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税收与劳动供给
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生活过程中，它与资本一道成为决定经济产出能力的两大基本要素。因此，在经济学中很重视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其目的不仅是研究税收如何使人们的劳动供给最大化问题，还在于分析税收如何干扰人们在劳动力投入方面的选择。 一、税收与劳动力供给曲线 在讨论既定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之前，我们先讨论税收对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影响。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1)个人的劳动时间可以变化；(2)工资率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有完全弹性；(3)所得税按比例税率课税，政府支出对劳动力没有影响。在这些假定之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有两种表现形式。在图4—1中．劳动力供给曲线S向右上方斜倾，它表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各个不同的工资率水平相对应的最大工作量，即劳动力供给与工资率成正比，劳动时数随工资的增加而提高。如果在征税前工资水平为w。，决定相应的劳动供给为L，。在征收比例所得税的情况下，实际工资率降为(1一t)w。，劳动时数减为L：。在这种情况下，表明政府征税减少了劳动力供给。
而在图4q中，劳动力供给曲线为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它表明如果工资率提高，人们会减少劳动时间。从图中来看，劳动力供给在开始阶段随着工资水平的增加而递增，但在工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对工资收入的需要不那么迫切，劳动力供给开始趋于减少。在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的情况下，政府对工资收入征收所得税会导致工资水平从w，下降到w：即(1一t)W。，这样，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从L，增加到L：，这表明税收促进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两种劳动力供给曲线表明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两种不同效应。那么，为什么税收对劳动力供给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呢？面对政府的征税。劳动者在劳动力投入决策上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二、税收对劳动与闲暇选择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福利水平的提高不仅在于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之中，也存在于闲暇所获得的精神享受之中。所以，在经济学的分析中，通常是把闲暇当作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优质商品。人们所拥有的时间可分为两部分用途：劳动和闲暇。劳动是指人们在市场上为获得工资收人而进行工作，闲暇则指劳动以：外的所有其他活动。劳动和闲暇之间存在着交换关系。人在一天中如果用于劳动的时间长了，获得的工资收人也高，但闲暇的时间就短了。反之，当人们选择闲暇时，他(或她)必然要放弃一定的工资收入。所以，闲暇和劳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交换的关系。工资率可以认为是劳动的价格，也是闲暇的价格，它意味着人们为了获得l小时的闲暇而放弃的收入或者说是所愿意付出的货币价值。研究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时实际上是分析税收如何影响个人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选择。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设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在图4—3中，0A是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大的时间量，如果不用于闲暇则用于工作，其中任何一点都同时表示闲暇时数和劳动时数。它也是闲暇的最大时数，如果闲暇时数为OA，则意味着收人为零。AB为预算约束线，其斜率为小时工资率w。个人对闲暇与劳动的偏好用无差异曲线I表示，I，与0A相交的E，点决定了他或她选择OL，用于闲暇，L，A用于劳动，收入为OD。现假定政府征收税率为t的比例所得税。征税后，小时工资率从w减至(1一t)w，这意味着消费1小时的闲暇所放弃的收人为(1一t)w，也就是说税收使闲暇的相对价格降低了，从w降为(1一t)w。这时，他或她的预算约束线会从AB向内旋转到Ac，其斜率为(1一t)w。AC较之AB较为平缓。由于税收，他或她的劳动——闲暇选择必须进行重新调整，在图a中，调整后的均衡点为E：，在E：，他或她的闲暇时数为0L：，劳动时数为L：A，税后收入为OF。征税使他们的劳动供给从L，A，减到L：A，减少时数为L，L：。结论为征税减少了劳动供给。但是，假如人们的劳动一闲暇的偏好不同，结论可能相反。如图b表示的那样，一个人的税前税后预算约束线与图a相同，税前的劳动时数也相同，但征税后，他或她对劳动一闲暇的选择不一样。在图b中，征税后，他或她选择的无差异曲线为I，。与预算约束线的交点为E，。这时，他或她的闲暇时数为OL3，劳动时数为L。A。显然，税后的劳动时数增加了。在这里，征税促进了劳动供给的增加。征税对劳动供给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的原因就在于征税对人们的劳动一闲暇选择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应。
一是税收的收入效应。税收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收入效应是指由于征税直接减少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使纳税人减少闲暇及其他商品的消费。减少闲暇的消费则意味着增加劳动时间，或者说，为了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比过去更努力地工作，从而增加劳动力投入。第二种效应是替代效应。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是指征税会降低闲暇相对于劳动的价格，使纳税人在劳动和闲暇之间的选择发生变化，以闲暇代替劳动，造成劳动力供给的下降。税收的这种替代效应对劳动力供给有一种扭曲作用。
税收的这两种效应，对劳动力供给的作用方面是相反的，并往往相互抵消，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总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之间的净效应。
在图4—4中，AB为税前预算线，它与无差异曲线：E。相切，税前人们选择的闲暇时数为OL。，劳动时数为L，A。征税后预算约束线从AB内旋至AC，新的预算线与新的无差异曲线相切于E：，由该点所决定的闲暇时数为OL：，劳动时数为L：A。增加劳动供给为L：L。(kA—L，A)。这是在图中给定的劳动一闲暇偏好的条件下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总效应。现把这种效应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一步分析。
先看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征税后闲暇相对价格下降引起纳税人以闲暇替代劳动，它表明的是一种价格变化的效应。为了分析替代效应，在这里假定征税后，纳税人获得其他形式的非税收入，如政府补贴，这样，收入与税前持平，收入效应被抵消，征税后纳税人的无差异曲线仍与税前相同。由于闲暇与劳动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无差异曲线I，与预算约束线的相切点不再是E，，而是移至与补偿预算曲线DF的相切点E。。DF的斜率为(1一t)w(即与AC平行)，它表明闲暇相对价格下降了，纳税人选择更多的闲暇代替劳动。税收的替代效应为L1L3。
再看收入效应。收入效应是指征税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 而促使纳税人为维持原有的消费满足程度而减少闲暇，增加劳动时 间。它反映的是个人效用程度的下降，不反映闲暇与劳动之间相对 价格的变化。所以，无差异曲线平行移至I：，与新的预算约束线相切 于E，，由此决定的劳动和闲暇的最佳组合为L：A和OL：，闲暇减少 或劳动供给增加的数量为L，L2。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反向运动，前 者导致人们减少了劳动，后者刺激人们增加工作，两者的净效应是 使劳动供给量增加L。L：(L，L：一L。L。)。
在上例中，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最后 总的效应是增加劳动供给。但这个结论不是唯一的，给定一组不同的劳动一闲暇偏好，结论是相反的，如图4—5所示。在图4—5中，给定一组与图4—4不同的劳动一闲暇偏好。在这样的情况下，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两者相抵后，净效应为劳动供给减少，闲暇增加。
上面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个人不同的劳动一闲暇偏好使得税收对劳动供给效应截然不同。不断地改变图中的工资率，可以得到一组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将其连结起来，形成一条劳动供给曲线，前面的图4—1与图4—2就是由此推导出的两条典型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三、不同税种对劳动供给的效应比较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假定政府所征收的是比例所得税。但实际上，不同税种对劳动供给的效应是有所不同的。图4—6为比例所得税和一次总额课税在劳动供给方面的效应。
在图4—6中，AB为税前预算线，I。为税前无差异曲线，Ac、Iz为征收比例所得税下纳税人的税后预算约束线和无差异曲线。纳税人选择的闲暇和劳动时间分别为OL：和L：A。在一次总额课税的情况下，纳税人的预算约束线向内平行移动至DF，这是因为一次总额课税按固定税额征收，不随收入额的增减而变动，所I以，收入与闲暇之间的置换关系即预算约束线的斜率不会改变。假定一次总额课税的税额与课征比例所得税额相同，那么，DF必定要经过Ez，且其斜率大于比例所得税制度下的斜率(1一t)w，纳税人可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为I。。由I。与DF相切点决定了纳税人的闲暇时数为0L，，劳动时数为L。A。同比例所得税制相比较，L3A大于L：A，两者之间的差额为L，L：。由此可见，总额课税比比例所得税更能刺激劳动供给的增加。其原因就在于一次总额课税只具有收入效应，不具有替代效应，因而它不会妨碍劳动与闲暇之间的相对价格。所以，它对劳动供给的妨碍效应较小。
再把这种比较扩展到累进所得税。累进所得税的特点是税率随计税基数的增加而递增，如我们在第一章分析的，在累进税中，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增加，而且边际税率总是大于平均税率。而在比例税中，税率相对于计税基数保持同一，而且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总是相等。当然，如果考虑到固定免税值的规定，比例税率也具有了累进性。这种税制也称为固定比例的累进税或线性累进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其边际税率不变，而平均税率则是递增的。分析累进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可采取与比例税相似的分析方法，但这里主要应考虑的是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对劳动供给的不同效应。一般认为平均税率产生收入效应，激励人们增加劳动供给，边际税率产生替代效应，导致劳动供给的减少。就这一点而言，累进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边际税率的高低。④而累进税中边际税率总是高于平均税率，因此，累进税中的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但是，累进税制特点与比例税制的特点有很大不同，所以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很难下绝对的预测。累进税制和比例税制的税率特点如下图所示：
在图4—7中，实行累进税情况下，1组免税。2组的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低于比例税中的情况。3组中的边际税率在两种税制中都一样，但累进税中的平均税率低一些。4组中的边际税率高于比例税，但平均税率比比例税低。5组的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都高于比例税。在这种情况下，累进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与比例所得税相比很难确定谁优谁劣。此外，在实行累进税制情况下，不同收入的人们对应不同的税率，不象在比例税制下，不同收入的人们面对的是同一税率。所以，很难预测累进所得税对社会劳动供给总量的影响是什么。
上述分析表明，一个人的劳动供给决策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预算约束线的位置及个人的劳动一闲暇无差异曲线。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变量也是影响一个人劳动供给决策的变量。除了上面分析，影响个人预算约束线和劳动一闲暇无差异曲线的变量还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税后工资率的变动，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是假定税前税后工资率不变。但实际上，由于所得税必然要影响社会劳动供给的总量，因此也必然会影响市场的工资率，而变化了的工资率最终要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图4—8为工资率变化对税收在劳动供给方面的影响。
在图4—8中，假定资本价格不变，供给曲线s是在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情况下劳动供给曲线的总和，由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导出。D为各企业在不同的工资率下愿意购买劳动的总和。现对毛工资w按t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则劳动者的税后净工资为w。(1一t)，供给曲线s反映各种净工资水平上的劳动供给量。但需求曲线是就毛工资率而言的，为使两条曲线具有可比性，要把供给曲线还原为按毛工资率表示。把s按1／(1一t)比例上移，S／(1一t)为在税前毛工资率下的劳动供给量，均衡点为b，毛工资率为w：，净工资率w：(1一t)。劳动供给从L。减至L：。而如果工资率不变，仍为w，，则劳动供给减至L。。由此可见，工资率的可变性减缓了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总体影响。
第二，非劳动收入的征税问题。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利息、转移性收入等是影响预算约束线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上述的分析中，是假定个人只有劳动收入，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非劳动收入来源。在存在非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个人的预算约束线及劳动供给的变化如图4—9所示。
在图4—9中，个人税前预算约束线为ABc，其中AB为税前资本所得。在按比例税率t对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征税时，预算约束线变为AFD，其中AF=AB(1一t)，DF的斜率为w(1一t)。新的无差异曲线与新的预算约束线相切于E：，决定劳动供给量从L，A增加至L：A，增加量为L：L。。由此可看出，非劳动收入的存在倾向于鼓励个人少供给劳动。但对非劳动收人征税，则会产生收入效应，导致劳动供给增加。
第三，劳动时间的选择问题。劳动一闲暇的偏好是决定个人劳动供给变化的重要因素，这是在假定个人对劳动一闲暇有充分选择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个人对劳动时间的选择是有限的。首先是劳动力的需求。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个人从事某一工作的时间长短，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劳动一闲暇偏好，还要取决于雇主。即便劳动力市场是非竞争性的，有时工会的压力或政府的干预也会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其次，个人的劳动决策还要受到制度的硬性规定或时间不可分割的影响，如国家制定对劳动时间的法律性限制、8小时工作日等，不可能自由地变动劳动时间。即便是个人可以旷工、加班、兼职，但这毕竟只占劳动量的一部分。再次，年龄、性别、婚姻等因素会对个人劳动一闲暇选择有很大影响。同样，这些因素也对雇主在决定是否雇用时产生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