人，属实和部分属实的38件，涉及43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职工10人；党员23人；属金融系统30人，工商系统8人，公安系统4人，企业单位1人。最后被公开处理的“罪大恶极”的9人，其中7人是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
但就在这样的大事件中，有人发了财。
多年后威震股市的唐万新，此时才刚刚发迹。江湖传言，为了把握好此次认购新股的机会，唐万新直接从新疆老家带来5000名自带铺盖和板凳的老乡，大肆抢购了一笔新股认购表，发了一笔财。千军万马之中，自己组建一支五千人的排队大军，以乱军对乱局，战果非凡啊。凭借此役，唐万新的财富额得到了大幅提升，随后，唐又转战西安、深圳、青岛、北京、上海等地。当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相继成立。这一年，后来被称为“德隆系”的唐氏事业的起点。
先签上30个名字
创业之初，俞敏洪为了要办学校，去跑执照的时候，也是动了不少脑筋的，据其描述：
我就开始跑执照，但是我不合格，因为这个需要得到原单位的同意，大家都知道中国法律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就是因为有弹性，下面执行者和行政管理人员有主动权，由于当时有这样的规定，我没有资格领到办学执照，最后我想如果海淀区教育局掌管社会办学力量大权的人如果变成我的朋友就可以拿到执照。当时我既没有贿赂的能力也没有金钱，但是我就非常坦诚，做得比较谦虚，我每个礼拜都会到教育局去一次。他们当时搞不明白我要干什么，四个月以后我觉得和他们混得比较熟了，我跟他们说我要办自己的学校，结果他们说这个不合格那个不合格，后来他们说看你这个人好像不会做出坏事来，后来给了我一个半年的试营业执照，如果半年之后不合格他们就把我这个执照没收，就这样我就拿到了办学的执照，我就搞了一个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后来觉得东方不错，就加了一个新字。
在创业之初，他经常一个人满大街地贴招生广告。数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都结成了冰。有时他冷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然后继续把广告贴下去，“实际上，身体上的痛苦还能够忍受，但精神上的挫折却几乎让我丧失了信心”。
创业起步时，在北京中关村二小一个10平方米、漏风漏雨的违章建筑里，俞敏洪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冬天还未刷完小广告就结冰的胶水桶，什么也没有。当时，俞敏洪是每天早上刷上广告，下午，俞敏洪夫妇俩就在办公室虔诚守候，盼望着来报名的学生。
俞敏洪在办公室守了一个多星期。人来了不少，但是都看看四周，看看报名册，然后又走了，任凭俞敏洪好说歹说，只有三个学生报了名。原来人们有一种从众心理，当时俞敏洪的教学环境并不好，而且报名册上几乎没什么人，人们自然心存怀疑，不会将钱顺利地交到俞敏洪的手里。
为了赢得市场机会，俞敏洪想出了一个高招，他在托福、GRE所有报名册上各填了30个假名字，以招揽那些对他将信将疑的学员到他的学校来。俞敏洪这招果然很灵验，报名的人逐渐变多，很多人一看报名册上那样多人登记在前，便也跟随于后了。
按老俞自己的描述是：
刚开始学生来的时候我分成很多班，招生的时候学生一看到报名册子上面一个人都没有，问问就走了，后来我在每一个班报名册前面写上三十个假名字，很多人一看已经有30个人，我作为第31个也没有问题，后来有人问我你这个算不算商业欺骗行为，我说不算。我说这只能叫做商业运作测算。
因为后来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生确实得到实实在在满意的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