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华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这次进军西藏，是以我们十八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他指出，“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自古美女爱英雄，我们都是英雄，还担心找不到媳妇……”
军长的报告迅速在干部战士中激起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的自豪感。大家都认为，能参加进军西藏任务的人是最幸福、最被人羡慕和最受人尊敬的人。
1950年春，十八军军直机关刚开完进军大西南的庆功大会，军宣传部就着手为进军西藏“挑兵选将”，确定进藏人员。宣传部有十来名女兵，都很年轻。尽管听说西藏雪山冰河多，风吹石头跑，空气稀薄，气候异常寒冷，可是大家一心响应号召，觉得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越是艰苦越光荣，都争着报名，写决心书、保证书，纷纷要求参加进军西藏的行列。各种“书”交上去后，大家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吃饭时、睡觉前都在嘀咕。郑文珊就是其中之一。
1950年2月，十八军五十二师在四川乐山五通桥召开挺进祖国边疆—西藏的干部动员大会。
一天傍晚，机要译电股的“假小子”赵鸣兴冲冲地跑来告诉郑文珊，他们股的胖子李宁、郑文珊和她本人被选定进藏了！郑文珊一听，高兴地扑上去搂住赵鸣的脖子直跳。李宁闻讯赶到，三人搂在一起又蹦跳了好一阵子。这三个女兵中，李宁年龄最大，20岁。
泸县女中高三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坤维和几名同学一起报名加入了十八军。1950年2月，部队要向川西北地区进发，王坤维请假回家向爹妈告别。哪知原本支持自己参军进藏的父亲突然改变主意，他觉得女儿这一走，凶多吉少，十有八九是生离死别，所以任凭女儿如何解释，就是不同意。他把女儿反锁在房里，不准她出门。王坤维又气又急，大声叫喊、使劲砸门都没有用。天色渐晚，再不走她就没有机会回到部队了。趁着父亲刚刚出门，她用力砸开了窗户，不顾一切地跳出来，摔了一个大跟头，爬起来就向部队的方向跑去。暮色中，她冲到河边，恰好赶上一条快坐满人的渡船，她刚跳上船，船就开了。这时，王坤维回过头久久张望，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作为女儿的她，重重地叹了口气，朝着家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爸爸；再见，爸爸……
不是任何一支军队都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而这支军队的传统与优势就在于：通过政治动员和政治思想工作，把五花八门的“想法”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意志中去，把一个重大历史关头赋予这支军队的艰难重任变成这支军队的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奉行、自觉实践的集体行动。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那个时代赋予的任务。”这是“老西藏”吴寿桐总结过往岁月的一句话。时隔六十年后，已近耄耋之年的他说：“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我坦然，我自豪，从未感到后悔……”
吴寿桐所说的“不后悔”，在我对“老西藏”们的采访中，听到过不止一次。面对他们饱经风霜的面孔，我眼前会浮现出十八军官兵们当年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他们当时的种种顾虑，婚姻、家庭、老婆、孩子、艰苦、死亡……哪一条，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必须思考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军人，当面对军令时，所有的顾虑必须无条件放下。当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军人是没有理由讨价还价的！他们放下所有的惦记，肩负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进军高原之路。
八方英才，集结一堂
听说王仲的毕业论文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时，范文澜十分郑重地问王仲，现在中央人民政府为配合和平解放西藏，决定责成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牵头组织一个西藏工作队，是否愿意参加？……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以藏民族为主体，民众大多笃信佛教，实行政教合一统治，这一切使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众风俗习惯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了更好更准确地掌握西藏的情况，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后，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立即组建了一个罕见的特殊机构一“政策研究室”。
1950年2月下旬，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在乐山成立，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兼主任。研究室主要由军师团领导干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系的教授专家和学生，以及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成员三部分人组成，其中研究人员二十多人，著名学者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就在其中。
李安宅，早年留学美国，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现代藏学的前辈学者。于式玉曾留学日本，是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姐姐。李、于伉俪长期从事藏文化研究，其成就已为世人所瞩目。当时，他们夫妻二人都是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教授。
李安宅曾描述说，自1926年后他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游行，然而成都解放时，“我在大街上跑了一天，欢呼跳跃，激动空前，从来不会唱歌的我，也会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歌声夹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如潮水澎湃！”完成祖国大陆统一这个神圣而光荣的使命，极大振奋了爱国知识分子的热情，他们中不少人坚决要求参力口解放西藏大进军。李安宅和于式玉两位教授便是其中突出的一对。不久他们便放弃了安逸、舒适的校园生活，随十八军奔向世界屋脊。
军长张国华亲自给李安宅夫妇发军装。两位教授换上军装，神采奕奕，成为两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军人。张国华关切地问，家事都安排好了吗？于式玉说：“该卖的卖，该丢的丢。我们这是千里风雪西藏去，万贯家财一袋装。”他们爽朗地表示，当年没能参加万里长征，这次参加进军西藏是一件引以为自豪的美事。
十八军五十二师乐山誓师大会
政研室里聚集了不少藏学学者和专家，其中有著名藏学家、四川大学教授任乃强，他是康藏史地专家，绘制的康藏地区地图（草图）由二野司令部测量队印发给进藏部队。还有谢国安，人称“智慧保罗”，他是个传奇人物，幼年到西藏学习佛教经文，后到印度、尼泊尔研究佛教，20世纪40年代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从事佛教研究。
这些专家学者进藏，是贺龙等领导同志推荐来的。1950年年初，贺龙曾主持这些学者就进藏路线、藏军力量、康藏气候以及宗教等问题写出了详细报告。报告在分析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后建议：
对宗教问题处理得当与否，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而要十分慎重。一般的见解是前方派赴易，后方勤务难；军事收拾易，政治收拾难。国民党在康藏所以失败，即由于对其内部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绝非捧一个在外的班禅所能决定的。英国的势力能够伸张进去，也是从宗教问题着手的。
贺龙说到了关键。智库团队的集结，为掌握这个关键增加了力量。1950年1月10日，贺龙将此报告上报党中央、毛泽东。
十八军里有支特殊的部队一“西藏工作团”，团长天宝，副团长乐于泓。实际上，西藏工作团原来的全称为“中央西藏工作团”，最初是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科长韩戈鲁从北京直接带来的三十多人组成的。
张向明在回忆录里写道：“进藏的时候，中央简直把他们当宝贝了。周总理给他们作过报告。他们出发时，朱老总亲自为他们送行。这些都深深鼓舞着他们的工作热情。”
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的多杰才旦，曾经是西藏工作团的成员，他谈起西藏工作团从无到有的历史时，回忆说：民国时期在无锡建有一所边疆学校，主要是少数民族学员，其中有藏族学生。三野解放无锡后，将边疆学校的学生送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1949年又成立藏民研究班。藏民研究班后来把在北京的和西藏有关的人员组织起来，其中包括一些南下工作团的藏族同志，又吸收民国时的蒙藏中学、蒙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高，都是自愿参加藏民研究班。
不久，有一批西康省巴塘师范学院的青年学生入伍。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江村罗布就是从巴塘参军的，他也很荣幸地加入了西藏工作团，他说：“刚开始自己只是个排级干部，却享受连级待遇。部队对藏族青年的重视可见一斑。”
曾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朗杰也是西藏工作团的一员。当解放军进入巴塘时，17岁的朗杰在街上看热闹：“分不清谁是当官的，谁是当兵的，穿的都是一样的。”“大官儿没有一点儿架子”，真的是“官兵一致”！由此，朗杰坚定了参加解放军的决心。
西藏工作团在进藏途中，陆续吸收了不少青年学生，一批又一批，里面还有零星的初中生。到达甘孜时，已有一百多人。队员们非常希望参加进藏的具体工作。年轻人的积极性如此高昂，一切相当顺利。大多数人的工作任务或职务非常明确：做翻译。后来，十八军想出一个新职务一“藏文干事”。十八军的六位军首长，一人配备了一名藏文干事，这些干事非常年轻，大都是十六七岁左右。
1951年3月的一天，兰州大学团总支委员徐东海接到通知，要他参加共青团兰州市委召开的一个兰州市各大中学校团干部会议。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西藏工委书记范明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解放西藏工作”，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们向班超学习，投笔从戎，志在边疆。他充满激情地说：现在，为祖国效力的机会来了。祖国大陆上只剩下西藏尚未解放，唯有这一个机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迅速下决心吧，为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为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大显身手吧！回到学校，徐东海心潮起伏，再也平静不下来。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三年化学专业学习，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是在化学这门学科上为国效力，还是立刻走向西藏？他毅然选择参军进藏。
兰州大学有个边疆语文系藏语班，刚好有个班毕业，毕业生全体报名参军。十五名同学于1951年4月10日身穿新军装，戴上大红花，离开学校。师生们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把他们送到兰州新村中共中央西北局西藏工委干调队。
抗美援朝参军的热潮过后，北京大学校园里恢复了昔日的平静。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的王仲找出因报名参军而搁置的毕业论文，完成最后冲刺。不久，系主任郑天挺介绍王仲等三人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系工作。
1951年5月18日，王仲走进近代史所大院。王仲等三人这天要见的是他们仰慕已久的大学者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范文澜身穿一件五福布（当时以粗纱纺织的一种白布）裁制的对襟短衫，头戴一顶维吾尔族的小帽（据说是王震赠送给他的），清癯和蔼的面庞上戴着一副度数极深的眼镜，脚穿一双手工缝制的老头鞋，俨然一副乡村塾师的打扮。听说王仲的毕业论文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时，范文澜十分郑重地问王仲，现在中央人民政府为配合和平解放西藏，决定责成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牵头组织一个西藏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勘查西藏地区的地下资源，除自然科学外，还有社会科学，是否愿意参加？王仲当即表示乐意参加。寥寥数语，顷刻间，便决定了王仲未来的使命。回到北大灰楼女生宿舍，王仲开始整理衣物。此时，科学院的调令已送交北大。
中央西藏工作队队员中还有海外学成归国的学术权威和业务骨干，如大地测量专家方俊、土壤学专家李连捷、社会学专家林耀华、地质学家李璞、地理学家吴传钧、气象学家肖前椿、法律学家曹经传等，此外还有少数民族干部等，共计五十六人，其中有两位女性，李璞为西藏工作队队长。各路人马奉召浩浩荡荡地进驻中科院招待所。中央要求全队人员不辱使命，全力以赴，齐心协力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西藏工作队仍由中科院党组统一领导，由十八军负责工作队的给养和设备等，并提供一切条件辅助工作队开展各项工作。从此，西藏工作队便成了我军的一支“特殊部队”一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的工作队。全队队员脱去旧时装束，穿上统一的解放军军装。同时，因各学科需要添置各种器材设备，所以夜以继日地赶造了许多木箱，以加固器材的保护。几乎一眨眼的工夫，招待所院落中木箱堆积如山，煞是壮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专门设宴款待全队工作人员，勉励有加，鼓舞士气。
1951年，吴景春从西北助产士学校毕业后，已经分配到陕西省卫生厅妇幼处。那时，正值西藏和平解放，需要大量干部，她和伙伴商量：“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打定主意，她们五个毕业生向学校提出来，可麻烦的是，她们都已经分配，怎么请求也无济于事。怎么办呢？她们中的孙汉云说：“别发愁，到西北局民委去！”民委的同志喜出望外：“我们当然要了，可是你们领导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眼看着山穷水尽了，忽然，又柳暗花明：这事传到了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习仲勋同志那里，“几个娃娃，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好啊！”在习仲勋的关心下，这事儿成了。
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得知后，纷纷表示祝贺，开大会欢送，敲锣打鼓地簇拥着她们，环绕着西安市的大街走，一直把她们送到西北局进藏部队西安办事处。“我们五个同学个个胸挂大红花，身披大红绸，惊动了街上好多不明真相的路人，把我们当成了劳模。”
吴景春后来成了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之一。在进军西藏的队伍中，共有一千一百多名女兵，她们中间既有老红军，又有老八路，还有刚出校门的女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