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很快就在北京的文化圈内传开了。陆小曼的丈夫王庚也知道了。此时，徐志摩正好接到友人恩厚之的来信有机会出国拜访，于是他借此出国躲避风头。徐志摩临行前深情地对陆小曼进行了一次爱的表白，他说：“我将继续大胆的承受你的爱，珍重你的爱，永保你的爱。我如其凭爱的恩惠，还能从性灵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这光亮全是你的……你这样一朵稀有的奇葩，决不是为一对庸俗的父母，为一个庸儒残忍的丈夫牺牲来的。你对上帝有责任；你对自己负有责任；尤其你对你发现的爱负有责任……别让消极的意念压迫你，只要你抱定主意往前走，决不会走过头，前面有人等着你。”
为了爱，徐志摩离开北京独自远行。在欧洲，徐志摩恢复了神气，他的信心饱满，他决定再次为了追寻爱，回到陆小曼的身边，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道：“来，我的爱！快宣告你的决定，让我们的爱获胜；我们不能总是受委屈，蒙羞辱。……要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灵魂的上帝！是的，曼，我已经决定了，跳入油锅，上火焰山，我也得把我爱你洁净的灵魂与洁净的身子拉出来。我不敢说，我有办法解救你，救你就是救我自己……再不容迟疑，爱，动手吧！”
徐志摩的一片真情打动了陆小曼，她决定和王庚离婚，经过全力而艰难的争取，她最终得以和王庚离婚，离婚手续在上海办理。陆小曼离婚后回到北京找徐志摩，和徐志摩一起租了一个院子，在这个院子里徐志摩和陆小曼一起组织过很多次新月社朋友们的聚会。另一面，徐志摩的父亲因为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离婚，以及徐志摩又爱上有夫之妇非常气愤，关系一度很僵，徐志摩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冲破了这些阻挠，和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完成了婚礼。
徐志摩和陆小曼在1926年8月14日订婚，这一天恰巧是农历七夕乞巧节。10月3日，他们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举行结婚典礼。梁启超作证婚人，他声色俱厉地来了一番训话，语气生硬，叫在场的人都很替徐志摩和陆小曼难受，他在证婚词的最后说：“徐志摩，你是一个天资极高的人，这几年来只因你生活上的不安，所以亲友师长对于你也能相当的原谅。这次结婚以后，生活上总可以算是安了，你得要尽力做你应当做的事。陆小曼，你此后可不能再分他的心，阻碍他的工作。你是有一种极大的责任，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有一种责任。”
婚后，徐志摩和陆小曼离开北京，在上海居住，后来两人又回了硖石老家。在硖石老家，陆小曼的行为举止让徐家老太太以及徐志摩的父母很是不满，再加上张幼仪虽与徐志摩离婚，但是徐申如以干女儿的身份留她在徐家管理徐家企业，不认陆小曼这个新儿媳，这让陆小曼感到很没面子，正当战事影响，徐志摩和陆小曼决定去上海。
来到上海的徐志摩，早就没有了父亲的资助，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无奈之下，徐志摩为养家糊口，过上了跑好几所大学当教书匠的日子，同时他着手和新月同人们操办新月书店以及日后编章《新月》。陆小曼这边，忙于演出戏剧，在上海混得如鱼得水。在上海的戏剧组织活动中，大家都争先恐后地邀请陆小曼，陆小曼的名气一直高涨，她的戏总是用来压轴。陆小曼在上海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就有江小鹤、翁瑞午。这二人也都是世家子弟，腰缠万贯同时又热爱文艺。陆小曼的身体不好，翁瑞午会推拿，经常给陆小曼进行理疗。
陆小曼在上海的生活非常奢侈，平日家里有私人汽车，有司机、厨师、男仆、贴身的丫头，不仅这些，陆小曼还吸上了大烟，每天垂着窗帘，白天当晚上，一到夜里全家上下灯火辉煌。徐志摩看着陆小曼仰在床上悠悠地抽大烟非常气愤。陆小曼这样的生活，也许是来自陆小曼内心与张幼仪的抗衡，也许是因为婚后的生活并不能让她得到精神的满足。
徐志摩见陆小曼每日花钱没数，任性娇惯，而陆小曼吸上大烟后更让他觉得妻子陆小曼堕落了，他没有被上海的纸醉金迷倾倒，但是妻子的萎靡不振让他感到不安，徐志摩忙于工作挣钱，每个月挣的大洋对于一般奢侈足矣然，却依旧不够陆小曼的花销。就连陆小曼的母亲都说，陆小曼有时一次买5双皮鞋，每月至少花500大洋，这个家实在难当。
一方面家庭花销太大让徐志摩痛苦不堪，另一方面陆小曼与翁瑞午的暧昧关系也一直让徐志摩更加困惑，徐志摩曾写过这样的一些话，足以见得当时徐志摩焦虑和无奈的心情：
“爱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最容易最难化的是一样东西——女人的心……”
在这样的痛苦纠结下，徐志摩决定前往欧洲散心。1928年6月，徐志摩和好友王文伯一同登上了轮船前往日本，然后横跨太平洋去了美国，又从美国转到欧洲，回来的路上还去了印度看望了泰戈尔。一路上徐志摩不断地给陆小曼写信，一边诉说自己的旅途事情，一边劝陆小曼不要萎靡要振奋起来。徐志摩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诗人，他从来不曾颓废过，在异国他乡，他多次想争取机会留下来并且希望能够把陆小曼接来一起生活，然而这样的想法没有能够实现。几个月后，徐志摩带着一份憧憬回到上海，他本以为上海会变，陆小曼会变，然而回来发现一切还都是自己走时的样子，没有丝毫的生机，依旧是陷在生活花销的窟窿里。外人见到的徐志摩依旧是欢趣盎然，但是在他的心头，如同黄连的苦，慢慢渗透，从皮肤表层一点点渗透进每一个细胞，这个苦又如同陆小曼的烟瘾，慢慢地损耗着一副年轻的身心。
由于一些原因，徐志摩被上海的光华大学辞退了，他决定联系胡适回北平教书，他不能再在上海的环境下待下去了，他想和陆小曼暂时分开一阵，让自己喘口气。11月初，陆小曼催促徐志摩南返，徐志摩在北京也是迫于经济拮据，于11号搭乘张学良的飞机飞抵南京，然后在南京给学生上完课后赶车回到上海。13日晚上徐志摩回到上海，一进家门，徐志摩就与陆小曼因为家庭开销吵嚷起来，徐志摩出走，在朋友家里住了一夜之后，搭乘邮政飞机飞往北京，就这样，不幸发生了……
徐志摩的意外去世，使陆小曼在堕落中逐渐清醒，她在后半生的悔痛中思念着徐志摩：
“多少前未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新月社的灵魂“新月派”的盟主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徐志摩都在其中起着主角的作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是核心的领袖，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派”的鲜明特征，这也是徐志摩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社团，这中间，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月社的由来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集》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1924年的一天，徐志摩在自己住的石虎胡同的七号院门口墙上挂了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响当当的三个字：新月社。创建新月社是徐志摩对中国新文学史的一大贡献之一，新月社是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力重大的一个社团，徐志摩则是新月社的主要人物。
新月社的名字，是由泰戈尔的《新月集》发展而来，新月社的成立和泰戈尔来华访问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联。新月社的创建和发展，用徐志摩自己的话来说“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俱乐部”。新月社早期由聚餐会发展来的俱乐部的成员，有的是诗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银行界人士。总体来说，多是以“研究系”成员与一些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团体，比如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张君劢、胡适、徐志摩、陈博生、陈西滢、丁西林、林语堂等，还有一些是银行家之类的阔人，像黄子美、徐申如等。
新月社主要分前期和后期，前期主要围绕新月社俱乐部展开，后期则以新月书店以及《新月》刊物为依托。从1924年3月到1926年10月，也就是说从新月社开始命名到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南下，这段时间是新月社的鼎盛时期。
接待“诗翁”与新月社的创建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印度着名的诗人、哲学家，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早在1923年，徐志摩归国以后不久，就接待了泰戈尔的助手恩厚之，得知泰戈尔有意访华，徐志摩非常兴奋，他从来都是一个崇拜伟人的人，泰戈尔的名气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很多中国人士的关注，他想要更好地传播中国学界对泰戈尔的认识，以便能够促成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将泰戈尔有意访华的事情讲给讲学社，让讲学社作为邀请方，并向泰戈尔发出邀请，徐志摩负责接待、陪同以及翻译的工作。
泰戈尔接受了邀请，一时间中国的很多报刊纷纷地刊载泰戈尔的消息，欢迎泰戈尔来华访问的欢迎类文章频频涌现。徐志摩写了三篇《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的确期》。徐志摩对泰戈尔访华的热情相当的浓厚，特别是对泰戈尔的人格进行了无比的夸赞，他在《泰戈尔来华》中谈道：“泰戈尔在世界文学中，究占如何位置，我们此时还不能定，他的诗是否可算独立的贡献，他的思想是否可以代表印族复兴之潜流，他的哲学是否有独到的境界——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答的能力。但有一事我们敢断言肯定的。就是他不朽的人格。他的诗歌，他的思想，他的一切，都有遭遗忘与失时之可能，但他一生热奋的生涯所养成的人格，却是我们不易磨翳的纪念。所以他这回来华，我个人最大的盼望，不在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传说他宗教的哲学的乃至于玄学的思想，而在他可爱的人格，给我们见得到他的青年，一个伟大深入的神感……”由此可见，徐志摩非常佩服泰戈尔的博爱坚韧、追求自由与美好的那份心境。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热田丸”号抵达上海，徐志摩早早就在上海和其他负责接待人员一起等候泰戈尔的到来，随后陪泰戈尔到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做演讲。泰戈尔非常喜欢徐志摩，二人沟通起来非常的欢愉，徐志摩诗意大发，陪同泰戈尔在杭州游玩的一个晚上，他们坐在海棠花下，通宵作诗。4月23日，徐志摩陪泰戈尔一行坐火车来到北京，泰戈尔在北京又做了六场演讲，都由徐志摩陪同并进行翻译，当然在北京还有另一位助手那就是林徽因。
泰戈尔来华访问非常辛苦，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在先农坛讲演时泰戈尔迟到了半个小时，北京的一家报纸就因此而攻击他，说泰戈尔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对酒当歌才是，泰戈尔很是生气。来自文化界的人士们对泰戈尔的褒贬争议很多，徐志摩非常理解泰戈尔旅行的劳顿，特别是年纪大了还要在异国接连不断地演讲和参加社会活动。他极尽努力地安抚受了气的泰戈尔，想办法帮助他散心解难，特意安排陪同泰戈尔去法源寺游玩，据说当日泰戈尔心情转好，和徐志摩在丁香树下彻夜吟诗。此外，徐志摩在《泰戈尔》里曾深深地表达了歉意：
“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证果的动机，悲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数的丈夫，不怕阻难，不自馁怯，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
5月8日，泰戈尔在他的访华行程中迎来他64岁生日。北京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贺会。庆贺会的其中一项，便是为泰戈尔献赠中文名“竺震旦”。之所以取名“竺震旦”，梁启超这样解释：泰戈尔的英文名字Rabindranath翻译为中文即“太阳”与“雷”，“震旦”二字由此而来。再循中国以往翻译外国人名之例，泰戈尔的中文姓氏应以其国——印度，即“天竺”为姓，故定为“竺”。因此，泰尔戈的中文名，便定为“竺震旦”。泰戈尔许是对这个名字很满意，高兴之余受了启发，也给徐志摩起了个印度名字“素思玛”——Susima，这是泰戈尔与徐志摩友谊的美好见证。
正是为了迎接泰戈尔，徐志摩把松散的聚餐会改成了新月社，新月社组织的一件重大活动就是排练《齐德拉》来迎接泰翁。在给泰戈尔祝寿的当晚，在东单三条的协和小礼堂里，新月社的同人一起全英文地演出了《齐德拉》，这是新月社第一次公开以新月社名义进行活动。
《齐德拉》讲述的是一位古印度的公主齐德拉，从小就被接受到像王子一样的教育——习武，后来征战四方，坚持正义，成为平定盗贼的女英雄，声名远播。齐德拉在一次打猎时遇见了邻国的王子阿俊那，当时的阿俊那正在睡觉，齐德拉深深地被阿俊那吸引了，疯狂地爱上了他，她嫌自己不够美貌，就拼命装饰自己，她以为自己打扮美丽就可以得到王子阿俊那的喜欢和追求，但不料想王子见了她以后臭骂了她一顿，伤心失望的齐德拉只好去求助爱神，爱神赐给了她无与伦比的美貌，但为期只有一年，齐德拉已经非常知足了，在凭借着美貌得到了王子后，齐德拉还不甘心，她不想只凭美貌就打动王子的心，她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得以被王子发现。于是齐德拉再一次找到了爱神，请求爱神的帮助，于是齐德拉恢复了本来的面貌，王子阿俊那更是羡慕这位女英雄的本来面目，故事的结尾非常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