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尹嘉铨在他的着作中写道：“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怎么能让天下服我？”他的意思是，朋党往往以门生和座师的关系为纽带形成，反朋党的结果势必削弱“父师之教”，不利于皇权独尊。乾隆帝认为他有意与皇考世宗(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唱反调，况且“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尹嘉铨推崇“父师之教”，来提倡讲学，反以朋党为是，不知居心何在？
其次，尹嘉铨仿照南宋朱熹的《名臣言行录》，也编一本《名臣言行录》，把清初以来的名臣，如高士其、高其位、鄂尔泰、蒋廷锡、史贻直、张廷玉等人都放在上面。乾隆帝认为，以本朝人标榜本朝人物行不通，列若，他的子孙自然感激，不者，他的子孙就会抱怨，如果结为恩怨，门户、朋党之风就会复起。此外，朱子编《名臣言行录》是在宋朝南渡衰微的时候，而今国家全盛，乾纲独断，哪里还有什么“奸臣”与“名臣”这个说法，乍一听很难理解，细细品味又不难明白乾隆帝的逻辑：朝廷上有奸臣擅政，自然衬托皇帝的昏庸无能，而若有名臣，也证明皇帝很不够格，来能大权独揽，还要外人相助。
再次，尹嘉铨在所着书籍中把协办大学士、大学士称为“相国”，虽是习称，无关宏旨，乾隆帝却挑剔说，宰相之名从明太祖时已废置不用，本朝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至朕临御四十六年以来，权柄不移、太阿在握，没有任何事受过大学士的襄赞？他还通过这件事郑重告诫后代，都要以他为榜样，不许倚靠大臣。
从尹嘉铨的着作中，乾隆还挑出不少问题。如尹嘉铨模仿孟子“为王者师”的说法，在书中写有“为帝者师”四个字，乾隆说他学问浅薄，让大臣们评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
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巧乾隆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古稀”垄断了。年到七十的尹嘉铨却不知眉高眼低，也以“古稀”自号，结果被训斥为“妄”。像如此类的莫须有罪名还有许多，不过是为杀尹嘉铨多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九卿、大学土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也受株连。托辞是他“托名讲学，妄比大贤，谬多着述想欺骗边人，又复妄列名臣，混淆视听，隐启朋党之渐还妄称‘古稀老人’这一些社义咬开切齿”。
乾隆命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嘉铨着述共八十二种，其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都铲削磨毁。这次查缴工作，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到当年十二月才基本结束，可见历时之长久。刘墉正是按军机处开列的尹嘉铨着作书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搜缴活动的，只不过他搜查的范围比规定的八十二种更为宽广。根据他在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所上《奏为重缴应毁遗书事折》，他这次上缴书共计一百五十九种三千四百余部，并表示“现加意查缴，以期净尽，此后如有续缴书籍，照旧校阅解缴”。并称“湖南省志及府州县志书悉经磨勘，只要应行芟节之处，都逐条删削抽换另刊”。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卖力。
因此，刘墉在乾隆大规模查缴、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书籍活动中，是承风希旨、尽职尽责、竭诚效忠于乾隆，认真落实政策，参与制造打击文人学士的恐怖活动，留下了无法推脱的罪责、难以换回的遗憾。
所谓一鼓作气，是指一定要把棘手的问题从头到尾搞得清清楚楚，此法见效虽快，但是常会惹出许多矛盾。但往往这样的人才是让人敬重的人。
认准目标，大胆出击
敢做敢为的人常说：“我总有机会！”失败者的借口是：“我没有机会！”失败者常常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机会，是因为没有成功者垂青，好的机遇让别人抢走，等不到他去竞争。
可是有眼力的人决不会找这样的借口，他们不等待机会，也不向亲友们请求，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机会。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亚历山大在一次战胜后，有人问他，是否等待机会来临，再去进攻另一个城市，亚历山大听了这话，竟大发雷霆，他说：“机会？机会是自己创造的。”创造机会，便是亚历山大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因此，只有去创造机会的人，才能成就功业。
一些总是在等待机会的人是不会有机会的。一切努力和渴望，都可能因等待机会而付诸东流，而那机会最终也不可得。
有人认为，机会是成功的钥匙，一旦有了机会，便能稳操胜券，走向成功，但事实并不这样。任何事，就是有了机会，也需要不懈的奋斗，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刘墉调任江苏学政，对该省吏治风俗多有观察，敢于揭露其中的弊端，提出很多建议都让皇帝感兴趣。
作为清代学术与文化的中心，这里的风土人情以及他们对朝廷的态度，直接关系着清朝统治能否获得稳定与加强。所以，历代皇帝和大学士对该地区都非常重视，康熙和乾隆六次南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笼络东南土民，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
乾隆时期，大学士尹继善在东南地区长期担任总督与巡抚，有27年，其原因在于尹继善精于文学，善于通过以文会友和文人学士联络感情，因而深获当地士人的拥戴，他在东南的政绩成为文治政策的典范之一。
江南地区高雅的文化要求地方大吏不但要清正廉洁，而且要懂得宽缓为政，顺其自然；不但要推崇儒家政教，而且要懂得引导风流，奖扬斯文。派具有深厚儒学素养与文学修养的尹继善到江南为官，可以说用对了人，时人称尹继善“就论风雅已压群公”。“在江南地方推行仁政，百姓乐业，官吏倾心，不敢稍微违犯法律。”当老百姓听闻尹继善要到江南任职，欢呼高兴，奔走相告。他离开时，东南悲声一片，“军民悬画像，士女咽悲喉”，就反映出他十分清楚治理两江地方的诀窍。对此，精敏的乾隆皇帝心知肚明，所以他说：“满洲科甲官僚中，文学正合都精理的，尹继善是第一。”
刘墉能被分到江苏这样一个文化大省做学政，充分体现了乾隆对刘墉在安徽学政任内工作的声名及对刘墉管理学务能力的信任。这只是一点。另一方面是刘墉有在江苏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从前多次负责南河河工，在苏时间长，熟知那里的风土人情；刘家在江苏拥有很多的朋友与门生故吏，像前面提到的江苏文化名人大多和刘家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时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也是刘统勋的同僚与朋友。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秋，也就是刘墉到任的第一年，前辈钱陈群为送主试江南的儿子钱汝诚返至江宁，遂招往江宁出差的刘统勋，在尹继善的府衙聚会。
此次聚会，尹继善曾赋诗多首和钱陈群相戏谑，其中一首诗：
一曲寒流抱小洲，荒亭散步也优游。
唯看红叶遍经雨，未赏黄花已至秋。
北去有人随远雁，宵来无语望牵牛。
适逢扶杖鸳湖叟，笑问何时回八驺？
由此可见三人关系非同一般。有此良好的社会关系，又有安徽学政的三年经历，刘墉主持江苏学政工作自然顺手拈来。
刘墉这次视学江苏，非常认真，考取生员非常严格，诸联《明斋小识》就记载说：“往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骏厉，人多畏惮，到四十二年复任江苏，则宽厚平和，同前次不轻易取悦秀才，迥然有别，就算年龄不符的人，也给予赏衣顶，并能对科场运气好的人给予照顾。”由此可窥见其风格及其变化。
刘墉还认真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官场习气。乾隆二十七年秋天，刘墉在离开江苏省前夕，将此上汇报，算是对他观风察俗工作的一种总结。当中尤其谈到了对监生的管理等问题：监生中有喜欢生事，胆大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有顾忌，并不加惩处，导致他们不仅害怕刁顽百姓，且害怕蛮横的监生，狡猾的胥役。对于监生案子既无法及时审断，又不想明定是非。确定罪责之后，应斥责革退的监生，若不责革，属疲玩不堪，讼棍奸吏因此得以行其奸谋。不只是他们目中已无学政，甚至有心欺诈。
此疏深受乾隆的重视，乾隆在随后下达的上谕中指出：
刘墉所奏，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多属浮靡好事，当地又加以疲沓姑息，才会导致此等恶习日趋严重。
所以，近来封疆大吏懈弛弊端，直省中惟有江南最为严重，这本非刘墉一人私下看法。陈弘谋、尹继善在督抚中外任时间最长，而且向来好以无事为福，况且经历事情多，也知事理。他们所辖官员又大半属往年旧属，因循生玩，一般遇事姑容。甚且狡猾劣员，近来藉口办差，有意延搁公事者更不而足，积习颓靡，不知振。此等情状，就算当面责问尹继善、陈弘谋，他们也应当难以自解。
况且督抚为属僚表率，既然上司不能有所振作，那么下属又有谁不承风？至于上行下效，形成怠惰之风，谁负责任？则朕惟于督抚是问耳。尹继善等当以此痛除旧习，刻自振作，如果州县官确有怠玩相沿，像刘墉所奏各情节，就当严行体察，据实参奏。如果不知自改，而转以被揭怨恨他人，更难逃朕洞鉴。
后来，刘墉多次谈及此事，对乾隆影响很大。
一个人会碰到很多困难的事情，进与退，这两种不同的选择自然有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则有一股韧劲，认定了就大胆果敢地去做下去，这叫气魄。
人穷志不短，苦学终成才
立志编史书，忍辱二十年。
司马迁自幼诵读古文，熟读经书，少年时就周游全国，考察名胜古迹，物产山川，风土人情，访求名人轶事。后来担任太史令，得以博览朝廷藏书，档案典范。太初元年根据父亲遗志着手编撰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
正当司马迁努力写作之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天汉二年，名将李广之孙李陵领军五千出击匈奴，起初捷报频传，满朝文武都向武帝祝贺。
但过了几天，李陵被匈奴军队围困，寡不敌众，在士卒伤亡殆尽的情况下，被匈奴俘虏。前不久还称颂李陵的文武大臣反过来责备李陵。司马迁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关进天牢。按照西汉的法律，大夫犯罪，可以以钱赎身，但司马迁一贫如洗，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赎金，往日亲近的朋友，没人站出来为他说情，最后司马迁受到了宫刑。
从监狱出来，司马迁担任中书令，这种职务一直都是由宦官担任，对士大夫来说可谓耻辱。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在狱中给他写信，深深不理解他的行为。
司马迁回信说：“我并非怕死，每个人都免不了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倘若我现在死了，就相当于死了一只蝼蚁。我之所以忍辱苟活，是因为撰写史书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啊！周文王被困才得《周易》，孔子被困于陈蔡才作出《春秋》，屈原被放逐才有《离骚》，左丘明失明之后才着《左传》，孙膑被削掉膝盖骨才编着《兵法》，吕不韦被贬于蜀地才写出《吕氏春秋》，韩非被拘禁于秦才完成《说难》、《孤愤》啊！我要学习这些仁人志士，完成我的书啊！到那一天，就可以抵偿我的屈辱，即使碎尸万段，我也没有什么悔恨了！”
经过二十年的磨砺，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宏篇巨着《太史公书》，后人称之为《史记》。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根据司马迁的为人和封建社会的环境，不用想他肯定会自杀成仁，而不会忍受耻辱。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在史学上有所造诣，更谈不上后来的《史记》了。立大志，终成才。
北宋着名的散文家苏洵与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都以文学着名，人称“三苏”。
二十七岁那年的一天，苏洵与往常一样随手翻书阅览，偶然发现一篇关于古人爱惜时间、刻苦攻读的故事。
读了一篇之后，他发现这故事很生动，又读了一遍，更加感到有意义，于是，他反复读了好几遍，每次都有收获。他觉得这故事好像是专为自己写的，不由得心中发出感叹：“时光飞逝，转眼我已不再年轻，虽然写过一些文章，但多为平庸之作，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他想：现在不努力，更待何时！从这时起，苏洵开始发愤苦读。
经过一年多时间，他觉得自己学问有所长进，就急急忙忙地参加录取秀才和进士的两场考试，但两次考试都落了榜。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但是，他没有灰心丧气，决心重新振作起来，因此他陷入沉思，一连数日。
某日，苏洵正在书房里整理他以前写的书稿。面对这些书稿，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对自己书稿都感到不满意，又怎能让它们流传于世呢？于是他将这数百篇书稿统统抱出屋去，用大火焚烧怠尽。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坚定从头做起的决心。焚稿后，他就好像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学习起来，更有干劲了，苏洵有时在家闭门苦读，有时奔走四方，求师访友，忙个不停，以至其两个儿子的学习还靠他妻子教导。
二十多年的努力奋斗，苏洵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不仅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学说，又同时对古今是非成败的道理进行过深入探讨，使自己具有了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才智，再写起文章来，达到了“下笔顷刻数千言”的地步。他写了许多有研究价值的论文，受到了学者们的推崇，他自己也真正体会到成功的乐趣。
这时他的大儿子苏轼、二儿子苏澈都长大成人，而且在他的影响下都才华过人。他就带着自己写的论文和两个儿子游学到京。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土，很需要苏洵的论文，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文笔。欧阳修特别器重有才华的学者，这次更是如此，于是他将苏洵的二十二篇文章推荐给朝廷，受到朝廷的重视。一时间，朝野震惊，京城内外的学者传阅他的文章都赞不绝口，争相效仿苏洵的文章写作方法。苏洵这位晚学成才的散文家，至此盛名一时。直到很久以后，社会上还广泛流传着赞美其文章的民谣：“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对于大器晚成的苏洵而言，若要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具有强大的动力，并非易事。他年近三十，早为人父，但仍然认真学习，刻苦攻读，终于成才，就是由于心中有远大的理想。
人穷志不短，苦学终成才。
宋濂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苦，但他苦学不辍。他后来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这样说道：“我小的时候非常勤奋好学，可是家里很穷，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寻到书看，只好去借，借来以后，就连夜抄录下来，每天不停地赶时间，计算着到了时间按时还给人家。”正是如此，他才学到了丰富的知识。
有一回天出奇地冷，冰天雪地，北风狂呼，砚台里的墨都冻成了冰，但由于家里穷，哪里有火来取暖？手指冻得失去了知觉，但他仍然苦学不敢有所松懈，借来的书坚持要抄好送回去。抄完以后，天色已晚，无奈只能冒着严寒，一路跑着去还借阅的书，唯恐超过约定的还书日期。因为这么讲信用，所以许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他看。他也就因此得以博览群书，增加见识，为他以后成材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面对贫困、饥饿、寒冷，宋濂没有退缩，不以为苦，因为他所追求的是成就一番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