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终极目的就是“制胜”。树立了自己的远大理想和追求的目标，就能产生强大的前进动力。有了必胜的信念，才能增加必胜的信心，才能在前进中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战胜挫折和失败，最终让理想变成现实，到达成功的彼岸。
决策之前，搞清状况
昆曲《十五贯》很有名，讲的是苏州知府况钟断案的事。况钟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
明宣德五年(1430)，况钟担任苏州知府。那时候苏州府的税赋繁重，豪族官吏更是营私舞弊，弄得苏州民不聊生。况钟到任，第一次升堂办事，便有大堆公文等着他处理，况钟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左右请教，都照他们的意思去处理。这样一来，府衙的官吏们十分高兴，以为这个新来的知府不过是个糊涂虫。
过了三天，况钟把府衙的官吏们召集起来，厉声说：“那天我升堂，我什么事都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不识好歹，阻挠该办的事，不该办的事偏让我按你们的意见办。你们这些家伙，长期以来，就这么营私舞弊吗？你们的罪行早该处以死刑了。”
说完，把几个为首的奸吏揪了出来，当场捶杀，并把那些贪虐庸懦者全都斥退。这一事件震动了苏州府，此后，官吏与老百姓，个个遵纪守法，吏治清明。况钟在位期间，兴利除弊，不遗余力，苏州百姓奉若神明。
况钟刚到苏州任职，因为不热悉情况，所以先保持低调，使那些奸佞放松警惕，他则暗中了解情况。了解透彻后，他处理问题准、稳、狠，让所有的奸吏都害怕他。
做重大决策之前，一定要搞清楚状况。春秋时鲁国的“曹刿论战”也是一种前期调研。齐国攻鲁，曹刿想为国效力，他去见鲁庄公，问庄公拿什么来抵抗齐军。
庄公说自己平时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都与人共同分享，人缘还不错。曹刿说这点小恩小惠，怎么好意思提呢。庄公挺不好意思，又说自己从不忘祭祀神灵。曹刿又说，现在这种状况，神帮不了您的忙。庄公又说，自己说是尽心尽职合情合理地处理百姓的事。曹刿这才点头，说这倒是件得民心的事，看来可以与齐国打上一仗。
曹刿做的就是战前的调研，看庄公得民心与否。不过他的调研在今天看来很粗放，既没有数据又无法用什么来衡量，无法量化，现在的调查公司比他要专业得多了。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兵朝鲜之前，除了美国兰德公司对这次战争进行的战略预测之外，还有欧洲的一家名叫德林的公司，不惜倾其所有，花巨资研究了有关朝鲜战争的问题。经过研究分析，该公司认为：如果美国向朝鲜出兵，中国也一定会出兵；如果中国出兵，美国注定要失败。
这一份研究报告的结论只有：“中国将出兵朝鲜”这几个字，还附有380页的研究报告。在朝鲜战争爆发前8天，德林公司想把这一研究成果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但美方认为价码太高而没买，最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我们后来所知，美国盲目出兵朝鲜，中国马上派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让美军惨败。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不重蹈覆折，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仍然花280万美元买了德林公司的这项研究成果。大型跨国企业在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或者是开展一个新的项目之前，总是会不惜代价进行市场调研、整体策划、可行性评估等前期准备工作。如此一来，尽管前期耗资很多，可随后的发展便往往是一马平川。
为了省钱而不做市场调查，只凭感觉做决策，结果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阻碍，导致进退两难。切记：该花的钱不能省！
眼界决定境界
西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中大夫贲赫上告淮南王黥布造反。高祖派人查验有据，召集诸侯问道：“黥布反了，如何办？”
众诸侯都回答说：“发兵将他小子灭了，还能怎么办！”汝阴侯胜公私底下问其士客薛公说：“皇上赐爵让他尊贵，分地封他为王，面南而称万乘之主，他为什么谋反呢？”薛公说：“施必须反！皇上前年杀彭越，去年诛韩信，黥布和此二人同功一体，自认为祸将及身，所以谋反。”
胜公对高祖说：“我的士客故楚国令尹薛公，他足智多谋，可以问他。”
高祖于是召见薛公，求问对策。薛公为高祖分析形势，他说：“黥布谋反并不奇怪。黥布有三计，若用上计，山东之地就不是汉朝的了，用中计，难分胜负，用下计，陛下可以安枕无忧。”
高祖问：“上计怎么讲？”
薛公说：“东取吴，西取楚，北取齐鲁，传檄燕、赵，然后固守，山东之地即非汉所有。”
又问：“中计怎么讲？”
薛公说：“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则胜负难测。”
又问：“下计呢？”
回答说：“东取荆，西取下蔡，以越为后方，自己守长沙，则汉朝无事。”
高祖说：“那黥布会用哪一计？”
薛公说：“黥布以前是骊山的役徒，如今为万乘之君，他只会明哲保身，不会为天下百姓考虑，所以只会用下计。”
高祖说：“好！”于是封薛公千户，亲自领兵攻打黥布。
结果亦然，黥布用薛公说的下计，东击荆，荆王刘贾死于富陵(今江苏洪泽县西北)，劫其兵，渡淮水击楚，将楚军打败，然后西进。同高祖兵在蕲(今河南淮阳县)相遇，汉兵击破黥布军，黥布渡淮水而逃，最后和一百来人逃至江南被人杀死。
薛公显然是把黥布看透彻了，算计得确切。黥布的确鼠目寸光，手下又没有出色的谋士，无法成就什么功业。
人们常说，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想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就要站在更高的地方。正所谓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多看、多听、多接触新事物。死脑筋的人不适应社会，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绝不是危言耸听。
1993年的时候，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同大邱庄的禹作敏曾有过多次接触。一次禹作敏问：“永好啊，我不懂，你如何管理在国外的哪些工厂？我在外地办工厂都亏损……”刘永好说：“我没调查，我需要看一看。”
回来之后，刘永好的感觉就是：禹作敏在大邱庄时间呆得太长了，所以他在中央电视台讲大邱庄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他说大邱庄的小伙子要娶美国的媳妇，他讲大邱庄的农业已经超过了美国。他失败的根源是——眼界太小，成为坐井观天的青蛙。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不管你现在是不值一文，还是富可敌国，你都要看到世界上比你强的还有很多。只有开阔的视野，进取的精神，才能最终成就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目标要分段实施
战国时，七国争雄，秦国势力加强，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终于一统天下。秦国以一国之力翦灭六国，这是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
汉代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一文中，纵观秦国自孝公以来发愤图强的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秦国的发展路程。秦孝公在商鞅的辅佐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是以秦国夺取了魏国在黄河以西的土地。
孝公死后，武、惠文、昭襄三代国君又西举巴蜀，南取汉中，并向东扩展，让各路诸候非常害怕。六国多次合纵抗秦，但难成体统，最后往往以割地赂秦而告终。
秦始皇即位以后，才正式拉开了灭大国的大幕。他先从最弱小的韩国开刀，然后由近至远，从南往北：先三晋，再荆楚，再燕齐，逐渐消灭六国。
秦国的统一大业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国的历代先君其实已为秦始皇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了实现统一六国这个大目标，就要先实现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大事业就是这么做成的，任何事情都是聚少成多，由小到大的。
在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面对艰巨的任务或远大的目标。不要有畏难情绪，我们可以把大目标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然后各个击破，不知不觉间，那个大目标就实现了。
日本人山田本一曾两次获得马拉松世界冠军，有人问他成功经验，他介绍了“分阶段实现最终大目标”的经验。
在每次正式开赛之前，山田本一都乘车沿马拉松路线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然后，自己筹划一下这40多公里全程分几段？每段怎么跑？每个阶段终点的标志是什么？是教堂？大银行？大宾馆？还是红房子、电视塔等等。开赛枪一响，他就如同箭在弦上，以超过规定速度奔向第一阶段的目标，到达第一目标后，又用第二阶段的规定速度奔向第二目标。40多公里的马拉松全程被他分割成10多个小段，且规定了每个小段的最低速度。这样跑完全程就会感到非常轻松。
目标无论有多么困难，若你能把它分成容易实现的小目标，你就能获得实现大目标的信心和力量！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孔子少有远志。他说：“吾十五有志于学……”长大以后，他做过管理仓库与牧场的小官，并做得很有成绩，受到了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晋升到了士大夫阶层。
那时候，周天子地位衰微，诸侯专事征伐，天下礼乐崩坏。孔子立志救世，建设一个充满仁爱、天下一统，用礼法维持的有秩序的美好社会。
他在50岁的时候，做了鲁国的中都宰，这让他有机会实施自己主张。任职才一年，就把中都治理得非常出色，四方的官吏都去向他学习。后来，他升做大司寇，并代行国相，参理国政。只三个月，鲁国就变化很大，商人不再哄抬物价，百姓恪守礼法，社会稳定。这期间他还为鲁国做成两件大事：一是他在齐、鲁两国君主会盟时，使强大的齐国归还了侵占的鲁国领土；还有一件是拆毁了鲁国三个权臣中的季氏和叔孙氏的城池让鲁君的地位得以强化。孔子参与国政的时间不长，但是他的“救世”，却做得很见成效。
此时，齐国怕鲁国的强盛不利于自己，就向鲁君送“女乐”，使鲁君无心治国。孔子见自己的理想在鲁国已无法实现，就决心带领学生到其他国家，宣扬自己的救世主张，谋求其他诸侯的任用。
那时候，各诸侯国几乎都是由权臣和大氏族执政，他们怕诸侯任用孔子，威胁自己，都极力排斥他，有的人又害怕别国任用孔子，不利于自己国家，还加害于他。
孔子到卫国后，有人带着手持兵器的吏卒来恐吓他；楚昭王打算任用孔子，给他封地，遭到令尹(即国相)子酉竭力反对；孔子到宋国讲道习礼，司马桓魃派人害他。孔子还数次受到围攻，差点儿送了性命。他在各国之间奔波，历尽艰辛，席不暇暖，但始终坚持理想，就算是身处绝境，也从不气馁，决不屈服。
有一次，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到两国大夫的围攻，多日没有进食，他的学生连饿带病，都倒下了，孔子却依然弹瑟吟唱，毫不灰心。学生们看到孔子身处逆境，却依然坚定乐观，都非常敬佩。颜渊说：“我们老师的理想，不为世人所理解，但是老师却仍然竭尽全力地推行，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啊。”
有一些隐者，自以为是看透世事的“达人”，讥笑孔子是热心救世，说他是在做根本做不成的事，所以到处碰壁，如一条丧家之犬。还劝说孔子的学生不要继续追随老师，也去归隐山林，等待清平盛世的到来。孔子教育学生说：“不要与兽共处，若天下太平了，我就不会同你们一起去改变这个世道了。”
孔子在各国奔波，常常寄人篱下，处境非常困难。他到齐国以后，齐景公打算赐予他廪丘作为食邑，他却坚决推辞没有接受。他对学生说：“我劝景公听从我的主张，他不听从，却要赏赐给我廪丘，太伤我心了。”他的最高理想是救世，不是贪图荣华，孔子就离开了齐国。
孔子周游列国14年以后，见自己的主张不能为诸侯所用，就回到鲁国，从事教育。他打破传统，在平民中招学生，培养了很多有才学、有品德的学生，当中的一些人被诸侯所任用，这些学生继承老师之志，奋斗不息。
孔子为救世奋斗一生，大志未成，但是他忧国忧民，为理想执着奋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崇高精神，成为后人的典范。
孔子成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就是因为少有大志。
刘勰贫而有志，写成千古名着。刘勰是南北朝时梁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的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早逝。尽管刘勰家中极为贫穷，但他笃志好学，博经通史，认真攻读。因为收入甚少，也自然娶不起媳妇，平时的生活也大多依靠寺庙的僧人供给。虽然这样，他撰写的文学理论巨着《文心雕龙》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是他忍受贫困发愤而成的大作。
刘勰生活的南北朝时期，盛行门阀制度，出生决定地位。像刘勰这样出身贫寒的平民子弟，在当时自然无人知晓。以刘勰这种社会地位，《文心雕龙》写成后，不为人知，不足为奇。可刘勰却十分自信，深知自己着作的价值，决心设法改变这种局面。
沈约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声望非常高，刘勰想借他评定此书，来赢得声誉。但沈约身为名流，刘勰一个贫寒的读书人，见一面如登天一般难。刘勰聪颖过人，想出了一个主意。
一天，刘勰事先打听到这天沈约有事外出，便背上自己的书籍，装成街头卖书小贩，早早等候在离沈府不远的路上。当沈约乘坐的马车经过时，刘勰乘机兜售。沈约本来就喜欢书，当即停下车来，顺手取过一阅，见是新书，便随手翻看起来。
这一看，沈约竟被深深吸引住了，立刻买了一部带回家去，放在案头认真阅读。在以后上流社会举行的聚会中，经常向人推荐。当时文坛人物见沈约对《文心雕龙》这样推崇，争相传看，群起仿效，刘勰很快便名声大噪。
刘勰是贫而有志的典范，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着书立说上，真正地做出了他的一番事业。刘勰如果不能忍贫，或者怨天尤人，或自暴自弃，或是攀附权势，整天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就不可能有这样一部《文心雕龙》留传于世，所以立志是成就事业的前提和基础。远大的理想是动力的源泉。人要为自己设计理想，懂得去想像，它能够给人以希望，激发人们瞻望未来，增强信心，克服困难，让人产生强大的动力。自古成大事者，没有一个是没有崇高理想而自然成就的。所以，理想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
苏洵二十七岁立大志，奋斗二十余年终于成才。苏洵原是北宋着名的散文家，他与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都凭借文学上的成就享誉天下，被后人称为宋代“三苏”。
苏洵在27岁那年的一天，正如往常一样随手翻书阅览，无意中发现一篇关于古人爱惜时间、刻苦攻读的故事。细读一遍，感到这故事很生动，又复读了一遍，更加感到有意义，于是他反复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他觉得这故事好像是专为自己而写，不由得心中发出感叹：“时光无情地飞逝，我已是而立之人，自己虽然写过一些文章，却都是些平庸之作，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他想：现在不努力，更待何时！从这时起，苏洵便开始发愤苦读。经过一年多时间，他觉得自己学习进步很大，就匆忙地参加录取秀才与进士的两场考试，但两次考试都落了榜。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不过，他很快重新振作起来，但他陷入沉思，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