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的演出非常精彩，泰戈尔感到非常满意。舞台的场景极逼真，演出的都是社会名流，台词均为英语，这等气派在当今也是让人艳羡的。这次演出，林徽因饰演齐德拉，虽然徐志摩没有饰王子阿俊那，但扮演爱神，可以帮助他心爱的女子完成自己对爱情的追求。徐志摩一直不能忘记林徽因，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接近她。因为这场“戏”一散，林徽因就要随梁思成赴美留学了。
演出之后，徐志摩又陪同泰戈尔去了山西太原，此行的目的是与阎锡山商讨农村建设和教育计划，这些计划算是一种实验性的，比较秘密的商讨。徐志摩心里一直关心此事，后来徐志摩有机会再次出国还特意拜访了英国恩厚之的农村实验庄园，还去印度走访了泰戈尔的苏鲁农村实验场，徐志摩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有意也要这样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被耽搁了。
5月底，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日本，一直送别到香港才分手。也就是在日本的那一次，徐志摩完成了对中国新诗颇有影响力的至今仍广泛流传的《沙扬娜拉十八首》，其中最后一首《赠日本女郎》经久不衰。
也许诗翁泰戈尔对访华的事情会因为一些质疑和批评留下一些不太愉快的印象，但是徐志摩给他留下的印象一定是极好的。徐志摩后来在1928年出国旅行，泰戈尔热情地接见了他，并且在1929年3月出国途经上海时，泰戈尔还特意再次回访了徐志摩，他们可以说是世界文坛上的有名的忘年交。泰戈尔的思想所遭受到当时的“保泰”与“驱泰”的争议显然也与徐志摩的热情周到没有直接关系，漫长的岁月缓缓流过之后，沉淀下来的只有美好的那一面，徐志摩对于泰戈尔的崇拜和交好，都是出于对人格积极向上一面的崇拜，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徐志摩的人格追求，他是一个积极进取、博爱、智慧、奋斗的人，他反对暴力、武力和卑琐，泰戈尔的人格正好也契合徐志摩的追求。
接编《晨报副刊》
《晨报副刊》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影响较大的报纸副刊之一，《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机关报，创刊于1916年8月，主要在第七版刊载一些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因此，第七版又称之为《晨报副刊》。孙伏园从1921年起担任主编，1924年他辞去了主编一职。办报一直是徐志摩归国后的一种理想追求，《晨报》社曾邀请他商讨副刊改良等事，《晨报》的友人们极力推荐并说服徐志摩来接编，徐志摩自然接受了。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负责的第一期《晨报副刊》问世，在这一期上，徐志摩发表了自己对于办刊物的独特观点和主张——《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此文凸显了徐志摩独特的文艺追求和办刊态度：“我说我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我自问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会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我自己是不免开口，并且恐怕要常开口。”从徐志摩的“宣言”来看，他追求的是“我爱”、“我愿”之文，求的是对“自己”而非“群众”（读者）的负责，依照的是“完全由我”的办法，看重的是个人思想的充分自由，他是要彻底做一个我行我素的“把关人”。徐志摩的这种编章思想付诸实践后，《晨报副刊》便深深地打上了他的思想印记。
徐志摩的朋友众多，他组稿的阵营里朋友多、名家多，梁启超、赵元任、郭沫若、吴德生、宗白华、胡适、郁达夫、凌叔华、焦菊隐、沈从文等等都纷纷投稿。徐志摩的眼光独到又前卫，单单拿版式来说，原先的版式是普通的八开对折竖版，显得老气横秋，没有一点心意，从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开始，变成了横版并且改成了四开，用纸一样的情况下，版面增大，看上去新颖又时尚。《晨报副刊》在徐志摩手里就这样“活”了——内容广泛，涉及门类诸如政治、文学、艺术；栏目也是丰富多彩，有讲演、论着、诗歌、文艺等等。
在第一期火爆的基础上，徐志摩再接再厉，在第二期上再一次鼓足士气，发表了《迎上前去》，表明自己“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徐志摩一直站在客观公允的立场来看待问题，他认为只要文章有忠于自己的想法，都可以自由地发表，他爱真理，爱真实，爱勇敢。正值苏俄的观念传入中国，社会上的人们普遍关注。陈启若在10月6日的《晨报副刊》的《社会》周刊上发表了《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这篇文章赞扬了苏维埃政权，认为苏联是朋友不是敌人，两天之后的《晨报副刊》上张奚若则发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对陈启若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由此，在《晨报副刊》这个平台上引发了“苏俄仇友”的大辩论。
作为主编，徐志摩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他只是负责组织和推动论战，徐志摩的观点是自由的民主的，他理解的革命应该是认识自我从而能够达到个性解放，他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
除了“苏俄仇友”的大辩论，徐志摩在主编《晨报副刊》时还引起了两次论战。一个是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论战：鲁迅支持和鼓励北京女师大学潮，并且对女师大的校长杨荫榆表示强烈不满，鲁迅、周作人等人在《京报》上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陈西滢则对此在《现代评论》上进行攻击，说女师大的风潮是个别教育界人士指使的，进而，鲁迅、周作人等人又开始在《京报副刊》上进行反击。
徐志摩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在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赞扬了自己的好友陈西滢，这样，周作人又开始发表不敢苟同徐志摩的恭维，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争论越来越激烈，好友陈西滢却不占上风，于是徐志摩在1月30日发表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呼吁停止论争，后来又一次发表《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竭力地猛喝双方停止论争，望呵护友谊。“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假如我们觉得胳膊里有余力，身体里有余勇要求发泄时，让我们望升华的道上走，现在需要勇士的战场正多着哪，为国家，为人道，为真正的正义——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地放大你私人的意气！”徐志摩在私底下还不断努力，终于结束了这场“战争”。
另一次论战，是关于文艺的守旧与革新展开的。徐志摩针对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刊登的《再疏解章义》，在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了《守旧与玩旧》。徐志摩的观点是“甲寅派”反对白话文，诋毁新思潮的健康发展，他在文章里从不同的角度对“甲寅派”进行了剖析和批评。像这样的论战，在徐志摩后来主持的《诗刊》第2期也遇到了，徐志摩一直都能够顶住压力，有力地组织好刊物的出版，并且始终坚持着自己对文艺的观点和无比的热爱。
与孙伏园恰恰相反，徐志摩追求的不是大众的趣味，而是同人们的志同道合，是对艺术单纯的信仰，他盼望“同胞们对于艺术的信仰增高，兴趣加深”，这从他最擅长的“志摩附识”中可见一斑。徐志摩在编章时若对某文章有所见解，则喜欢在该文章后附上自己的想法（即“附识”），如果“附识”太长就爽性颠倒位置，把自己的“附识”安在文章前作“幌子”用。因此，“志摩附识”完全是率性之笔，最能传达徐志摩旨意。在1925年10月8日的《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将自己的文章《悒死木死》排印在刘海粟的文章《特拉克洛与浪漫主义》之前，无异于一则“志摩附识”，在这里，徐志摩对德国批评家生硬地用各类主义为作家贴标签极为反感，认为浪漫主义大师的成就来源于他们“重新张开了眼来看宇宙看人生，并且张开的确是他们自己的眼”，盼望同胞们把“艺术、人生、解放、自由”当作一件“毛蓑衣”、“亲身贴肉的穿上身去”直至“浑身发痒”，并直言不讳地说：“这不曾发过痒的人……是一个活着的木乃伊。”由此看来，对“艺术、人生、解放、自由”的信仰和亲身体验，保持灵性的勇敢永远不灭正是徐志摩的追求，也是他对同胞们的提倡和盼望。他在《晨报副刊》上登什么，说什么，便是以此为标准。难怪张奚若说他是“仅留副刊之名，别具一副精神去办出一份‘疯子说疯话’的志摩报”，因而欣然为他写稿。
如果说新月社是一个围绕在徐志摩周围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偏重消遣休憩的聚会团体，那么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则是一个“新月派”精英们展现个人理想与追求，对社会关怀和批判的阵地，《晨报副刊》将之前平分秋色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变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阵势，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用尽心思，展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追求，他对社会的理解和文学的造诣，他自身的优缺点都在这里一一展现。
《诗镌》问世与新月诗派的形成
1926年4月1日，徐志摩在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之时，主办晨报《诗镌》，一起创办的还有同人闻一多、朱湘、饶梦侃、刘梦苇等。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早在1923年9月已出版，徐志摩拜读后大为欣赏，并且认为闻一多是中国新诗未来的又一颗明星。闻一多回国后徐志摩与他一见如故，两个人非常聊得来，徐志摩非常赞赏闻一多的艺术家气质和对诗学的独到见解，此后，闻一多的家经常举行诗会，诗人朱湘、孙大雨、饶梦侃等经常一起参加互相评赏诗歌。闻一多的家是欢乐的，因为有一群中国诗坛新星闪耀着，他们很快决定通过徐志摩的《晨报副刊》来办一个属于诗歌方面的专栏，徐志摩热爱诗歌，热爱这些朋友，于是爽快地答应了。闻一多见徐志摩答应得如此爽快，对以后的出版大有信心，他预言《诗镌》的发行将开辟新的纪元。
《诗镌》采取轮流编章的方式，每逢周四出版，徐志摩先编一、二期，首期的《诗镌》问世，徐志摩以《诗刊牟言》为旗帜，代表着“新月派”的诗人朋友们，勇敢地向中国新诗坛召唤。
《诗镌》一共出了11期，刊登“创格的新诗”将近90首，其中很多诗作比如《梅雪争春》、《半夜深巷琵琶》以及闻一多、饶梦侃、朱湘等人的诗作都受到很多夸赞。“新月派”的诗人们不断地创新，无论是从诗歌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都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他们对诗歌理论的探讨是先锋性的，更可贵的是他们能够有机会在《诗镌》上尽心创作，可以把理念实践出来。
新格律诗的提倡以及诗歌实践，离不开《诗镌》。饶梦侃的《新诗的音节》、《再论新诗的音节》，特别是闻一多着名的《诗的格律》，提倡把新诗格律的要求归结为“三美”即音乐（音节）美、绘画（辞藻）美、建筑（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美。这一提倡针对当时的新诗形式过分散体化而提出。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格律诗派的理论基础，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
1926年6月，因闻一多离京南下，《诗镌》停刊。徐志摩写《诗刊放假》一文，对《诗镌》倡导新格律诗运动作了总结：第一，新格律诗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格律是新诗存在的客观规律，他还引用闻一多的话说，新诗的音节“确乎有了一种具体的方式可寻，这种音节的方式发现以后，我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了”；第二，诗是一门艺术，要诗人们继续自觉地运用某种题材，不要不经心地被题材所支配；第三，要使人们防止形式主义的偏颇，不要单讲内容也不能单讲外表，因为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总的来说，徐志摩、闻一多等一行在《诗镌》开创的新诗的天地，为后来者奠定了良好的路子，他们认真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无可否认，“新月派”的发展和成熟离不开《诗镌》，其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新月派”包含的远不止这些，就其影响力当属徐志摩和他的《晨报副刊》以及《诗镌》为最。闻一多就曾说过：“余预料《诗刊》（就是指《诗镌》）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
《晨报剧刊》与戏剧实践
徐志摩一直很喜欢戏剧。除了特意与同人们排练诗剧《齐德拉》来庆祝泰戈尔的到来以及泰戈尔的生日，1927年，徐志摩还与陆小曼合演了《玉堂春》，1928年又与陆小曼一起合着了五幕戏《卞昆冈》，写剧评、探讨戏剧的理论，一直是徐志摩的一项文艺活动。1923年4月到5月期间，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剧评《看了〈黑将军〉之后》、《德林克华德的〈林肯〉》。文章表达了他的戏剧观念，他发掘了传统戏剧中的不合理成分，同时赞扬莎士比亚的戏剧，提出了纯艺术的理念，他欣赏莎士比亚的悲剧意识，主张戏剧也要有自己独特艺术美，对于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戏剧演出，徐志摩也发表了看法，比如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看新剧与学时髦》、《“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等文还引起了关于新剧的大讨论。
徐志摩在1926年6月将《诗镌》停刊，他表示停刊的理由一是因为同人在暑期离开北京的较多不容易组稿，另一原因就是友人热心于戏剧，想要借《晨报副刊》的地位，来集合力量给新剧一条发展空间，以期望引起人们对新剧的重视，促进新剧的发展。徐志摩对于戏剧本来就兴趣很大，认为戏剧是一项高尚的事业，认为中国人不曾把戏剧认真看待，因而需要确立一个艺术的“剧”的观念，同时徐志摩认为“诗与剧本是艺术中姊妹行”。
由此，新月社里加入了三位对于倡导国剧有很大帮助作用的成员：曾经留美专攻戏剧的余上沅、赵太侔以及闻一多。那段时间，徐志摩一有机会就会和他们在一起探讨振兴戏剧的问题，他们共同倡导戏剧的艺术化，追求一种纯粹的戏剧艺术。他们一起畅想计划着围绕这北京的国立艺专戏剧系办一个剧院，然后借副刊这个重要阵地来宣传他们对于新剧的理论和追求。于是在1926年6月17日，《晨报剧刊》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