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张减税的同时，供应学派也主张削减政府预算支出。其理由有三：首先是认为政府支出有负效应。在现实的经济中，公共物品与劳务的提供是开展市场经济活动的必要的条件之一。当税收为零时，政府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与劳务，市场经济活动所必需的条件也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的产出不会达到最大。但是随着政府支出的增加，税收的提高达到一定界点时，私人产出和公共产出之间的互补程度开始降低，政府支出的效率开始下降，成为阻碍私人部门经济活动效率的因素之一。而社会福利性支出所起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过宽的社会保障范围和过于优惠的失业保险金会使人们丧失工作的积极性或不愿从事较低报酬的工作，并使人们觉得储蓄成为多余，从而助长人们的依赖性，不仅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加重贫困。其次，与支出的增长相一致的是为了保证支出的需要，必须提高全社会的总税负。高的税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全社会总产出的下降。第三，如果实行减税政策，而不削减政府开支必然会造成政府预算赤字，如果为弥补赤字扩大政府债务规模，有可能会使市场利率上升，影响投资的增加。
因此，供应学派强烈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削减政府预算支出，特别是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性开支，降低津贴和补助金额，严格领受条件。当然在供应学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如拉弗就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削减社会保障和失业补助金是不道德的，要削减也只能在经济繁荣时进行。
三、供应学派理论和政策的局限性
供应学派的税收理论对80年代世界性的税收制改革浪潮起了重要影响，但严格说来，供应学派并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完善的理论体系。对它的政策主张的有效性，许多经济学家表示怀疑。
如前所述，供应学派的理论是围绕着如何摆脱“滞胀”而发展起来的，但滞胀现象的出现并非完全是税率过高的结果。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一般都是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就税收本身效应而言，它既可以影响需求，也可以影响供给，仅以税收的供给效应而断言减税能使经济摆脱困境就如同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只注重需求而忽视供给那样，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而且，就税收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比较而言，税收变动时对需求的效应比较直接，而对供给的影响则须先通过影响劳动、储蓄、投资而最终影响供给，它对供给的刺激作用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就短期看，一项减少税收的政策出台对需求的刺激作用会超过它对供给的刺激作用，不仅不会抑制通货膨胀，而且还会加剧通货膨胀。其次，就减税这一政策而言，认为减税一定能刺激劳动、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也过于绝对化。不同的经济主体对于减税的反映不可能完全一致，有的人可能因减税使闲暇和消费的相对价格上升而选择更多的劳动、储蓄和投资，有的人也可能因减税使税后实际收入上升，使他们能花费较少的劳动和投资而取得同样的收入从而选择增加闲暇和消费。即使是减税能刺激投资和储蓄，其作用程度有多大也是未可测定的。因为决定储蓄和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储蓄不仅是收入的函数，还是利率的函数，与政府的金融政策、金融秩序及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有关。企业投资的变动也取决于预期利润率、投资对风险和收益的选择、投资的市场前景等诸多因素，虽然税收对税后投资报酬率有重大影响，但其他变量也起同等重要作用。最后，依照拉弗曲线，在削减税率后，政府收入能否在短期内有极大增长？拉弗曲线所提到的税率禁区到底是什么？税率是指什么税率？对这些命题也缺乏必要的计量研究。
还有一点需说明的是，减税也并不是供应学派的专利。凯恩斯的经济学也主张减税，与供应学派不同的是，凯恩斯的减税旨在刺激总需求，而供应学派则强调减税以刺激供给。凯恩斯主义的减税方案还要伴随政府支出的扩大，而供应学派则在减税的同时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预算规模。凯恩斯的减税是为了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目的地运用税收调节经济，根据相机抉择原则，逆经济运行态势，或增税或减税，减税不是唯一手段。而供应学派的减税理论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能极有效的配置资源(除极少数例外)这一既定理念为基础的，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国家干预，减税只是一种单向运动，只减税不能增税。
尽管如此，供应学派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学说，它的理论对解决80年代西方的经济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可以说是对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政府经济政策的一场革命。之所以如此，它才引起美国乃至整个经济社会从理论界到政府决策层次的如此众多的关注和评论。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一项政策的实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无论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还是供应学派的供给刺激都是如此。在宏观经济的均衡中，应强调的是各项政策的配合，需求和供给的综合考虑，短期和长期的全面权衡。
）第三节 通货膨胀和税收政策
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经常性的经济现象，也是政府所面临的宏观稳定的一个主要任务。从理论上说，通货膨胀按其形成的性质、原因，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通货膨胀，都是需求与供给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寻求治理通货膨胀的税收政策也必须充分考虑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
一、增税政策与通货膨胀
通过税收的增加——自动地或相机抉择地——来抑制总需求，实现价格稳定，是凯恩斯反通货膨胀税收政策的主要特点。按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税收是通过影响私人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来影响总需求的。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税收乘数来看，税收乘数为鼍，它表明每增加一个单位税收而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倍数。说明税收增加直接减少私人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民间部门的消费支出，减少国民生产总值，这将在通货膨胀时期起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此外，再从税收对投资乘数的影响看，假定私人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等于消费和储蓄之和，而储蓄又全部用于投资，投资乘数为：
△I=△Y(1一b)
投资增量△I等于国民收入的增量扣除用于消费后的部分。但是在引进税收因素后，投资增量△I’变为△Y[1一b(1一t)]，则投资乘数变为：
显然：
由此可见，投资乘数由于税收的介入而缩减。从上述税收乘数及税收对投资乘数的影响分析可以知道，由于所得税是收入的函数，所以征税会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上面的分析中，从b降为b(1一t)，从而投资增量下降，导致整个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所以，在经济繁荣时期，收入增加，税收随之增加，这时税收自动产生一种抑制力，防止经济过度繁荣和抑制通货膨胀。在这里，是假定开征的是比例所得税，如果是累进所得税，则税收影响的效果就更为显著。因为累进的边际税率在通货膨胀时期会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并且使税收收入的提高速度快于国民收人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所以，会比比例所得税产生更大的抑制力。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谈论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时，多是以累进所得税为主。同理，政府采取主动的税收措施，如提高税率，开征新税种、扩大税基等，通过同样的税收作用机制对通货膨胀起抑制作用。下图可说明增税对通货膨胀产生的需求紧缩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