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历经政坛的风雨，只有回归到书生的角色，才能找到生命的真谛。
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包
蔡元培档案
名号名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号孑民。
生卒年1868-1940
籍贯浙江绍兴
出生地绍兴山阴
家世世代经商，父蔡宝煜为钱庄经理，叔父蔡铭恩为举人（蔡元培自小跟叔父读书）
学历光绪十八年（1892年）殿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这个在中国真没几个）
传道生涯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1898-1900），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1901-1902），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总理（1902），北京大学校长（1917-1926，其间至少一半时间为蒋梦麟代理）
研究领域伦理学、美学、教育学
主要着述《蔡元培自述》、《中国伦理学史》
经典名言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特殊嗜好饮绍兴酒（每饭必酒，酒量极佳）
评价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罗家伦）
只有“蔡先生”，没有“蔡校长”
由于蔡元培北大校长这顶帽子实在太显眼，以至于我们习惯性地忽略了他的其他身份，其实，蔡元培不仅是个杰出的校长，还是个优秀的老师。
蔡元培人生中最光辉的一段教书生涯，是1901年担任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生总教习的时期，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蔡元培的总教习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班主任，他的班上共有学生42名，这42人很多都是后来的一时之秀，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等人。
蔡元培25岁中进士并点翰林，能够亲自聆听蔡元培教诲的南洋公学学生莫不感到三生有幸，翰林大学士代表着封建王朝一个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荣誉，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学生们对蔡翰林可谓顶礼膜拜。
但同学们很快意识到，翰林学士出身的蔡元培思想不仅不守旧，还很前卫。蔡元培鼓励学生们自由阅读各种新旧书籍，并须写下读书札记，每日呈缴，他亲自批改，隔一两天就发下。又每月命题作文一篇，蔡先生也都亲批。每天晚上，蔡元培还要叫几个学生到自己的卧室里面谈话，或者问问题，或者自述读书心得，或对时事感想。蔡氏态度和蔼，从不以疾言厉色待人，学生皆大悦服。
当时南洋公学的日常课程为半日读书，半日习英文及算学，间以体操。蔡元培又在正课以外自教学生日文，他告诉学生，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学说日新月异，日本移译西书至富，而书价贱，能读日文则无异于能遍读世界新书。
蔡元培在南洋公学凡一年有余，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学生深受新思想的感染。1902年冬，由于学生同学校旧势力的斗争，发生了学生集体退学的事件，这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次学生运动。蔡元培此后离开南洋公学，另组爱国学社接收退学的学生，他也结束了自己最值得铭记的这段教书生涯。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其实还有两个月简短的执教经历，教的是美学。据蒋复璁回忆，蔡校长授课时盛况空前，在第一院最大的第二教室讲课时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只好搬到第二院的大礼堂上。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校长效应，当然他确实也讲得好。曾经在德国留学四年，着有《中国伦理学史》的蔡元培是中国美学教育的奠基人。比如讲外国美术时，他会一边讲一边绘图给学生看，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只可惜，不久蔡元培就出国去了，再加上事务繁忙，这两个月成了他在北大仅有的一段上课经历。
不过在北大，即使蔡元培没有教过的学生也会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师，老北大人见到蔡元培从来不叫“校长”，从不唤他的名号和职称，所有人都称他为“蔡先生”。冯友兰说，再高傲的北大学生，在蔡元培面前都恭敬得像一个小学生。只有“先生”，没有“校长”，这才是伟大的老北大和伟大的蔡元培。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是行尸走肉的北大，他到来后北大才有了灵魂。据罗家伦、顾颉刚等老北大人回忆，早年的北大就像一个衙门一样，教师很多都是官僚出身，学问不大，架子不小。学生大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把学校当成通向仕途的台阶，除了做学问不行外，打麻将、喝花酒、捧名角样样在行，按罗家伦言“个个都是逛窑子的猛将”，以至于当时北京妓院有“两院一堂”的说法（两院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即京师大学堂）。
之前的北大还流行一种“结十兄弟”的风气，即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义结金兰，毕业后一起钻营做官，有福同享。整个学校乌烟瘴气，在蔡氏到任之前，已经走马观花般地换了好几任校长，北大当时的“匪气”之重可见一斑。蔡元培去之前，很多朋友都劝他慎重考虑，说北大太腐败，弄不好把自己的名声搭进去，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蔡校长一进北大校门就让人刮目相看。蔡氏到校第一天，校役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他到来后，众校役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蔡元培见了居然也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这个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历任校长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校役。此后，蔡元培每天经过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都脱帽鞠躬还礼。
最初，北大学生有事找校长须写呈文，校长批了之后揭晓在牌上，走的是官场的套路。蔡氏到任后，立即发出布告，通知以后学生找校长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学生对学校提出改进建议，蔡元培就把提案送登《北大日刊》，择其可行者督促职员立即实行。
1917年1月，在就任北大校长之职后的第一次对学生训话上，蔡元培告诫学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为了拯救北大，蔡元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对教师队伍进行大换血，一批尸位素餐的庸才被无情地裁掉，同时多方延揽各种杰出人才，吐故纳新。由于蔡氏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北大既有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也有好古和守旧的黄侃与刘师培；既有西装革履的胡适，也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一时间北大成了诸多学者名流的栖息地，也成了各种思想和文化大碰撞的温床。
对此，蔡元培的老友吴稚晖评价其用人“不问这个人有没有辫子，只看他有没有学问”，这种学问至上的择师理念让北大成为学者和求学者的天堂。
早年蔡元培跟汪精卫交情很深，两人都是同盟会的元老，后又一起在法国组织华法教育会，分任正副会长。蔡元培刚执掌北大时，写信邀汪到北大任教，信中将汪喻为普鲁士献身教育救国的着名学者费希特。可惜汪未能应约，否则以汪的才情，中国可能多一个着名教授而少一个大汉奸。当时，汪精卫还是全民仰望的刺杀摄政王的大英雄。
蔡元培的魄力在于他敢大胆启用年轻人，并打破背景和学历的窠臼，不拘一格求人才，于是24岁仅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凭借一篇《究元决疑论》登上了北大的讲坛。当时北大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0来岁，胡适、刘半农等一堆教授都是二十几岁的毛头青年，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学生方面，在蔡元培的大力倡导下成立了各种学会和社团，把大家的精力吸引到研究学问上来，校内经常举办演讲会、辩论会等，思考和讨论之风渐长，师生们都变得活跃起来。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大事的越来越多，北大这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现在的学生会又从学术化走向官僚化了，看学生会主席竞选就知道了。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了“有教无类”的政策，这和思想上的“兼容并包”一起塑造了北大之“大”。在蔡元培主持下，北大第一次招收了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在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都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另外，当时的北大校门向所有追求上进的人敞开，号称“五公开”：课堂公开、图书馆公开、浴室公开、运动场地公开、食堂公开。校外的旁听生可以大摇大摆地来北大听课，而不用担心被轰出去，有时候正式生来晚了反而没位子坐，只好站着听课。蔡元培甚至还在校内创办了“校役夜班”，让那些学校的保安、厨师、清洁工们有机会接受最好的教育，很多教授都志愿在夜班中兼课。
为了进一步整饬校风，蔡元培于任期的第二年发起了“进德会”，其会员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种会员需要遵守“三戒”：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在甲基础上再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戒，共五戒。丙种会员在乙基础上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共八戒。该会成立后，报名踊跃，校风为之一振。
三种会员中，蔡元培加入了“乙种”，自认持“五戒”。在蔡氏一生中，“五戒”中唯有“不做官”看似不符合，但从为官经历，蔡氏完全有资格说“哥做的不是官，是公仆”，许钦文说他“屡次做官，为的是给国家服务，谋大众的福利”。来北大的时候，蔡氏也公然宣称自己不是来做官的，他走在路上向每一个学生点头微笑，冯友兰盛赞他没有一点校长的排场和架子。
蔡元培来北大很长一段时间还靠走路上班，后来有人送了他一辆马车，他便每天令人驾着这辆马车风尘仆仆地去办公，直到几年后大家还可以看到他仍旧由这匹已经力不从心的老马拉着到北大第一院去。那年头教师的工资很高，甚至让公务员羡慕嫉妒恨（现在则相反），在蔡校长驾马车上班时，有些高收入的北大教授早已开起洋汽车了。
以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在大学时有一次经过校长室，无意中看到外面送来给蔡元培的“校长专供”伙食，竟然只有一样木须炒肉，一样醋熘白菜，几个馒头，让他大跌眼镜。在学生心中，始终以为校长吃的必定是山珍海味，何曾想到如此寒碜。
据李济回忆，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因应酬多，开销大，其部属眼见院长几乎入不敷出了，就在原来的薪水之外给他多加了200元。蔡元培领到薪水后一算，发现多了200元，就去问主管发薪水的人到底怎么回事。他知道原因后，当场把多加的钱退了回去，认为一切要按规定办理，生活苦些不要紧，但必须严格守法！有此观照，可以想见蔡氏在北大时的作风。
令人感慨的是，蔡氏一生身居高位，却一直到老都是无房一族，他七十大寿的时候，北大学生想以祝寿为名，捐款在青岛为他买一幢房子，但他并没有答应。更令人唏嘘的是，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重入养和医院，竟连医药费都付不起，直到去世时还欠医院1000多元，连丧葬的费用都是友人代筹的。这样的北大校长，在物质上可能比我们现在的一个乡村小学校长还不如！
蔡掌门主持期间，北大发生了三个比较大的运动：一是国语文学运动，又称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一是新文化运动，这是新文学运动的扩大版；一是五四运动。罗家伦感叹道：“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
绵里藏针，刚柔并济
认识蔡元培的人对他的印象往往都是慈眉善目，性格就像他老家绍兴的黄酒一样温和。跟他讲话时，常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他是一个典型的仁者和长者。
蔡元培还是一个出了名的“好好先生”，人们称他“有求必应”。谁写了一本书，求他作序或题签，他没有不答应的。他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替人写介绍信，据许寿裳回忆，“多者一天可以有三四十封，少者也有十余封”，这其中有学生、亲戚，也有贩夫走卒，甚至有些人可能他根本不认识。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当校长时就接到他的信，托刘为一个失业工人找工作，后来这个人在美专当了校役。当然，有时候蔡元培也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欺骗。
蔡元培共经历了三次婚姻，三个妻子不同类型，但他和她们都能相敬如宾。有意思的是，在前两任妻子去世后，他的两次征婚启事都别出一格，第一次他的择偶条件是：（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和，可离婚。第二次是（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而能为研究助手者。
蔡元培对妻子非常忠诚，据随侍他的姜绍谟回忆，他出门在外时，每天都要写一封信向夫人汇报情况，从不间断。蔡元培也非常好伺候，夫人做饭给他吃，饭烧好他也吃，烧焦他也吃。
就是这样一个“柔情似水”的蔡先生，谁能想到他曾经也是江湖上一条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硬汉！
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让身为京官的蔡元培“痛哭流涕长太息”，他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腐朽的清廷中国才有希望复兴。早年的蔡元培同很多革命党人一样醉心于暗杀，并加入了暗杀组织。1902年蔡元培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但他这时的主要精力已不在教书，而在于研制毒药和炸弹。据说为了暗杀，蔡元培还一度沉迷于催眠术的研究。
有一次蔡元培让一个懂化学的学生研制出了一种氰酸的毒药，并让一只猫当了可怜的试验品，几滴即毙命。但蔡元培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又从日本邮购了一批相关的书，领导学生研究固体粉末。不过当时刺杀的对象都是朝廷显贵，要找到下毒的机会并不容易，因此蔡氏的研究兴趣很快又转向炸药。他带领手下的科研小组日夜攻关，还真的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
蔡元培虽然没有亲自去扔过炸弹，不过当时革命党自制的土炸弹大都是一些“三无产品”，制作和运输的过程本身就带着极大的危险性，因此说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一点都不为过。后来在蔡元培的北大候客室中，还陈列着当年的土炸弹。
其实，像蔡元培这样的人参加革命，其精神意义比实际作用更可贵。中国的封建王朝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只管到县一级。地方上往往是靠一些取得功名但是没有做官的士绅在治理，可以说士绅阶层正是封建王朝的柱石。如果连蔡元培这样的士绅精英都拿起了枪向这个王朝开火，它离覆灭也就不远了。
蔡元培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光复会里面很多都是浙江文人，平时会员间诗酒唱和，固不失文人雅意。谁能想到在所有革命党人中，光复会这群文人竟是手段最为激烈、行为最为慷慨的一群，当徐锡麟、秋瑾、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等光复会诸子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为满清唱起了挽歌，其铮铮侠骨也为清末那场暴力革命添上了一道悲怆的人文光环。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蔡元培在北大也遇到不少棘手的事情，不过见过大世面的他处置起来自然不在话下。他不仅会“菩萨低眉”，偶尔也会“金刚怒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