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历城库项亏缺挪移掩盖情蔽显然……遵旨讯问臬司梁肯堂，据称：国泰勒索属员银两实有其事，俱系济南府冯埏经手等语。臣等即传到原任济南府调任漳州府冯埏，严加究诘。随据冯埏将以上情节供认确凿，矢口不移。又讯，据历城知县郭德平所供：县库亏缺，又将国泰交存首府银两挪移顶补臣处。与于易简、梁肯堂、冯埏、郭德平各供诘讯国泰，始犹狡唇，不肯据实承认，后令于易简、冯埏、郭德平当面质证，国泰方肯供认前情。”
由此可知，清查历城县库只有一次，而且是“按款比对，逐封弹兑”，并非像《郎潜纪闻》所言先后盘查两次，第一次只“抽查至数十封”，第二次才“彻底拆封”；国泰用以弥补亏空的银两，系存在济南的勒索各州县的银两，并非“借诸商贾以充数者”，更无“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的场面。《郎潜纪闻》的作者之所以有“借诸商贾以充数”之说，很可能是据郭德平所供“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的伪证演绎而成。
查办国泰勒索属下、山东州县亏空一案，完全是按照乾隆的布置进行的。该年四月初六，当和珅、刘墉一行抵达献县时，接到皇帝追发的谕令，其指示如下：
“朕转思，维折内所称仓库亏空多至八九万不等，和珅等到彼时迅速逐一比对印册盘查，自无难水落石出，此事尚属易办。至各属以贿营求，思得美缺一节，不特受贿者不肯吐露实情，即行贿各劣员明知与受同罪，亦岂肯和盘托出？即或密为访查，尚恐通省相习成风，不肯首先举发，唯在委曲开导，以此等贿求原非各属所乐为，必系国泰等抑勒需索，致有不得不从之势。若伊等能供出实情，其罪尚可量从末减，和珅等必须明白晓喻，务俾说合过付确有实据，方可成信谳。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和珅等唯当秉公查究，据实奏闻。”
国泰一案尚未办理，乾隆就已有网开一面之意，他并不愿意像处理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冒赈案那样来办理山东亏空案，甘肃冒赈案使得该省从上到下来了个大换班，地方机构一度陷于瘫痪，为重新组建从督抚到州县的官僚体系，乾隆煞费苦心。显而易见，皇帝并不想把山东当作第二个甘肃。因而他一再强调“东省各州县被上司抑勒需索，原与甘省之上下通同一气，公然冒赈殃民有间，此朕之不为已甚之心，和珅等自能遵照妥办也。”
四月十九日，乾隆再次谕令和珅、刘墉：对钱沣所指参之三州县“必逐一严查，务使有无虚实，毫无隐遁，方成谳狱。至通省州县之亏空人数众多，且出自国泰之抑勒，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着明兴(新任山东巡抚)详查妥办，酬量轻重，与以二三年之限，令其自行弥补，此系朕格外施恩。若众人不知感知惧，仍复因循延宕，是伊等自取重戾，不可复宽，着明兴严参按律从重治罪。”责令州县官员在两三年之内自行弥补亏空，这是乾隆不兴大狱的前提。
根据皇帝的部署，和珅、刘墉对国泰、于易简进行严讯。据曾任历城知县的陈珏供称：“我于四十三年三月因俸满，要请咨(即平级之间的公文)赴部，在省守候了五个月，国巡抚总不给咨，我只得措办了一千两银子，交吕尔昌处。又上年，我因公上省，又值国巡抚要人帮费，我又措办银一千两交冯埏处。”又据许承苍供：“我于四十二年在胶州知州任内，因公赴省，国巡抚屡次要我找寻物件，只得寻了嵌玉罗汉屏一座，那时于藩司(布政使又称藩司)作济南府，系他经手，对我说屏看中了，叫我垫银买下，后来巡抚只发银一千两，我赔了一千二百两。后又代买玉桃盒一件，赔银一千五百余两。至四十六年，国巡抚要人帮费，我又派银二千两，交冯埏收存。”经查证核实，由冯埏收受的银两就有八万两。
乾隆认为，于易简有无勒索劣迹，对于易简生死攸关，“尤当严切讯究，务使水落石出”。在审讯中，于易简“坚称实无其事”，虽经“密行访查”，“传集在省各员，逐一提问”，仍未查到真凭实据。据冯埏、郭德平等供称：“于易简在藩司任内，诸事不能主持，一味迎和巡抚，人人都不怕他，且都鄙视他，谁肯送银给他呢……至于年节送些水礼、尺头蟒袍等物这是有的。”和珅、刘墉“复提于易简管门家人刘二，严行讯究”，据刘二供称：“我在门上，一切事件俱系我经手，地方州县们有从京中来省的，有从本任上省的，及时年节下、本官生日，他们也有送水礼的，也有送几件绸缎蟒袍的。”对于是否接收“馈送银两一节，反复研究，加以刑夹，刘二坚供并未经手。”
为此，乾隆令两江总督萨载调查于易简在原籍金坛的财产，萨载亲自去金坛传讯于氏族人，据其族人供称：于易简的父亲在分家时“分得厅旁瓦房十一间”，由其长嫂居住，于易简自幼随兄于敏中在京，从未在原籍买过房地，也从未把银两带回“托人运营生息，或于他处置买田产”。
乾隆又令钱沣与于易简当面对质，据钱沣讲，关于于易简“婪索属员之事”，“得之传闻，不能指实”。御史享有风闻言事之权，但最终定谳要有确凿证据。皇帝在御览上述供词后言道：“于易简实系庸懦卑鄙不堪之人，甘心隐忍，曲意奉迎，是以通省属员共相鄙薄，不肯送给银两。所奏各供自系实情，此案大概已有根据，不过如此。”
经和珅、刘墉详查，山东省各州县亏空银两累计达二百万，造成该省亏空如此严重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除国泰勒索外，还有承办差务、公益事业及境内战事得不到奏销等原因。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镇压王伦起义(乾隆三十九年)及修浚河道。曾任历城知县的许承苍就有如下一段供词：“因剿捕逆匪王伦，承办军需，挪用库银一万八千八百两，”“后止准销五千一百两”。继任周嘉猷因挑浚河道，挪用库银一万五千两，至王元启继任后又因“雇办差务车，挪用库银四千五百两”，至此历城亏空已达39800两。曾任东平知州的白云从也在供词中言道：“因剿捕逆匪王伦，承办军需及泰山庙工共用银一万九千两。”继任者洪鸾“接受前任亏空银一万九千两，又本任内承办挑挖东坝淤河，挪用库银五千九百九十余两”。此后任知州的李瑛因“任内办理差务及修坝栽树共挪用库银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九两”，东平州亏空累计已达43249两。不排除各级承办人员乘机从中渔利，大饱私囊，但上述公务的确是造成亏空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乾隆却不肯接受承办军需之说，在五月初八的上谕中写道：
“据刘墉等折内所称，该州县等亏空系由从前办理逆匪王伦滋扰案内，因公挪用，以致各有亏缺银三四万两，若果如此，该省抚藩等何以不将各该处情形早行据实入告，以致辗转因循，使库项久悬。况凡地方公务应用钱粮，朕从无不格外加恩，准其开销，即如两金川平定后，凡军需奏销，经部指驳，仍令川省承办军需大员，详细查明，切实具奏，即特降恩旨，概予准销，或径行豁免，动以千百万计，此天下所共见共闻者。东省各员办理逆匪一事，若果系实用，该抚等即应奏请开销。设竟有因地方有事，藉端浮冒，侵蚀入己之处，则昧良已极，必当查明参奏，从重治罪，何竟转为隐循耶！总之东省亏空皆由国泰、于易简，一则恣意贪婪，一则负心欺罔，以致酿成其事！”
事实上，平定两金川与平定王伦起义有很大差别。前者系朝廷对试图称霸一方的土司势力所进行的战争，四川各级官吏从督抚到州县，是奉旨办军需，即使开销过大，在奏销时一些费用被户部“指驳”，仍可由皇帝“特降恩旨概予准销”；而后者则系地方官吏对境内秘密结社稽察不力所致，清水教主王伦自乾隆十六年即加入该教，以行医为掩护传教收徒，在20多年的时间里徒众“遍诸各邑”。从乾隆三十九年春，王伦即着手策划起义，令各地教徒集中到兖州、东昌进行训练，由精通武艺的教徒范伟、孟灿、乌三娘等教习枪棒。直至该年五月，寿张知县沈齐义才得到清水教主王伦聚众演武、筹备起义的风声，慌忙“移文阳谷协擒”。由于衙门中的胥吏大多已入清水教，王伦立即得到消息，遂提前发动起义，连克寿张、阳谷、堂县等地，旋即突然兵临临清，一举攻克临清旧城，致使漕运一度中断。时任山东巡抚的徐绩不胜惶恐，自然不敢以实上奏，极力掩盖义军势如破竹的真相，希冀大事化小。继任山东巡抚杨景素，在该年十月走马上任，清军于数日前克临清，上任伊始即忙于清理几乎夷为平地的城池，搜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王伦，有关军费开销只能依据余绩的估算上奏，致使很大一部分不在奏销之列，成为地方财政难以承受的负担，竟至作为亏空由上任传给下任，一拖就是八年。
担任地方官20多年的刘墉深知其弊，故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详细援引历届官员的口供，以期使皇帝意识到，当年平定王伦起义，的确留下一笔未予奏销的银两转化为亏空。据郭德平供称：“我曾任章丘知县，上年六月(即乾隆四十六年)，国巡抚要调我历城，我再四力辞不允。后又逼勒出结，这是通省官员都知道的。至亏项四万两实系历任各员辗转留遗交待下来的。”曾任历城知县已升濮州知州的陈珏供称：“我于四十一年调任历城，交待时，见前任知县许承苍亏数甚多，我原不肯接收，面同济南知府李燕禀明国巡抚，国巡抚吩咐说：此项借系有着，你只管接受出结，我将来自然催办发还。”另据已升任临清知州的许承苍供称：“我于三十九年在历城县任内承办临清逆匪一案，一切差使奉札，先提库项应用，实用银二万五千两，后止准五千一百两，仍未蒙给，是以我任内原有些悬项未清，至现在亏至四万两，我实不知道。”由此可知，历城承办军需有一万九千九百两未能核销，占全部军费的79．65％，即使予以核销的20.35％也未能落实到县，在所亏空的四万两中有二万五千两是军需费用。
乾隆之所以不愿正视上述现实，即在于他不肯承担酿成亏空的这部分原因，故其在上谕中一再强调：“凡地方公务应用钱粮，朕从无不格外施恩，准其开销”，“总之东省亏空，皆因国泰、于易简”。但从有关档案材料可以证实，国泰的勒索并非是各州县亏空的唯一原因，只是乾隆执意坚持这一点而已。
尽管于易简未勒索属下，尽管乾隆在以前的谕令中也曾强调“于易简有无婪索属员劣迹”关其生死，然而当最终对他们量刑时，于易简同国泰一样被赐令自尽。乾隆的确有些食言，在他的心目中仍旧摆脱不了重满抑汉的阴影。
对于和珅、刘墉的山东之行，皇帝相当满意。他们在办案的过程中秉承圣谕，遵旨而行，既处置了国泰、于易简，又维持了统治秩序，因而和珅在回京后，立即“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刘墉则被授予代理吏部尚书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