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都察院御史钱沣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两人“贪纵营私”，“国泰于属员题升调补，多索贿赂”，“按照州县肥瘠，分股勒派。遇有升调，唯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州县亏空或八九万两，或六七万两。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
一石激起千层浪，钱沣的一道奏书，令原本貌似平静的山东官场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国泰隶属满洲镶白旗，姓富察氏，系四川总督文绶之子，曾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职，乾隆四十二年被擢为山东巡抚。乾隆三十八年已调任陕甘总督的文绶，因在四川任内庇护纵子为非作歹的阿尔泰，被贬戍伊犁。国泰因疏请同父一起遣戍，得到皇帝的赏识，不仅保住官职，而且很快升为巡抚。
国泰少年得志，为人跋扈，对待属下不以礼节，稍有不当之处则随意喝斥。国泰之父文绶困庇护阿尔泰被罚银八万两，国泰明目张胆勒索属下，代父交纳赎罪银两。于易简则是已故大学士于敏中之弟，虽然也出身宦门(于易简的曾祖于嗣昌曾任山西襄垣知县，祖父于汉翔曾任陕西学政，父亲于树范官至浙江宣平知县，叔父于枋亦是进士出身)，但其生性懦弱，因而同国泰共事也称得上是刚柔相济。在国泰大发雷霆时，于易简竟然奴颜婢膝，“长跪白事”。对于国泰的颐指气使，于易简已经是司空见惯。
对于“性情乖张”的国泰，阿桂、福康安(阿桂当时任军机处首席大臣、内阁首辅；福康安是傅恒之子，时任云贵总督)、和珅等相继向皇帝“密为陈奏，欲以京员调用，消弥其事”，却被皇帝拒绝。因屡闻“国泰在山东巡抚任内不能得属员之心”，“恐其有不法款迹”，乾隆于四十六年正月，特意传谕，令于易简来京讯问。于易简极力保护国泰，说他并无别项款迹，“唯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后言。”乾隆又问及“国泰屡经保荐吕尔昌，有无徇庇交通情事”，于易简回答说：“吕尔昌与国泰均系刑部司官出身，常委审理案件，并无徇庇交通之事。”
于氏何以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国泰紧紧连在一起呢？于易简曾任济南知府，由于国泰的提携而升任山东布政使，此种知遇之恩令其没齿难忘。于敏中逝后，于易简对国泰更为依赖。兼之二人都嗜好昆曲，有时还粉墨登场。据传他们最喜欢演的是《长生殿》，于氏扮唐明皇，国泰饰杨玉环，声色俱佳，惟妙惟肖。这种志趣相投，也许正是于易简力保国泰的另一个原因，即所谓高山流水者是也。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四，和珅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御史钱沣等奉命前往济南“秉公据实查办”。与此同时，乾隆谕令曾在山东查办过盐务的前长芦盐政伊龄阿如实陈奏在山东的所见所闻；命令已升任湖南布政使的前山东按察使叶佩荪据实陈奏国泰贪纵营私之处，不得稍存徇隐、回护；又责令由国泰推荐升任安徽按察使的原济南府知府吕尔昌交待“如何与国泰交结”，“毋许丝毫欺隐”。
关于和珅的济南之行，在私人笔记和野史中多有描述，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国泰系和珅私人，“素奔走其门下”，在承办此案时“和珅阴袒国泰”，此其一；和珅在查办国泰勒索属下、山东州县亏空之前，派人给国泰送信，令其“挪款备查”，此其二；在清查历城县库银时，和珅力主抽查不是“全数弹兑”，此其三。
和珅在政治舞台的崛起，是乾隆四十年以后的事情，早已入仕多年的国泰在和珅发迹之前即已在山东任职，先后担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即使国泰有奔走和珅门下之意，也很难克服这种地域上的阻隔。退一步说，即便不存在地域上的不便，像国泰这样一个少年得志，为人气盛的贵胄子弟，能否曲意逢迎和珅，也是一个未知数。更何况那些野史杂记也未能对国泰如何奔走和珅门下，作较为详细的介绍。因此，关于国泰奔走和珅门下之说，十之八九是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产生的推论。然而官场是相当复杂的，贪官污吏之间彼此倾轧、互相弹劾绝非个别现象。曾以发动庄氏明史案而臭名昭着的前归安知县吴之荣，与原浙江粮道李廷枢，就曾因互相参劾对方犯贪而双双入狱；乾隆年间肆意侵渔的贵州巡抚良卿，参劾咸宁州知州刘标侵吞炼铜工本银四万余两、铅七百余万斤，而与刘标关系密切的粮驿道永泰却弹劾按察使高积、原巡抚方世隽、现巡抚良卿屡屡勒索属员，“直索金银”，彼此揭短时有发生。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当乾隆令和珅、刘墉、钱沣等前往山东查办国泰一案时，钱沣先行一步，“微服止良乡，见干仆乘马过，侦之，则和遣往山东也。记其貌，伺其还，叱止之，搜其畔，得国泰书，具言已挪款备，中多隐语，立奏之。”萧一山先生在《清代通史》中论及清代中衰的原因——官吏贪黩时，也引用了这条野史资料。但这条资料实在是编得并不严谨的演译，绝无史料价值。
据有关档案记载，和珅、钱沣一行是四月初四奉上谕出京，四月初八抵达山东济南的。在这四天的时间里，不可能乘马从京城到济南往返一次，更不要说钱沣还要在其回京的途中将其截获，然后再于初八赶至济南。
据档案记载，在乾隆四月初四的上谕抄发后，的确有人派仆人去山东给国泰送信，此人就是国泰之弟国霖。国霖供称“在门上当差，听说钦差驰驿出京，又听说发了抄，还有一个姓钱的御史跟随同往”，“我实在是初四日听见钦差驰驿前往涿州、德州、江省一带有查办事件。因我母亲现于上月二十五日起身到我哥哥任上去，有年纪的人行路迟缓，恐怕还该在途中。德州是山东地方，倘有干系我哥哥的事，母亲在道上听见害怕，所以差套儿(国霖家奴仆)赴东，与母亲请安，并叫他探听钦差查办德州信息，如没有我哥哥的事就迅速回京。”
另据套儿供称：初四日自京起身，初七日到山东省，“路上遇见大爷(指国泰)接钦差，我请了安，大爷问我‘你来做什么？’我说‘二爷(指国霖)打发我来替老太太请安，恐老太太听见有钦差来害怕。”然而套儿并未到国泰官邸给老太太请安，而是“回到德州住了两日，打听山东省城有什么事，到十四日听说我大爷已查抄拿问了才回来”。
正像办案人所分析的：“你既到山东，你大爷为何不留你在那里，这不是怕你漏出马脚致事情败露吗？”国泰在四月十七日的口供却对套儿送信予以否认：“我于初六日接德州驿站上报单得知，钦差赴江省一带公干之信，约于初八□□(原档有残)，可过齐河，我恐路过盘查，是以叫藩司将县库□(原档有残，笔者注)生查办。至我兄弟差来家人套儿，我于初七日出城恭请圣安，在途中遇着他，说系我兄弟差来给我母亲请安，并说有钦差往江南查办事件，不知山东有应办的事件没有，京中不知信息，甚是害怕，叫来探听探听，就回去告知好放心。我即向他说，钦差现在就要到了，倘有路过东省查办事件，你适自京来，恐有不便，就叫他回去了，并非我兄弟差来送信。”
不排除国泰有为国霖开脱之意。在一年前乾隆就曾传谕布政使于易简来京，询问国泰操守如何，此后不久乾隆还特意“将询问奏对缘由，传谕国泰，令其知所警惕，痛加改悔，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凡事宽严适中，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若伊拳朕此旨，即自知猛省，随事留心更改，将自可长受朕恩，为国家好大臣，岂不甚善。若再不知改悔，或因此转加模棱，不认真办事，是伊自取咎戾，朕不能为国泰宽也。至于易简既奏并无别项款迹，将来或经发觉，或被访闻，不特国泰罪无可辞，即于易简亦有应得之罪。”
心里有鬼的国泰不会体会不出这份上谕的分量，因而当他从驿站报单得知钦差欲往江南公干，立即预感到此行的真正目标很可能就是济南，套儿的到来不过更加证实事态的严重。国泰遂把存在济南府里的“交州县变卖物件银子”，用以弥补历城县亏空，令该县郭德平向冯埏(原济南知府，时任漳州知府)府库要去四万两银子，以掩饰罪行。
因此，从档案记载可知，派人给国泰送信的是其弟国霖，在德州打听钦差意向的是其家人套儿，上述诸事同和珅并无瓜葛。
关于清查历城县库银一节，《郎潜纪闻》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时和珅柄国，而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人皆为通政(指钱沣)危。及抵境，和珅已授意国泰弥缝，辄以危言相恫喝。刘文清(指刘墉)深知其弊，常与通政密商。比到省盘查，则和先扬言不用全数弹兑，抽查至数十封，无短绌，和即起回馆舍。通政请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则多系圆杂色银，盖借诸商贾以充数者，因诘库吏，得其实。遂出示召诸商贾来领，大呼曰：迟来即入官(即没收归公)！于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复往盘他府亦然，案遂定，和亦无如何也。”
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关于乾隆的传记，有不少引用上述传闻，诸如“国泰早已知查仓盘库之信，急忙向商人勒借银两，存放库中”，钱沣细心观察，发现取出验证之银，每锭的重量多少不等，成色不对。“钱沣了解到借商银充库之情，便遣人宣告于众，如被借银存于库中的商人，不将银呈官报明请求归还，则将尽没收其银”，“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数，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将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之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等。然而，史实是否如此呢？
据和珅、刘墉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给皇帝的奏折中所言，盘查历城县库的情况是这样的：
“臣等即同诺穆清、钱沣并随带员司前赴历城县库彻底盘查，按款比对，逐封弹兑，查得该县应储库项银数虽属相符，但内中颜色搀杂不一。又将仓谷逐加盘验，计缺少三千余石。据该县郭德平称：自仓廒坍塌，谷石霉烂，恐新任知府到任盘查，是以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及传刘玉昆到案质证，坚不承认。臣等复诘郭德平，看其语涉支吾，甚多疑窦，恐有预闻盘查信息，挪移掩盖情弊，遂严讯藩司于易简。据称：本月初六日，巡抚国泰闻有钦差前来公干之信，就对我说：历城现有亏空，若来盘查，恐怕破露，我有交州县变卖物件的银子在济南府里，叫他挪动，暂且顶补便了。郭德平就向冯埏署中要了银四万两归入库内。臣等又讯问于易简，此项交州县变价银系属何款？据称：国泰借办买物件，巧于婪索，交州县办了物件，随意发些价值，又将所办物件另定高价，勒交各州县变卖，各州县按件交银，俱是冯埏经手，是以存府等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