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紧要关头，传来北方陷于紧张状态的汉中战局曹操获胜的消息。刘备大惊，害怕曹操趁势南下，益州可能有变，于是主动派使者与孙权谈判，双方议定平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属于孙权；湘水以西零陵、南郡、武陵归属刘备，战争暂时得以缓和，孙刘联盟也得以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其实，视势而言，不仅刘备受到威胁，若汉中由曹操完全控制，紧接着东方的合肥战线，也势必告急，孙权同样危险在即。所以孙刘联盟战线，至关重要。
刘备的主力军不敢回荆州，而直接到达益州北方的江州巡视。这时张鲁已逃亡巴中，原益州参谋黄权向刘备表示，汉中丧失，巴西、巴东、巴中三郡便难以有效防守，三巴陷落，好像去掉益州的胳臂，情况更加紧急，因此不如与张鲁联合，紧守巴中，以对抗曹操势力之南下。刘备立刻令黄权为护军，率军队北上迎接张鲁。
没想到黄权刚到巴中(今嘉陵江上游)，张鲁已回到南郑，投降了曹操。黄权立刻向三巴发动攻势，赶走曹操所任命的巴西太守杜沪、巴东太守朴胡和巴郡太守任约，将巴中完全置于刘备阵营的控制下。
此时曹操也派大将张衙，出兵经营三巴，并进驻岩渠。刘备让巴西太守张飞率军迎战，双方对峙五十余日，张飞用计击溃了张衙，张衙兵还南郑。表面的安宁下蕴酿着更大的斗争，刚获得休息的刘备与他的军团，又不可避免卷入一场和北方曹操展开的汉中争霸战。
“稳”是很深的一门学问。益州初定，诸葛亮急于稳定中央的人事与法制，刘备则常到州中各郡巡视，来控制益州。但最让刘备和诸葛亮担心的是东方的孙权与北方的曹操，孙曹对刘备同时拥有益、荆两州，颇为眼红，经常出现“挑战”性的动作，让尚未稳定下来的刘备及诸葛亮不禁胆战心惊，小心应付。
让贵人扶上一把
一般而言，受贵人相助，也其有两重性。如果贵人倒台，身败名裂，你作为他的支持者，必然会受到牵连，仕途、财运或名誉也将受到影响。
一个人要想干一番大事业，还得靠自己拼搏，但有人拼搏了一辈子也未成功，这多半是缺少“贵人”相助。
“贵人”可能是位高权重的人，也可能是当权者崇敬的人。这样的人经验、知识、技能等在那个圈子里很有影响力，说话管用。让贵人扶上一把，有时可以前进一大步。
早年时的李鸿章屡试不第，他一度郁闷消沉，然而，1859年他却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恩惠，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鸿章攀上曾国藩，出谋划策的是其兄李瀚章，李瀚章是曾国藩的心腹，当时随曾国藩在安徽围剿太平军。如此一来，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在文书工作方面，深受曾的赏识。
有一次，曾国藩欲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理由是他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决定不当，后来定远失守时又弃城逃跑，显然严重失职。
曾国藩愤而弹劾，指示一个幕僚拟稿，总是拟不好，曾国藩想亲自拟稿，但这也不妥当，觉得无法说服皇帝。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乃皇帝的老师，弟弟是状元翁同和。翁氏一家正是“圣眷”正隆的时候，而且翁门弟子遍及朝野。怎样措辞才能让皇帝破除情面、依法严办，又能使朝中大臣无法利用皇帝与翁氏的关系来说情呢？为此曾国藩伤透了脑筋。
几经波折，这个稿子最后由李鸿章来拟。奏稿写完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而且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说：“臣铭记职责，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如此一来，不但皇帝无法徇情，朝中大臣也无法袒护。曾国藩不禁击掌赞赏，就此入奏，朝廷将翁同书革职查办，发配新疆。
通过此事，曾国藩更觉李鸿章此才可用。
曾有人做过统计，发现公司、企业中90％的中、高层领导都有被贵人提拔的经历；80％的总经理要得贵人赏识才得以担此要职；自行创业成功的老板100％受恩于贵人。
职场中人的“贵人”可能就是此人的师傅、顶头上司。不管在什么行业，把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一程”已成为一种传统，这种情况在体育界、演艺界、政界更是常见。没有背景来头，没有靠山撑腰，不是名门之后，凭自己崭露头角，那又能怎么样？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如果一无所长，是很难得到贵人赏识的。即使侥幸登上高位，也肯定有一堆人等着看笑话。并且贵人也会比较谨慎，选择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不就意味着往自己脸上抹黑吗？“相马相出一个癞蛤蟆”便是天大的讽刺。
受贵人相助，有利也有弊。大多数贵人提携新人，是出于爱才，出于工作的需要，但也有人是有私心的，为了培养班底，提高自己的实力。如果有朝一日贵人倒台，身败名裂，你作为他的支持者，必然会受到牵连，仕途、财运或名誉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不要为失败找借口
事情搞砸了办不成功总找借口，这不是成功者的做法。借口是影响事业成功的最大障碍，凡事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怨天尤人，这样才能成功。
很多事业上没有成就的人，自始至终都在为他的不成功做辩解。他们有许多不成功的借口，让别人觉得成功之所以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是上帝故意捉弄他们，他们是那样的不幸。
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都这个年纪了，还瞎忙活什么呀？”很多三四十岁的人也这样说。
不去艰苦奋斗，只会找借口轻而易举地推托，你的内心没有隐隐地内疚感吗？有这么一个故事：汉武帝经常出巡以让民众看到其治国之决心，有一次他将要出巡，路过宫门口时看到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穿着很旧的服装，站立门口十分认真地检查出入宫门之人。汉武帝便问道：“先生任此郎官之职是不是很长时间呢？为什么年纪已老还做郎官？”
老人回答道：“我姓颜名驷，江都人。从汉文帝起，经三朝一直担任此职。”汉武帝问：“难道就没有升官机会？”
颜驷说：“汉文帝喜好文学，而我崇高武功；后来汉景帝喜好老成持重的人，而我年轻喜欢活动；如今您做了皇帝，喜欢青年有为之人，而我又年迈体衰。因此，我虽然经过三朝皇帝，却一直没有升官，但我看重的是称心如意的工作。”老郎官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在看门这个岗位上，待遇一直不高，却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地从事工作，武帝十分感动，提拔他为会稽都尉。
颜驷几十年得不到升迁，真的没有自己的原因吗？他历仕三朝，皇帝风格各异，都没有升迁的机会，那就应该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了，怎么能总是埋怨运气不好呢？就好比一名公司职员，三位上司都没有赏识，他能说全是上司的责任吗？
总把自己年龄大当作理由而不再努力的人，也是应该批评的。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才四五十岁的人，在黄忠面前敢妄言称“老”吗？黄忠在葭萌关打败张邰，在天荡山斩了韩浩、夏侯德，在定军山斩了夏侯渊。这能说老吗？后来不是与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同被封为“五虎上将”吗？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沙俄强占了新疆西北的伊犁地区，而中亚人阿古柏也趁火打劫在沙俄的指使下在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国”。尽管当时的左宗棠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依旧冲锋陷阵，接连收复失地，阿古柏接连受挫，内外交困，一命呜呼。此时，中国的领土只有伊犁一地尚在沙皇俄国的占领之下，其余各地都已收复。左宗棠又抬棺出征，表明自己以老迈之身、誓死收回伊犁的决心。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还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他的心中有精神支柱。
马克思为了了解俄国的工人运动情况，开始自学俄语时，已年过五旬。这个年纪学习新语言，势必很吃力，但他硬是把俄语拿了下来。
所以，年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年龄的态度，是它掌握着你的成功和失败。不以年龄为借口，你将拥有更多走向成功的机会。
有个叫艾塞尔的人，尝试过很多工作——推销、做生意、银行服务，但一直没有找到他想做的。最后才明白他想做的是牧师，然而，那时他已经45岁，有3个孩子，又没什么钱。
最后他下定决心：“不管四十五还是五十四，我一定要当牧师。”
就是这种信心，他参加了威斯康星州的牧师培训班，通过5年的训练，他被立为牧师，定居伊利诺依州。
他老吗？当然不，他仍有10年的时间可为人民服务，做了牧师后他说：“我要是在45岁还不下那个决定，我只会愈来愈老，也愈来愈难过，我现在过得很快乐，和25年前一样年轻。”
他真的年轻了很多。当你战胜年龄借口症后，年轻人的乐观和年轻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跨过了年龄障碍，不仅使你成功，也使得你更年轻。借口是影响事业成功的最大障碍，凡事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一味埋怨时运不济。只要你能把能力和乐观进取的精神表现出来，就能取得一直想要的成就。
有一股韧劲
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有敢于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这样才能马上见效。刘墉是怎样做的呢？刘墉任湖南巡抚时，正是乾隆查禁“违碍书籍”的关键时刻，刘墉作为督抚大员也同样参与了这个活动。特别在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正三品)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中，刘墉就按军机处开列的尹嘉铨着作书目，大规模的搜缴活动便在全省范围内展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全国范围内的文字狱高潮本应该低落，不料直隶地方却平地起风波，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尹嘉铨着书案。
这一年的阳春三月，乾隆帝巡查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驻在保定。退休家居的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铨趁机递折，为他的父亲尹会一请谥，同时请皇帝同意尹会一从祀文庙。尹嘉铨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尹会一到底为人如何？他籍隶直隶博野县，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抚，名声很好。他又是雍乾之际有名讲道学的人，曾写过很多论述天理性命的着作。这个人孝心很佳，做官的时候凡有善政，必定送予母亲；回乡家居，搞一些置义田、设义仓、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业，也说是母亲的心思。母亲去世的时候，尹会一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头枕土块，躺在席子上睡觉，严格遵守所谓“寝苫枕块”的居丧古礼，人们非常感动。当时人都认为他和康熙朝三位讲道学的名臣——汤斌、陆陇其与张伯行不相上下。
尹嘉铨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学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也开始讲起道学来。长大后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统为己任，得意时说他是孔孟之后。尹嘉铨在仕宦生涯中没有发展，刚好在于他总是不忘大讲其道学，而当时讲道学并不符合“圣意”，有悖于时代的潮流。直到退休回家还是深念道术。这次借乾隆翠华西幸，路过家乡，便恭恭敬敬缮具两件奏折，让他第三子候选教谕尹绍淳送到保定行在。
三月十八日乾隆先看了他的第一件奏折。尹嘉铨奏称，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曾蒙皇上赐诗夸奖，如今去世三十余年，请照乾隆元年特谥陆陇其“清献”二字之例，按御制诗内字样，也赐家父一谥。
尹嘉铨的意思是，为父请谥，成则博孝子之名，就算不同意也不会有何差错。这点私心岂能瞒得过乾隆，他平日对道学家的好名就很不以为然，至于“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更是嗤之以鼻。
大臣死后，赐谥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乎死去大臣一生应做何评价，因此特由内阁议定撰拟，皇帝亲自圈定。若尹嘉铨为博取孝名而请谥，那还成何政体？想到这里，乾隆提起朱笔在尹嘉铨奏折折尾批谕：“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出于对父亲的孝心，姑免之。如果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没想到尹嘉铨还有一折！这个折子先从本朝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说起，然后引出家父生前曾有汤斌亦应从祀的心愿，至结尾才点明，不仅汤斌，而且李光地、范文程、顾八代、张伯行也都在汤斌之亚，还有家父尹会一，也统通应请准一并从祀孔庙。乾隆读到这里，忍无可忍了，在尹折上奋笔疾书：“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当天乾隆马上召见军机大臣等，将经朱批的尹嘉铨的两个折子传阅，同时做了如下的指示：马上革去尹嘉铨顶戴，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赀财和在北京家产。乾隆帝特别交代：查抄时资产物件还在其次，若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
军机大臣面承旨意后立刻行动，首先传谕直隶总督袁守侗派出臬司郎若伊等前往博野逮捕尹嘉铨，办理查抄的事务，其次拟写两则上谕：其一“明发”，通过内阁传谕中外将尹嘉铨治罪的缘由；其二“廷寄”是命令在京大学土英廉“即速亲往严密查抄”尹嘉铨在京家产。两件旨稿经乾隆帝亲自核准后，一件由兵部封发，一件发交内阁，并作为“日行六百里”的急件，连夜送至京城。
三月二十日，天刚刚亮，大学士英廉便接到上谕。按旨，他把书籍信件作为查抄的重点。从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用了两天时间在尹家各屋****查出书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书板一千二百块、未装订书籍一柜，和书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将如此之多的书信都放到一间大室里面，专派两名“曾查办过书籍之事”的翰林逐细搜检其中的“狂妄字迹”。
三月二十七日乾隆回至圆明园，第二天大学士三宝等会同刑部开始审讯尹嘉铨。从审讯的重点中人们才明白其中的原委。
原来，乾隆之所以要剥掉尹嘉铨的道学外衣，治他一回，不是反对道教。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维护帝王独尊的道学本身，乾隆是赞成的，岂止赞成，真可谓尊崇备至。不过仅仅尊崇而已，却不让大小臣工学朱、程、王、陆的样，也大讲其道学。他从历史经验中知道，讲学之风一开，便会危及统治。宋儒明儒聚徒讲学，好发议论，议论不同，则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就会引发朝臣朋分角立，朋党互相水火，党同伐异，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结果小则紊乱朝政，大则倾覆宗社。
因此，乾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便在打击朋党的政治斗争中，反对讲学。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躬行实践、埋头潜修就行了。所以当时谁要以道为尊，满口仁义道德，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讥讽，重则招致杀身之祸。
尹嘉铨却出人意外地冒了出来，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尊崇，重新煽起讲学之风，乾隆怎么能不赫然震怒？他授意承审官刨根问底，不在于把一个尹嘉铨搞臭，而是借此败坏一切讲道学人的声誉，防止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引发朋党死灰复燃，这叫杀一儆百。
当然，尹嘉铨倘若只是简单的假道学不足以至死，而负责查阅书籍的翰林们已从尹嘉铨所着各书中签出“狂妄字迹”一百三十一处。看后，乾隆认为下面几条最关紧要，命承审大臣严加审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