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帅，重重落子
1949年秋，毛泽东曾先后向西北、西南两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发出电报，提到“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毛泽东在部署解放大西南的同时，启动了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
准确地说，这是一群人的故事，是这个群体所经历的一个特殊年代的故事。整个故事始于1949年年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中国革命史上最后一次大进军开始了，这就是进军大西南。其任务是：消灭约七十万国民党残敌。由第二野战军全部和第一、第四野战军一部完成。口号是：“敌人跑到哪里就歼灭在哪里。”
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行进在公路上，士气异常高昂。结束湘南战役后的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主力五十二师就与四野三十八军的一一四师走在同一条公路上，挤在一？起，双方各自走成一？行，并肩前进。
进军开始不久，部队在向大西南行进的路上，十八军已经接受了接管川南的任务，并由此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调动，全军要接管二十二个县。时任十八军五十二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魏克在日记中写道：
11月12日，吴忠师长和刘振国政委从军里回来，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军会议精神。全师的任务是：配合解放贵阳，限期赶到贵阳；接管四川南部。全师负责接管五个县的全部干部共计三百五十人；县长和县委书记已经确定，区长、区委书记、部长、科长、干事等已调配。
1949年初冬，结束湘南战役后的二野大军在进军大西南的途中。
调动是空前的，部队干部严重缺乏。另外，大部队则大踏步进入四川。与此同时，敌占区的军事情报及时地源源不断送回大本营。
就在魏克写下上面那篇日记的当天，二野总部军情人员王贵正准备从敌占区（重庆）赶赴贵阳。
王贵，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学生，18岁，1949年1月参军。此刻他辗转一个多月穿过重重封锁，数次遇险后，刚刚赶到重庆某高级住宅区一个豪宅里，去做国民党西南地区联勤司令部副司令郑翔祖少将的“客人”。第二天晚上，王贵拿到了重要军情，次日一早他扮成“阔少爷”向贵阳出发了。
王贵回忆说：
1949年11月14日，乘“黄鱼车”①从赶水出发，在川黔公路上继续南行。在车上我一面暗里背诵情报，一面注意观察道路地形和沿途国民党军队情况。北撤的敌人部队可多啦，粗略估计一下，从赶水到桐梓一线，
至少有一万多人，下午三四点钟经过遵义。行至遵义以南二十多公里处，我们在车上突然看到西南方向远处冒起一团火光，接着听到一声闷雷般的爆炸声，大家都吃了一惊。十分钟后，迎面驶过两辆敌人的军用卡车，上面站满排列整齐的国民党军士兵。接着，后面陆续有七八辆“黄鱼车”从南面向北驶来，车上的旅客都向我们挥手，司机和乘客大声喊道：“回重庆去吧！贵阳去不成啦！乌江大桥炸掉啦！”我一听，可真是着急，心想：怎样才能去贵阳呢？
为了以最快速度赶到贵阳，王贵趁着夜幕奋力游过寒冷的乌江。上岸时，他浑身颤抖，腿已直不起来了，他强迫自己蜗牛似的爬到岸边，休息了十多分钟才缓过劲来。考虑到直接进村可能会暴露身份，全身湿透的他找到一个小草棚，在粪缸边硬挺着过了一夜。不曾想，途经息烽又遭遇土匪，他被扒得全身只剩一条短裤。当天夜里在扎佐，睡梦中的他被一阵嘈杂叫声惊醒，有人慌乱地说：“共军来了，八路来了！”
时任十八军保卫部副部长的张向明回忆道，部队在湖南邵阳住了几天后又出发，途中听说去川南后干部们分配地方的方案已经出来，班子也明确了：川南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大章、第二书记彭涛，行署主任张国华（十八军军长），自贡市委书记谭冠三（十八军政委）。张向明回忆说：“我分配到自贡市当公安局长。在去贵阳的路上，我们就把要去川南的人拉了出来，离开了军部，军部的其他领导同志还留在军部。李大章、彭涛及我们这些要南下的干部走到了一起。到贵阳后很快我们就入川了。”
十八军接管川南的军人们到位的时间是1949年12月初左右。张向明到自贡市公安局上任时，发现副局长已早他几天于12月5日就到了，而且迅速组建了三个分局开始工作。那时自贡市内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天天晚上都可以听到枪声，每天的情报可谓堆积如山，地下党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来送情报，真假难辨；今天这里报警，明天那里报警，侦缉队今天从这里搞到一批枪支弹药，明天从那里挖出一些武器；到处流言蜚语，一会儿传说明天敌人要袭击自贡，一会儿又说是敌人里应外合……情况相当复杂，而驻扎在自贡市内的部队数量不多。新组建的公安局没几个人，吃饭就到原警察局与原职工和旧警察一块。大家天天熬夜，经常下半夜仍无法睡觉，人们的心里都有些恐慌。
此时全国的形势是，解放西北的战事已经渐渐平息，解放大西南山地丛林的战事仍在进行中。东南沿海的泉州、厦门的野战部队一直把国民党残敌追至金门、马祖，并严守海防，以防退守在台湾和澎湖的国民党军残部伺机反扑。而在雷州半岛，解放海南岛的部队已经集结，习惯了陆地作战的部队，正在忙着修船造艇，海滩训练，人人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到海峡对岸……
而这时，新生的共和国的领袖，正在这张“解放”的宏伟蓝图上，重笔勾勒着另一组红色箭头。
高高兴兴地全力投人到接管、经营川南的十八军官兵们绝不会想到，1949年底，千里万里之外，在全速驶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最高统帅毛泽东重重落子，一项伟业筹划已定，一统祖国大陆最后一役的句号，最终将由他们亲笔画上。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并西南局写信，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作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
1950年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迎接一九五O年元旦》。社论中写道：“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全中国统一大业。”
时隔四十年后，美国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于1991年出版了《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书中提到，1949年11月2日，也就是向大西南进军的第二天，西藏地方政府噶厦①给毛泽东发出一封信。
戈尔斯坦在书中写道：“西藏政府‘外交局’发了一封天真得出奇的信给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保证不进攻西藏，并且表示西藏希望同共产党协商归还当时被中国占据的藏族聚居区的问题。”戈尔斯坦援引了这封信：
致北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尊敬的毛泽东先生：
西藏是一个盛行佛教的独立国家，她预告注定要由观世音的化身（达赖喇嘛）来统治，惟其如此，西藏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西藏还保卫自己的领土，使其免遭外来的侵略。西藏一直是一个信仰宗教的发展民族的乐土。
鉴于青海和新疆等地毗邻西藏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汉藏边界或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因此，请按照上述要求向驻扎在汉藏边境的军政官员颁布严格的命令，恳请尽快给予答复，这样我们都能放心。至于从前被并入中国版图的那些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希望在中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举行协商谈判加以解决。
在这封被戈尔斯坦称之为“天真得出奇的信”里，噶厦政府声称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
戈尔斯坦评论道，“西藏噶厦政府的目的是企图获得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大力支持”。他们认为，“不能单靠印度给予帮助和支持。因此他们决定把发给毛泽东的那封信的抄件分别寄给美国和英国政府，向他们寻求政治和军事援助”。同年底，噶厦地方政府派出四个“亲善使团”到英、美、印和尼泊尔请求“帮助独立”。正在噶厦政府与各国接洽之际，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这一信息。
我们现在看，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批评当年噶厦政府的这封信“天真得出奇”，一点儿没说错。噶厦政府似乎是在玩捉迷藏，故意隐藏起了西藏自古就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这可不是儿戏。
早在八百年前的元代，西藏就归入了中国的版图，由中央政府实施行政管理。自此以后，西藏但凡有内忧外患，都得由中央政府出面乃至出兵才能解决。就说达赖喇嘛本身的神权地位，以及在达赖喇嘛主导下的政教合一统治——包括噶厦政府作为地方政权本身的合法身份，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建立和延续的。此外，达赖喇嘛神权地位的传承要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并且“册封”，那更是久已形成的定制。即或是晚清民初中央政府最为衰弱的时期，也从未放弃过对这方土地的主权。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198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它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费孝通先生认为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很多，虽说政治的原因不应当忽视，但最主要的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然而，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汉族形成的这个特大核心，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自在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
在三千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把周围异族吸收进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而日益壮大，汉族也涌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凝聚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而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屡次蒙受国土丧失、主权支离之难。国土和主权，保卫和丧失，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为敏感的问题。丢失了，是历史的耻辱；赢得了，是历史的胜利。任何一个有气节的国家和民族，对于每一寸国土，都不会轻言放弃。
如今，已经站起来了的新中国，绝不会再让丧权辱国的历史重演。解放西藏，就是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至于用何种方式解放西藏，属于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染指。
根据现在已出版和公开发表的资讯显示，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到“解决西藏问题”是1949年2月，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谈到的。也就是说，那时，解决西藏问题，已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达成共识。
1949年秋，毛泽东曾先后向西北、西南两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发出电报，提到“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①。毛泽东在部署解放大西南的同时，启动了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
进军西藏的决策既定，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进？从哪里进？
最初，鉴于西北方向战事已经结束，西南方向战事仍在进行中，毛泽东于1949年11月23日电令，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这个方向，基本上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唐蕃大道”，也是历代中央政府出兵西藏的主要进军方向。从这个方向进出西藏，较之于从高差起伏很大、道路崎岖难行的川康方向，有着地理上的相对便利条件。
然而，当时的西北地区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地区都属少数民族地区，民情社情复杂且不稳定，地域广阔而又人烟稀少，为进军西藏提供足够的后勤、财政方面的保障存在着一定困难，担负解放西北任务的第一野战军在兵力部署上也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主持西北工作的彭德怀遂于1949年12月30日致电毛泽东，陈述了“从青海、西北方向入藏困难甚多”、“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需要和阗、于阗、玉树屯垦囤粮，修筑道路”的意见。
于是，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再次电令，改由西南局主要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
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就这样历史性地落在十八军将士的肩上。在实施接管川南的任务中迅速掉头，改为进军西藏。这对于十八军全体官兵来说，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异常严峻的考验！
历史事件
1718年至1720年（清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清军击败占据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此为安定西藏的重要战争。
1788年至1791年（清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巴勒布廓尔喀（今尼泊尔）军队两次入侵西藏，特别是第二次，廓尔喀军深入日喀则等地，洗劫扎什伦布寺，震动全藏。乾隆皇帝闻报后，决定彻底解决西藏边务问题，下令征调内地省区的兵马、装备、粮饷，任用福康安、孙士毅等重臣率大军入藏。在西藏及川、青藏区藏族各阶层积极支持和内地各省大力支援下，这场反侵略战争很快取得全胜，保卫了祖国疆土完整和西藏人民的安全。
1792年至1793年（清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乾隆皇帝谕令“妥立章程，以期将来撤兵后，永远遵循”。福康安等秉承乾隆皇帝的旨意，逐次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和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管理等方面，分别拟定章程奏报朝廷，随后又将获得皇帝批准的各项条款汇集成二十九条，即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并译为藏文，颁于噶厦地方政府，饬令地方各级官员遵行。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发布《中华民国大总统宣言书》宣告：“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