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西去，当地称“出关”，意味着进入了藏区，海拔越来越高。进入藏区的第一座高山是折多山。此山藏语称“居拉”，意为“肠子山”，因盘山小路弯弯曲曲状如肠子而得名。
折多山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空气稀薄，山顶寸草不生，军人们真正领教到了雪山的厉害：感到明显的缺氧，气喘不上来，胸闷得厉害，脸都憋得乌紫乌紫的。开始时先遣部队还是按照内地行军惯例，走五公里歇十分钟，走十五公里“打个尖”；后来眼看掉队掉得不成样子，后面的人离得越来越远，只好改成一二公里一歇，快到山顶时，每隔五十米或一百米就要歇一歇，喘喘气。
过了折多山西麓，几天后进抵松林口，这是康北著名的森林区。行进在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中的小径，太阳透过婆娑的林间，一道道金光洒满林梢，空气格外清新，感觉如入仙境。长途行军的劳累顿时被这大自然的美丽驱散。
多年后，天宝讲了一个过折多山后“尖刀班”突然遭遇“西藏狮子”的故事：藏区的牦牛，脖子下和腹部以及尾巴的毛又长又多，还有的牦牛没有犄角，头上长毛把眼睛都盖住。这些家伙在草原上逍遥自在地吃草，高兴了互相追逐奔跑，有时候还有点“人来疯”，见到生人就连蹦带跳地向你跑过来。那样子实在逗人发笑。可是我们尖刀班的北方大个子兵哪儿见过这些家伙呢？看见这些家伙向他们冲过来，还以为遇上了西藏的狮子，连忙卧倒开枪，闹了大笑话。后来团政治处民运股的同志去向牧民赔礼道歉，并加倍赔偿。群众对此很感动，因为过去藏兵和国民党部队打了藏民的牛羊，藏民从来没听说过“赔偿”这两个字。
抵达将军桥，住炉霍县时，天气突变，雨水加冰雹，铺天盖地。翻过罗锅梁子山，北路先遣部队看到入藏区以来第一个大寺庙一觉日寺。此地距甘孜只剩下两天的路程。从雅安到甘孜总共六百余公里，部队初试高原徒步行军，跋涉二十四天。
1950年4月28日，北路先遣部队三千余人精神抖擞地进入康北重镇甘孜。
勒紧裤带度粮荒
为了统一思想，共渡难关，决定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大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吃早饭。有几个营级干部来到时，紧绷着脸，见了我们也不敬礼，便一屁股坐到地上，背朝着我，一声不吭。团领导想打破这种尴尬场面，主动和大家交谈，反应也很冷淡……
时隔六十年后，十八军的老兵们仍能唱起一首名为《甘孜一月不能忘》的老歌：
不能忘呀不能忘，甘孜一月永远记心上。我军刚来到，千山万水补给难，飞机空投接不上。藏民生活苦，我们度粮荒。
挖野菜打柴火，捉田鼠，捕麻雀，满山遍野忙，大家喜洋洋。
田鼠麻雀保健康，吃不完的野菜晒干当存粮。
十八军的老兵们至今也还记得，当时毛泽东主席明确要求进藏部队“不吃地方”，要求后勤保障要全部依靠部队自己解决。对于十八军来说，这是何等严格的要求啊！
在十八军进藏过程中，曾发生过三波最大的“断粮危机”。第一波是“甘孜一月”（1950年5月），第二波是昌都断粮（1950年冬，长达四十一天），第三波是进入拉萨及西藏各地后的粮食困境（1952年初至1954年底，时断时续）1950年4月底和8月初，南、北两路的部队相继到达目的地甘孜、巴塘后，很快就面临断粮的困境。其中，甘孜方面断粮持续时间竟长达一个月，老兵们习惯地称其为“甘孜一月”。
1950年4月底，北路先遣队好不容易到了甘孜，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景象。当地还很混乱，国民党二十四军宣布起义后，有一个营还待在甘孜，原甘孜县政府的一批旧职人员也还没来得及接管。
这么个小地方一下来了三四千人的部队，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部队会不会动他们的粮食。最初，先遣队借住在土司家的底层，打地铺。所谓底层，就是土司的佣人和骡马住的地方。官兵们牢记“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肚子再饿，也没有动老百姓一粒粮食。
开始，藏民见到解放军都有点害怕，但渐渐通过一些小事改变了看法。王贵说：“我们买菜买草，拿秤称，还要给钱，老百姓都不相信，也不敢要，扭头就要走。”他们跟老百姓解释“解放军公买公卖”时，有个藏民试着说了一个数字，看到解放军真的把白花花的银圆递过来，那藏民顿时一脸疑惑：世上的差支了牛毛那么多，得到报酬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呢！部队里曾在国民党二十四军当过兵的藏族战士说，过去从藏民那里拿东西从来不给钱；到了解放军的队伍中养成了“公买公卖”的习惯。解放军待人和气、买菜买草还给钱的事很快便传开了。一位藏族老大爷逢人便讲：“我见过藏军，见过国民党军，都是抢我们的，吃我们的，只有解放军是给我们的，帮助我们的。”
渐渐地，从雅安背来的粮食快吃完了，后方运输一时又跟不上，数千人在饿肚子！
北路先遣队负责人、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回忆说：正当大家为完成第一步进军任务而高兴之时，新的考验又向我们压来一我们靠肩背马驮携带的粮食吃完了。为了不加重藏族群众的负担，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坚决不向当地群众征粮。缺粮迫使我们节食。
此时先遣队一分为二：一五四团主力和军师直属分队抢修机场，其余部分往东参加抢修公路。挖土、填方，都是重体力活，可粮食不够，就得减量，从每天十六两（当时旧制一斤为十六两）减到十二两，到最后六两。开始，每日三餐减为两餐，再由两餐干的改为两餐稀的。整整一个月，部队自己想办法。团党委发出“勒紧裤腰带，困难面前不低头”的号召，组织部队上山挖野菜。
4月底5月初的甘孜地区，满山新长出的野菜成了部队的主要口粮，一吃就是二十多天。战士们把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草根煮来吃。有的草根有毒性，吃了全身发紫，还有的吃了后脸肿得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至今，王贵说起这些“宝贝”，还是苦涩中透着亲切：“藿麻头虽然有毒，一沾皮肤上就会起包包，但煮了以后就没毒了，还比较好吃，我们也学当地老百姓戴上皮手套摘；还有茴茴菜、野韭菜，行军锅里煮一大锅，科里五十多个人围着大锅，往地上一蹲就开始吃。就这样，一天还只能吃两顿，上午八九点一顿，下午三四点一顿。”
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发一斤青稞，磨成面便只剩七八两了。吃不饱，部队便组织大家挖野菜，捕捉麻雀和地老鼠。地老鼠肉味鲜美，以草根为食，对草原破坏很大，草原上到处是它们打的洞穴。但后来喇嘛们却放出风来，说这些小东西是“神物”。为了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习俗，部队下令禁止捕捉。
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部队都是在这种半饥半饱状态中度过的。除坚持训练外，部队还要抢修公路和国民党政府遗留的一个简易机场。这些都是力气活，干了没几天，各种不满意见便传到了师长吴忠的耳朵里。不少人发牢骚说，上级原说公路修通前派一个空军师为我们空投，每人每天还加半斤牛肉，现在空投靠不上，半斤牛肉也没吃上，倒是吃上青稞了……许多基层干部和骨干分子也埋怨上级说话不兑现，使他们向战士做思想工作理不直气不壮。
部队还没进入真正的藏区，就遇到了断粮的大问题。大部队在高原上断粮，还不许向当地老百姓征粮，难啊，太难了！官兵们的埋怨，全在情理之中。这个思想工作，到底怎么做才能奏效？
吴忠说起那天的场景，如同就在眼前：
为了统一思想，共渡难关，决定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大家来得很早，我和天宝同志还没吃早饭。有几个营级干部来到时，紧綳着脸，见了我们也不敬礼，便一屁股坐到地上，背朝着我，一声不吭。团领导想打破这种尴尬场面，主动和大家交谈，反应也很冷淡。我不动声色。我了解这支部队，了解这些干部。我知道，他们在一线工作，很多矛盾都集中到他们身上，他们无力解决，压力很大，平时又不能在战士面前发牢骚，今天在我这个老领导面前表达一点不满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刚到齐，警卫员送早餐来了。听说大家都已吃过了，我便请大家等我和天宝同志吃完饭后再开会。早饭共有三样：一盆开水、一碗炒面、一盘野菜。我和天宝同志各往自己的搪瓷杯里倒进半杯开水，抓上两把炒面，用筷子搅成面糊，再拌点野菜，三下两下，这顿饭便吃完了。在我们吃饭时，有的人故作不经意的样子瞟了瞟我们的饭食，然后悄声地和旁边的人不知讲些什么。气氛不再那么沉闷了。吃过饭后我再问话时，便有人搭腔了。我先让大家把问题和肚子里的意见都讲出来。沉默了一阵儿便有人打头炮，一有人带头，其他人便争先恐后地讲了。他们讲话无所顾忌，有些话相当尖刻，但讲完之后，便像放下了沉重的包被，脸上又露出笑容。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粮食问题上，就是由于饿肚子而带来的部队思想工作和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困难。
吴忠只能对干部们讲传统：
我们现在充其量是吃不太饱，同早年红军在甘孜时要同强敌作战、又要自己筹粮、经常因筹措无着而断粮的艰难处境相比，我们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领导干部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要做好下级和战士的表率，积极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管好带好部队，只要干部队伍不乱，部队就不会乱。
在解决好营以上干部思想的基础上，又召开了先遣支队排以上干部和骨干分子大会。这次不仅是讲传统，更多的是鼓舞士气。
这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现在遇到了暂时困难，是齐心协力咬紧牙关去战胜它，还是动摇畏缩向困难低头？会后，部队展开了大讨论。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和他们的遗愿，革命军人的荣誉感，都化作了推动部队战胜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官兵们振作起精神，以巨大的热情重新投入到艰苦的进藏工作之中。
就在五十二师前指和一五四团到达甘孜的第二天——1950年4月29日，刚成立不久的空军派出的飞机即由新津机场起飞向甘孜空投物资。年轻的飞行员，驾驶着缴获的美军C—46运输机，不顾飞机陈旧、飞机性能差又缺乏高原飞行经验的不利条件，试图飞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空中禁区”一二郎山和折多山。不顺利的是，那段时间，虽然空军部队每天都向甘孜试飞，但是高原山区气候变化剧烈，空投区又恰恰处在雷电雨区之中，飞机无法通过，只得一次次被迫返航。其间，军长张国华每天通过电报询问先遣部队的生活，并不断申请飞机实施空投。
一五四团团长郄晋武在日记中写道：“战士们仰望着天空，12时过去了，13时又过去了……大家失望地回去了。”
5月5日，五十二师向军部报告：“部队携粮已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5月7日，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穿云破雾，勇闯高原禁区，终于空投成功。郄晋武记录道：“万里无云，太阳高挂在蓝天。这天气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正研究下一步工作，忽抬头，随着隆隆声音望去，从东南方向来了飞机。此刻整11点。飞机转了一个弯又折回来，开始空投。房上、地上站满了人。大家兴奋极了。收大米一百零八袋，约五千四百斤。”然而，对于甘孜数千人的部队来说，如此数量的空投犹如杯水车薪，只可解燃眉之急。
吴忠5月18日报告：从5月7日至17日，先后有六架次飞机空投成功。抵甘孜后，部队曾通过当地政府及爱国头人夏格刀登代购了一些青稞，但“与实际需要数则相差甚远”；建议雨季未到之前，以“足够数量的飞机来甘孜空投”，保障粮食供给。22日，此报告转到中央军委后，新津机场空运大队的飞机增为七架。5月27日至6月5日，共空投十一次，飞机十九架次。
“破了过去的纪录。满天的云，飞机都来了。”“天阴得很。同志们都为空军老大哥的安全担心。”“进驻甘孜部队的粮食供给，直至川康公路于1950年8月26日初通甘孜才逐步得到缓解。”
郄晋武团长的日记，为了解当时的状况提供了最真实鲜活的依据。
6月7日，当飞机在甘孜古城上空盘旋时，整个甘孜古城都沸腾起来了。人们眼见天空中一个个小黑点从飞机上掉下，越落越大，降落伞打开，一包包物资掉在田野里，砸得地上灰土扬起。战士们高兴地冲上去，捡回大米、饼干、花生和银圆。官兵互相谦让，把粮食先送给驻在金沙江边邓柯的前卫二营。虽然空投的物资不多，对士气却是很大的鼓舞！
军爱民，民爱军，纯朴善良的藏民迸发出极大的拥军热情。空投补给时，部队在野地里拉开丁字形的大红布指示方位。无数“宝贝”从天而降时，有的银圆掉到了指示方位之外，还有的掉到了山背后，老百姓拣到了，用牦牛驮回来，一个不少地交还给先遣部队。
一天，三三两两的藏族老乡背着一包包不完整的大米袋送到部队，说是放牛时在山上乱草丛中捡到的。部队首长亲自接待了他们，表示感激并要折价给一定报酬。藏民们无论如何不肯收费，没办法，部队只好给每人赠送一条哈达。藏民们收下哈达，高高兴兴地走了。
在藏族人民心中，哈达是仙女的飘带。白色的哈达象征纯洁、清白，表示对人诚心。他们拣到了“天菩萨”给解放军送来的大米，不能悄悄留下，一定要送还给解放军；他们没有收下报酬，却收下了解放军的“仙女飘带”。他们想，将来离开人世，仙女会证明他们是清白的。这就是纯朴忠厚的藏族百姓。
会战机场迎接“天菩萨”
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到处是起伏不平的小丘，荆棘丛生，乱石林立，环视一周，四面都是高山，唯有远处甘孜寺的金顶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领导交代任务时风趣地说：“我们的任务是削平一座座小土丘，填平一个个大洼地。”……
为了长期支援西进部队，建立一个稳固的空运基地，作为后勤运输的快速通道，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凸显出来。西南军区决定在原有极为简陋的甘孜机场上，用最短的时间，扩建出一个可以适应进军需求的机场。
扩建甘孜机场的立项报告称：目前甘孜机场“不适于降落C—46机。拟在附近另辟一个机场。据了解需一百五十万工，现已由渝派工程师前往勘察中”；“最大的问题为人力不足”。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立即从武汉、北京抽调大型机场修建机械。但就在这时，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朝鲜战争升级。原本就人力不足，结果连原准备调入甘孜的四个工兵团都调往沈阳，原准备抽调的机场修建机械也没有了，拨归十八军建制的只有两个工兵团，扩建甘孜机场的时间被迫推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