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大发生了一次“讲义风潮”。当时北大的教授在授课之余往往把自己的讲义发出让学生参考，而那时北大常被政府拖欠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校评议会提出对讲义适当收费弥补校用，蔡元培也认为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反而不用功，得不偿失，于是便答应了。
然而，有些学生不干了。这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大闹，谩骂恫吓职员。第二天早上，这些学生又闯进校长室要求校长取消讲义费。蔡元培苦苦地向学生解释事情的原因，但激动的学生们无动于衷，并以****相威胁，这时有一些教员也出来劝解学生，学生竟对老师们“威迫狂号”。见此情状，一向以温和示人的蔡元培突然间暴怒起来了，他挽起袖子，挥着拳头，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枪有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他一边说，一边逼向学生。包围着他的学生害怕了，纷纷后退，逐渐散去。
事后，蔡元培提出辞职，在辞职信中他说：“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
虽然这次风潮在胡适等诸教授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蔡元培收回辞呈，讲义费暂缓收取。但这次事件让大家见识了蔡校长的另一面，正如林语堂所说：“其实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岂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
学生，应该给他们自由，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放肆，自由的学生是“新青年”，放肆的学生是“红卫兵”。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期间共七次辞职，这是其中之一，在此前后，他还有多次请辞，其中多为坚持学校的独立与自由精神。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游行中，共有32名学生被军警抓走，其中北大学生20人。事后，蔡元培联合各界人士积极营救被捕学生。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8日，蔡元培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职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这封信至今看来字字振聋发聩，其中说道：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着名开明****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为抗议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等军阀政客一手炮制了“罗文干案”，再次愤而辞职，并在《晨报》上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全文共七十余字：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斯人已去，风骨长存！
纵观蔡元培的一生，辞职一直都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词。
1898年，32岁的蔡元培任翰林院编修，这是一个所有文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但是戊戌政变后，对清廷绝望的蔡元培毅然选择了辞职。
1912年1月，46岁的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随临时政府北迁。半年后，他为了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意欲独裁的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怒而辞职。袁世凯以“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相留，蔡氏对曰：“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28、1929这两年，蔡元培更是不停地在写辞职信：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辞代理司法部长，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辞国民政府委员……
蔡元培辞职的次数或许只有蒋委员长能够相比，******是以退为进，他不断地辞职是为了爬得更高，而蔡元培是真心地想摆脱繁忙的公务、劳形之案牍，静下心来好好做做学问。但是出于对国对民的责任感，蔡元培最终没能做到无官一身轻，他在“罗文干案”后再次欧游数年，潜心学问，回国后本拟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最终还是无奈地接受了政治的安排，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1935年，69岁的蔡元培终于忍无可忍，他正式登报声明，表示辞去所有23项兼职，不再替人介绍职业，不再给人题字作序。年近古稀的蔡元培感到了时间的急促，他清醒了，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可惜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精神都已经今非昔比了。
北大不“大”，清华难“清”
提起“北大之父”蔡元培，让我忍不住想起另外一个人，被誉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
梅氏和蔡氏担任两所着名大学的校长都属“奉命于危难之际”，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梅氏去之前，清华已经有包括罗家伦在内的三位校长被学生赶走了。此后，清华校长一职空置将近一年，按照清华学生会发表的“清华人选标准”，校长应具备五个标准：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实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着。其中“无党派”居于首要位置。
1931年10月，梅贻琦受命接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此后清华再未驱逐校长，学生们口号很一致，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在梅贻琦领导之下，清华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名校。
如今蔡元培、梅贻琦的时代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而我要说的是这么多年来北大和清华不仅没有与时俱进，甚至开起了倒车，一言蔽之：北大不“大”，清华难“清”。
一个大学的底蕴，从校长就可以看出来。蔡元培的学问是没有人不佩服的，他年轻时通过在绍兴首富徐树兰家教书的叔父进入徐家的“古越藏书楼”，一边校书，一边读书。四年时间，蔡元培读遍了楼中十几万册藏书，其中重要的书籍均有亲笔批注，终成大儒。此后，他又学习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游历各国，学贯中西，自成一家。如果不是多年来杂务缠身，以蔡氏的学问造诣，不知道可以为我们留下多少鸿篇大作。
蔡元培学问的博奥精深有逸事为证。1919年5月7日，即五四运动后的第三天，蔡元培辞去校长一职，当夜出京，临走时他在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有：“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两句话。这两句引经据典的话用在这里的含义仿佛一个谜，学生们纷纷跑去请教学校的国文教授，这段时间大概是北大国文教授过得最有面子的几天。蔡元培没有想到，自己两句牢骚话竟然捧红了北大这帮国文教授。
另一件事更绝，北大开展新文化运动后，大翻译家兼着名的保守派文人林纾坐不住了，1919年3月18日，林纾给蔡元培写信，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说：“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蓄鸣……”蔡元培回信，说“斥父母为自感****，于己无恩”一类论调，系出于《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而非出自袁枚。他一下子抓住了林纾的硬伤，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可谓功力深厚。
如果说蔡元培是翰林出身，其国学功底常人难以企及的话。那么再看梅贻琦，一个在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的物理学家，纯理工科的背景，但他却熟读经史，且能背诵。同仁回忆说，梅贻琦在清华曾公开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这样的厚重、从容与自信，岂是现在读错字当众出丑并把赠送礼物说成“捐赠”礼物的某些教授，以及只会做《化学歌》这类的口水歌整天作秀的某些校长所能比拟的？
现在中国以北大与清华为首的大学，已经越来越像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前的北大，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显见。
一是过度的行政化体制，二是日益滋长的官僚作风。
蔡元培和梅贻琦当校长最伟大的地方是从来不把自己当校长，梅贻琦曾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端茶水、搬搬椅子的”。他们推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所有的大事交给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校长从不干涉，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学术自由和保障了学术至上。
其实，当时不仅北大、清华是这样，包括一些中小学都是这样，钱穆在他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记载了自己刚到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执教时所见到的景象：“余漫游学校各部分，皆高楼矗起，惟校长办公室乃一所平屋，最不受注意。”
清华校友袁随善曾回忆梅校长治校时的情景：“我们做学生的几乎不感到‘校长’的存在，觉不出他的‘威信’，看上去似乎是‘无为而治’。”的确，蔡元培也好，梅贻琦也好，他们主校时都是几乎不存在又无处不在，不存在是无为而治，存在是师生们景仰他们。
想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届学生72弟子竟有4人因用功过度而死亡，其志堪哀。其中，有些人毕业后为了求知还自愿留下来继续再读一年。什么叫求知若渴，什么叫“朝闻道，夕死可矣”，现在的大学生还有几个人懂得这样的精神？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因疾在香港去世，举国为之哀悼，临终前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学术救国！道德救国！”
如今的北大，能够担当得起老校长的这个遗愿吗？
对于蔡先生一生的评价，1940年胡愈之在《我所见到的蔡元培》一文中的观点掷地有声：
本来知识分子是最容易动摇的。我们回想一下，在过去数十年间，在思想界、文化界执着火炬而不断前进的有几个？数十年如一日，不为利禄而变节操的有几个？始终忠诚于真理，不愧屋漏的有几个？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不避刀俎斧钺的有几个？始终成为青年导师，知行合一，而不欺骗青年的，又有几个？
梁启超档案
名号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生卒年1873-1929
籍贯广东新会
出生地广东新会
家世祖辈耕读传家，祖父梁维清由秀才而进入乡绅阶层，父亲屡试不中，在当地私塾教书。
学历举人（1889）
传道生涯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7），东南大学讲学（1922），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5-1927）
研究领域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
主要着述《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经典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
特殊嗜好打麻将
评价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吴宓）
梁启超：每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间未见书
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闻一多曾经于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讲授古乐府《公无渡河》一诗。只见梁启超把这首诗抄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晃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又重复一遍“公、无、渡、河”，再叹“好！”，“公、竟——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他就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比一声高，对诗句却无半点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梁启超之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
闻一多后来在清华上诗词课，经常是将诗词唱咏一番，大喊几声“好！”，就算讲完了。有时他还绘声绘色地给自己的学生表演梁启超的授课情形，表演完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后来梁实秋也有幸听过梁启超朗诵这首诗，感叹道：“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大师所留给我们的教益不一定当场就如雷震耳，更在于余音的连绵不绝。能当梁启超的学生，是幸运的。
梁启超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被我们所记住，他晚年退出政坛，专注于着书讲学的时间十年而已，不过以梁氏的天才，不管是从政还是从教，十年都足以干出寻常人难以企及的光辉业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两所最知名大学的诞生都跟梁启超有关系。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京创办强学会，后来改为官书局，而官书局又为北大前身。1912年，梁启超在北大的演讲说：“大学校之前身即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则鄙人固为有关系之人。”
清华大学一开始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所学以西文为主，说白了是一所语言培训学校。20世纪20年代，清华开始改制，梁启超指出清华应缩减留美经费，筹集财力，办成一所完整的大学，并在清华开设国学课程。1925年，“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是清华由留美学校改组为独立大学的标志性事件，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这五大导师在清华国学院的聚会，则促成了清华人文学科的崛起。
清华国学院只是梁启超晚年讲学的高峰，从1918年离开政坛开始，梁氏先后在京、津、沪、宁等多地讲学和讲演，更以超人的精力投入着书立说之中，遂成一代宗师。
梁启超是天才加勤奋的学人典型，在这两方面他都做到了极致。梁启超自幼号称神童，六七岁就能吟诗作对，广东学政惊于其天才，亲自为其祖父写七十寿言，成为光宗耀祖的大事，要知道，梁氏之父考了一辈子都中不了秀才。十六岁时，梁启超中了举人，主考李端棻认为此人必非池中物，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氏为妻，成为一段佳话。副主考也想将自己女儿嫁给梁氏，见此只好作罢。后来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学历其实已经在老师之上，那时康有为还只是一个秀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研究生拜本科生为师。
梁氏的天分很多学生都有亲身体会，弟子谢国桢在梁家听课时亲耳聆听梁启超诵读董仲舒《天人三策》，漫漫长文，一字不遗，谢国桢惊叹其记忆力之强。梁氏笑称：“余不能背诵《天人三策》，又安能上万言书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