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宁，安静悠闲的日子里，或者是长假和休假的时候，妈妈喜欢浏览网上书店买书。这时候，我最偏爱的还是文库版图书。文库版图书至今还保持着较低的价格，而且很多都是经典作品，拿到书时经常感觉发了横财似的喜悦。
好像是妈妈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吧，当时有个三中堂文库。当时每本书平均只有两百元（约合人民币一元五角），如果按今天的价值来衡量应该是多少呢？差不多是普通公交车费的三倍左右吧，那的确是相当便宜的好书。每天功课结束以后，妈妈就和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去逛书店，买三中堂文库版的书。文库版图书的封底是全部图书的目录，我会剪下来，贴在书桌前，每读完一本书，我就用彩色铅笔涂掉目录上的书名。妈妈读过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完的。当然了，妈妈读这么多书好像也不全是因为有趣，好像还有和朋友竞争的心理在起作用——嗯，“我还读过这样的书”，我渴望拥有这样的骄傲。对于人生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坏事。也许是我错误地以为阅读这种书的时候自己显得很有风度，尽管有些书感觉不到有趣，但是因为手里捧着公认的好书，于是就对自己很满意。虽然有的时候根本看不懂什么意思，但是阅读对我来说也不是全无益处。你不也是这样吗？有时候妈妈说什么你并不理解，但是等你长大了却恍然大悟：“啊哈，原来是这样！”是的。妈妈有位前辈曾经把读书比作“玩物致知”。儒家经典《大学》里的名句“格物致知”被他改头换面了。他的意思是说通过游戏达到认知的目的。关于文库版，妈妈说的是不是太多了啊？反正不管怎么说，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妈妈后来接触到了奥斯卡·王尔德的《狱中记》。
你应该记得王尔德吧？他是那部感人至深的童话《快乐王子》的作者，也是标榜唯美主义的颓废派先驱者，同时也是因为生活放荡和特立独行而成为时代的问题人物。另外，基督教书籍中经常引用他的作品片段，他的风格复杂多变，甚至到了很难判断是否出自相同作者之手的程度。总而言之，这是个神圣而伟大的作家。对于这样的人物，妈妈很想了解他的真实面貌。
他的同性恋伙伴的父亲因为儿子与王尔德有伤风化的交往而起诉他，于是王尔德被判有罪，在监狱里服了两年苦役。当时他几乎到了千夫所指的程度，如果是今天肯定会上每天的整点新闻。整个伦敦都在指责这个人，所有的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王尔德对伪善的英国社会给予了犀利而辛辣的批判。从社会学角度看，他已经沦为了丑小鸭般的人。看看他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如果他的辛辣言辞不正确的话，也就不会惹人讨厌了。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挺有意思的，你想听吗？
总统统治美国只有四年时间，而言论的统治更为久远。
所谓民主主义，只是为了人民、倚靠人民、用大棒敲打人民的意思罢了。
所谓爱情，总是始于自欺，而终于欺人。这就是世人常说的罗曼史。
恋爱来自相互之间的误解。
正确的结论总是以相互的误解为基础。
流行是丑恶的形态，因为它能导致极端贫穷，所以有必要每三个月改变一次。
义务是对他人的期待。
人生分为两种，一种是想而做不到，一种是做得到却不想。
人生非常重要，并不是可以神情严肃地讨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怎么样？你有没有掩口而笑呢？这时候，他已经成为世人嘲弄的对象，被囚禁起来了。“痛苦是漫长的瞬间”，他的书就这样开始了。
1895 年11 月13 日，我从伦敦被押送到这里。那天直到两点三十分，我都穿着囚衣，戴着手铐，不得不站在克拉彭火车站的站台中央，接受着人们的观赏。我的样子真是古怪极了。人们看着我，狂笑不已。每当火车进站的时候，看客便又增加了许多。他们兴致勃勃的样子也让我大开眼界。当然，在这之前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是谁之后，他们笑得更开心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我的身边始终围绕着站在灰色的雨幕里嘲笑我的人。经历过这种事之后，大约有一年，每天到了这个时刻，我都要哭上相同的时间。
那些在监狱里也不哭的日子，并不是因为我心情愉悦，而是因为我的心已经彻底硬化了。
王尔德的父亲是著名的医生，母亲是作家，他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成人，从未经受过这样的苦难。但是我也想，这个头脑聪明不亚于计算机的天才似乎也需要这样的停顿和驻足。妈妈这样想是不是太残忍了？他们只要（通常是被迫）停下脚步，原来那勇往直前的
推进力便会无可奈何地转而向下，从而挖掘出普通人难以达到的深井。然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提供深刻的生命洞察力。
两个事件改变了王尔德的人生轨迹，入学牛津和牢狱之灾。妈妈也是直到出狱之后，才知道自己对于文学有多么热爱，世界真是奇怪啊。偶尔，妈妈也会这样想，如果没有当时在监狱里残酷地面对自我的经历，我会怎么样呢？我孤零零地坐在寒冷的监狱，每天吃着廉价的面包和牛奶，这是我可以吃到的仅有的食物。这样持续了半个多月，出狱之后我的体重下降了七公斤。当时，残酷的拷问在秘密进行，对于年轻女性，侦查人员还有可能实施性拷问。你知道性拷问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侦查人员对年轻女性实行性暴力，利用女性的羞耻心理逼供其他人的藏身之所。也许你会问，“我们国家也这么落后啊？”是的……
妈妈出狱之后，妈妈的朋友们常常眼含热泪劝我说出真心话。“坦率地说出来吧！我们帮助你。这件事必须曝光出来，然后进行抗争！说啊！你有没有受到性拷问？”不管我怎么说没有，他们都顽固地认为这是我的贞操情结作祟，所以才会缄口不语。很长时间他们都不肯收回那种充满疑虑的目光。没办法，我只能重新追回迅速瘦掉的七公斤，才能彻底打消人们的疑虑。唉，如果我可以置之不理，应该可以维持当时的体重的。反正不管怎么说，这次瘦身也成了我在监狱里得到的第二个宝贵收获。
是啊，当时妈妈二十四岁，如果没有这次的直面自我，如果不是被迫在沉默中凝视着墙壁，追问我是谁、我想做什么，如果不是彻底翻遍了灵魂的角角落落，那么妈妈会不会绕更多的弯路呢？那时候，妈妈认为被囚禁在那样的地方实在是太大的不幸。我想成为从事劳工运动的革命家，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这项事业是否适合我，借着“必须如此”的名义，我完全交出了自己的生活。别人也都认为这样很正确。因此，对待生活，人人都要谦虚。也许生活比我看得更远，也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如果把这里的生活换成宇宙、神或者人生，答案也都相似。妈妈好像也是这样的。生活让我驻足，让我痛苦，抛给我艰深的问题，而且最终改变了我人生的轨道。不过我常常想，这样的悖论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
妈妈的朋友也是这样认为。要想判断人生道路是否正确，只需要提出这三个问题就可以了。你想走什么样的路？别人也认为这是你的路吗？最后，命运也认可这是你的路吗？
作为妈妈来说，作家似乎正是我的路。我希望是这样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是直到最近才得到了答案。细细想想，面对这三个问题，谁又能爽爽快快地回答“是的”呢？我们能做的只是时常在心里想着这些问题，不要扔进垃圾筒罢了。
生活似乎比我们懂得更多。因此，你不能把梦想关进牢笼，还要钉上钉子。你梦想成为老师并不等于切断此外的任何可能性。你梦想成为律师也不等于认定此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生活。梦想必须在自身之内，你不能躲进梦想不问世事。王尔德对此洞若观火。
有些机械的人们认为生活是通过方法和手段的谨慎估算而形成的某种反应灵敏的赌博，通常他们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而且也能最终到达。或者成为国会议员，或者成为生意兴隆的食品商人，或者成为著名的律师或法官，或者是某种与之类似的人。也许他们怀着成为某个教区的下级官吏的愿望出发，而后终于当上了某个教区的下级官吏。但是，他们却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束手无策地变成了他们想要成为的人。
蔚宁，妈妈希望你在自己的青春岁月里首先考虑做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再去考虑成为什么。答案包含在过程之中。安东尼·德梅洛神父也说过，真正的生活属于赌徒，尽管这样说稍微有些过激。
但是，这个惹是生非的人耽于同性恋，反抗并嘲笑“种种无耻之举”，后来他也去探究那个名叫耶稣的人了，正如但丁说过的那样，“满怀悲伤的人在寻找神灵”。这个人迸发出了任何贤者圣人都不曾给予的洞察力。妈妈也是在这里遇见了王尔德。因为妈妈尊
敬的神父们都毫无例外地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过这个同性恋者和旷世浪子的话语。
基督没有法则，只有例外。他爱一切犹如拥有诗人天性般的无知者。他知道无知者的灵魂深处总有着容纳伟大之爱的空白。冷漠的博爱主义、冠冕堂皇的慈善事业、中产阶级珍藏的严厉的形式主义，他以冷静而残酷的磨灭感暴露了这一切。他绝对不想改造人类。他的目的不是将那些有趣的盗贼改造成耿直而乏味的人。在他看来，将税吏改造成法利赛人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业。这真是危险的思想。但是，危险的思想必然就危险吗？
当然，正如黎明之前还有伪黎明，正如寒冷的冬天也有和煦的阳光足以让愚蠢的鸟儿唤醒自己的同伴，同样，基督教之前也有基督徒。
他不是向人类传道，而是通过自己的样子揭示人类会成为什么。命运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站到基督的面前。无论是谁，他的生命中至少有一次与基督同往以马忤斯的经历。
所谓通往以马忤斯之路，也就是在耶稣死后，他的两个门徒走向以马忤斯，却在半路上遇见了某个杰出的人，并与之交谈的故事。这个人就是门徒以为已经死亡，并为之悲伤的耶稣。耶稣的死亡让他们深感失望，根本不知道此时此刻陪伴自己走向以马忤斯的人就是已经复活的耶稣。对于他们而言，也许老师死而复活的事实还不如老师之死引起的失望和伤心重要，这就蒙蔽了他们的眼睛，竟然认不出这个与自己同行的人就是苦苦等待的耶稣。王尔德也是在摆脱悲伤之后才领悟到这样的道理：这条充满悲伤的路就是通向以马忤斯的路。他的悔悟好像很真诚。
看到王尔德断言“不是将那些有趣的盗贼改造成耿直而乏味的人”，妈妈忍不住笑了。事实上，妈妈也认为耶稣应该这样。如果王尔德是当代作家，那他应该是个说话风趣而且容易沟通的人。哪怕不会成为亲密的朋友（嗯，这样说当然有几个理由了……），不过妈妈还是很喜欢这样的人，憨厚得无可救药，对待他人总是满怀怜悯。是不是很可爱呢？
尽管他渴望以这样的自我发现开始宗教生活，然而在他出狱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神职人员接纳他，于是王尔德就像个小孩子似的嘤嘤哭泣着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通过照片来看，王尔德身材修长，有着西方人里不多见的又宽又平的脸颊。他的眼睛大而明亮，头发下垂至后颈。他的衣领上常常插着向日葵，走在路上总是引人注目，然而就是这个高高大大的男子汉却像孩子似的哭泣着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此时此刻，肯定不是王尔德让耶稣尴尬，而是不肯接纳王尔德的英国教会吧？他远赴巴黎，重新过起了放荡和绝望的生活，直至死亡。正如王尔德说过的那样，“教会之所以批评堕落，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人生”。妈妈也不是全然没有这种想法。
蔚宁，妈妈有位朋友在喝酒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即便是死后接受审判，艺术家也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应该设立某项特别法律，对于艺术家的所谓“不道德”免于起诉，因为如果死守道德，艺术家们可能什么作品也生产不出来。当时我们哄堂大笑，但是读完了王尔德的《狱中记》，妈妈又想起了朋友的话。
如果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也许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艺术家，也许他不会默默无闻，而是因为辛辣和诙谐而成为网络明星。仅仅因为是同性恋，他在极端伪善的维多利亚时代遭受了那样的痛苦，想起来真是令人难过。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反正艺术就意味着痛苦，以此为业的妈妈要从明天开始游泳，今天我要去见那个主张设立“艺术家特别法”的朋友，跟他喝个痛快。王尔德孤苦伶仃地死了，妈妈却只想着游泳的事，这是不是太自私了？你是在家里努力学习吗？“这是亲妈吗？”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谈吧。如果今天夜里你不醒，那我们明天在客厅见面吧。
好了，希望你今天有个好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