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十三世达赖即派官员赴南京拜见蒋介石，声明“不背中央”。经国民政府同意，在南京设立了西藏办事处。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国民政府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商得西藏摄政热振和噶厦的同意，在拉萨设立了无线电台和常驻官员。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在青海寻访达赖转世灵童的工作，都是在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1940年，按照清朝的定制和惯例，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拉萨，主持了第十四世达赖灵童的坐床大典，同时在西藏建立了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
—一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解放西藏史》
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在青海圆寂。其后寻访并认定转世灵童的工作，亦经过国民政府批准。1949年8月，第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主持下，于青海塔尔寺举行。
—一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解放西藏史》
1947年3月，黎吉生一手策划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原本应主权国家参加的会议，公然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藏军旗帜（“雪山狮子旗被当作所谓的“西藏国旗”公然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悬挂在会场上。更有甚者，会议使用的地图竟然把西藏标志在中国疆界之外。在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的强烈抗议之下，会议才更换了地图，摘下了“雪山狮子旗”，“西藏独立”的闹剧被迫收场。
一一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宝与西藏》
十八军先遣支队进藏途中
1949年明6日，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的问题的准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朱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回复十世班禅10月1日的来电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西藏的愿望。
一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改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担任。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解放西藏史》
军令如山，使命在肩
首先是召回令，或者说是召唤令，即立即召回十八军原班人马中已经安排到地方工作的中上层军政干部；同时吸收对西藏各方面情况有研究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加入进藏队伍；尽快动员进步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参军……
1950年1月7日，正在向既定目标行进的十八军忽然收到刘伯承、邓小平急电：命十八军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受领新任务。
在重庆，刘、邓两次接见十八军领导，明确“新任务”是进军西藏。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1月10日，刘、邓接见张国华等十八军领导时，邓小平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当即表态：“一切听从党安排。”邓小平对张国华说：“去西藏不容易哦，派你去，是让你做新时代的班超。”
刘伯承强调指出，解放西藏“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
此刻，十八军领导们的心里沉甸甸的。他们完全清楚这三个“非常”的分量，它关系到国家，关系到中华民族。他们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这六个字，字字千钧。他们当时可能还来不及想象，这次将要担负的使命，和过去他们在刘、邓面前领受的任务是多么的不一样。
刘、邓强调，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为此，西南局大体确定1950年2月底完成准备工作，3月初出动，月底主力集结于甘孜地区，5月进驻昌都，再以一个月时间到达拉萨乃至日喀则地区。随后，十八军迅速进入一级战备，进军西藏全方位的准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
首先是召回令，或者说是召唤令，即立即召回十八军原班人马中已经安排到地方工作的中上层军政干部；同时吸收对西藏各方面情况有研究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加入进藏队伍；尽快动员进步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参军。
集结的时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集结十八军全体指战员及为应对解放西藏新课题而组成的相当于“智库”的团队；第二阶段，1950年上半年，挑兵选将，掀起补充新鲜血液的征兵高潮；第三阶段，是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以后的1951年春夏，在全国各地再次征召大批各种技能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其间，从全国各地抽调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六百余人加入康藏公路修建指挥部，征召西南地区云南大学、贵州大学、四川大学、川北大学、川南工业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部分工科应届毕业生，分配到康藏公路修建指挥部和十八军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师部。
最先得到召唤令的是军情部门。
就在王贵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湘、川、黔传送军事情报的时候，1949年10月，根据毛泽东关于由西北局和西南局准备承担解放西藏任务的电令，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已经着手准备解放西藏的情报工作，决定当四川解放后，由四川情报站执行进藏的情报保障任务，并电示四川情报站站长李奋：注意了解康藏情况，为进军西藏做准备。之后，以四川情报站为基础组建的康藏情报站立即离开重庆赶赴成都，开展入藏准备工作。
王贵于1949年12月初回到重庆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时，正赶上情报处以原四川情报站原班人马为基础组建康藏情报站，他立即入编为见习参谋，从此注定了他和西藏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1950年1月30日，时任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的乐于泓（在十八军中人称为“阿乐”）突然接到由华东局转来的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调乐于泓重返十八军进藏，到西藏负责联络工作。十天后，乐于泓又收到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的信，告诉他部队已在川南一带集结，即将进藏，催他尽快动身。
阿乐是在十八军参加“百万雄师渡长江”作战后，留在南京接管地方工作的干部之一。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先后担任过宿东游击支队兼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十八军宣传部部长等职，是张国华、谭冠三的老部下，互相非常了解，情谊深厚，张国华、谭冠三非常爱惜阿乐的才华。
一个多月后，阿乐抵达重庆。阿乐，又高又瘦，瘦得出奇，只有一半的肺有功能。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为他体检，发现他左肺已萎缩，心脏左移，右肺代偿性向左扩张，并有钙化点，肺功能差，不适宜进藏。原来阿乐患有肺结核，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过三年牢，遭受酷刑拷打，饱受摧残。张国华实在舍不得就这样放阿乐走，阿乐也实在舍不得就这样退出进藏的队伍。张国华为此专门找到西南军区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以及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过十二年的奥地利医生傅莱等商量，决定：可试一试，如身体不行，即速返回。
时任西南军区作战处处长的李觉则是自己要求进藏的。统一祖国大陆的使命感，十八军领导的热情邀请，使他产生回到五兵团前线部队的强烈愿望。得知刘、邓向十八军下达进军西藏命令的消息后，他立即向领导提出进藏请求。
三天后，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对李觉说，领导已批准他的请求，决定他去十八军任第二参谋长。离开重庆前，李觉特地向刘伯承司令员及所有领导告别。1950年农历正月初五，李觉带领三十辆满载新式无后坐力炮、高平两用自冷式重机枪、各式电台等新武器装备的汽车车队，离开重庆，踏上新的征程。
1950年2月的一天，在内蒙古伊克昭盟骑兵大队任政委的红军老战士、藏族干部天宝正式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说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约见他。李达说：“天宝同志，西南局和刘、邓首长决定你参加进军西藏，具体情况十八军张国华同志给你介绍。他们现驻乐山，你尽快去那里报到，有困难吗？”天宝二话没说，立即赶至十八军。
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夏川是张国华从十七军“挖”来的。当时十七军接管贵州，张国华找到十七军宣传部部长夏川，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一起进藏。夏川回答：愿意！
正在自贡市公安局局长任上夜以继日工作的张向明，因为成绩突出，中共自贡市委打算安排他去做市委秘书长。张向明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突然接到通知，说十八军接到进军西藏的命令，所有十八军已下到地方的干部立即返回部队，一个不留。很快，自贡市接到命令的十八军干部全部都走了，只有张向明一人被市委硬行留下。不久，张向明收到一封直接发给他个人的电报，落款署名是十八军政委谭冠三。电报内容是：张向明速归，否则后果自负。语气强硬。“就这样我到了成都！”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新华社记者林田，1950年6月时25岁，刚刚从川东山区剿匪前线采访回来。新华社西南分社社长缪海棱找到他说，组织决定派他去十八军参加进军西藏的报道工作。林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打起背包就出发。
几十年后，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阴法唐回忆：“记得我和林田第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12月进军大西南行将结束的时候。那是我们十八军一五五团沿大渡河南岸追击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并配合十六军一三九团活捉了宋希濂之后的一天晚上，他从一三九团驻地跑来找我谈这次战斗经过。给我的印象是，这个新华社二野分社的年轻随军记者，朴素得像个士兵。”
杨冰，原为国民党工兵三十七团团长兼成都市城防第五区少将指挥官。1949年12月，杨冰率部与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兼成都市城防司令曾庆集部八十多个单位在成都联名通电起义，从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950年1月3日，西南军区王维舟、张经武两位将军亲临成都市商业街原“励志社”旧址，召集当时在成都起义的国民党工兵十九团团长姜翼龙、川军十八师某团团长张衡和杨冰开会，宣布将以上三个团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工程兵师。3月初，工程兵师扩编为工程兵纵队，杨冰任工程兵十二团团长。工程兵纵队各团随即配属十八军进军西藏。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每一个军人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必须恪守的原则，不允许讲条件。但是，服从并不意味着思想上不闹别扭。尤其是十八军正处在新中国成立的一派喜气洋洋的情绪中，突然改变进军方向和未来使命，而这个临时的调整方案，其难度和强度，又是难以想象和难以预测的。别的且不说，单说西藏超高的海拔和肆虐的风雪，就会令人生畏。十八军老战士杜琳回忆起1950年那个特殊的春节时，忍不住感慨：从“天府之国”去往“不毛之地”，那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当时，加入十八军随营干部学校的杜琳，一路跟随大部队在南京接管“总统府”，又到上海见了“大世面”，再过重庆进成都……经过八千里路云和月，好不容易可以安定下来了，突然，一纸军令下达，马上又要打起背包就出发，奔赴最为艰苦的西藏。几十年后，杜琳还记得，部队将要进藏的消息一经证实，大家的反应十分激烈。很多干部在家庭、婚姻等方面都有不少实际问题。过去连年打仗，无暇考虑，无法解决，现在打败了蒋介石，眼看一些问题有希望解决了，进藏之后又全都顾不上了，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不说别的，到了那里恐怕连通封家信也不容易。
针对这类思想问题，十八军在各部队中开展了评功、诉苦和大讨论。评功提高了工作情绪，诉苦提高了阶级觉悟。大讨论的重点是能否克服进军中的困难。用对比的方法，把进军西藏与红军长征时的形势、部队质量、路程远近、物资装备等作对比。经过讨论和动员，干部们基本上明确了进军西藏的意义，认识了进军的有利条件与困难，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
带兵人的思想通了，战士们的思想问题就好办了。随即，整个进藏部队展开轰轰烈烈的进军动员工作。杜琳清楚地记得，军长张国华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以理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