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过课，当时是女高师国文系学生的苏雪林有幸聆听了胡先生的教诲，她声情并茂地回忆胡适上课的风采：“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的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胡适上课和讲演有许多经典的花絮，比如他经常在讲演中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每次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上“孔说”、“孟说”、“孙说”，最后轮到自己发表意见时，他也写了两个字——胡说，引得哄堂大笑。
随着胡适声名远扬，他的课堂人满为患，因为听课的人太多不得不临时从北大一院的教室搬到二院的大讲堂。当年在北大授课有此盛况的人并不多，除了胡适外，还有蔡元培和梁漱溟。
胡适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因为发讲义了学生容易不认真听讲，而讲稿则容易把自己束缚住。30年代初，张中行在北大上大一时也曾聆听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他回忆说：“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当时的北大不像现在门槛这么高，而是面向所有热爱学习追求进步的人敞开。因此，胡适课堂上的北大旁听生和偷听生很多（旁听生需要考试和交纳一定费用，有旁听证，偷听则无）。但胡适对这些“三无人员”一视同仁，有时他还会特地把偷听学生的名字记下来，对他们说：“你们好学才会来偷听，听我的课，便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作为老师可以知道学生的名字。”
对于那些偷听生尚且有如此人文关怀，自己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在胡适的众多弟子中，罗尔纲是很幸运的一位，1930年，他在胡适当校长的中国公学毕业，又进入胡家，成了胡适的私淑弟子，前后凡达五年。五年的朝夕相处使得罗尔纲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胡适，他也用一个历史学者独具慧眼的观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更加血肉丰满的胡适，其中胡适对罗尔纲无微不至的栽培与关怀着实让人感动。
罗尔纲刚到胡家时的身份有点像旧时的学徒工，在领受胡适教诲的时候，他也充当胡适的助手，帮忙抄录胡适父亲铁花先生的遗着，同时又是胡适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在名流鸿儒往来的胡府，这个初入师门的年轻人未免自感卑微。善解人意的胡适总是想方设法让罗尔纲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据罗尔纲回忆：“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请去做客，叫我高高兴兴地也做了一天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得流起热泪来。”
1934年，罗尔纲二入胡家，从上海乘火车到北平，在山东兖州因遇匪警误了钟点，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才到北平。当时消息难通，胡适百忙之中，在头一天竟然亲自到车站去接罗尔纲两次，直到临睡还打电话到车站去问消息，其对弟子的关爱之情可见一斑。罗尔纲感叹说：“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罗尔纲追随胡适五年，最大的受益不在于学问的领受，而在于耳濡目染中对胡适的治学方法一种潜移默化般的渐悟。胡适对罗尔纲影响最大的是做学问的“不苟且”，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执事敬”的态度。胡适这种极其谨密、一丝不苟的治学和考证精神让罗尔纲终身铭记并身体力行，终于成为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考证权威。后来他把胡门这五年的从教经历写成了《师门辱教记》一书，1944年在重庆出版，引起剧烈反响。
胡适本人对于学生这本“先斩后奏”的书也十分看重，1948年他在给罗尔纲的一封信里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1958年，胡适在台湾自费重印此书，改名《师门五年记》。这本寓示着当代师道精神的小册子在台湾广为流传，如同教科书一般在台销行，感动并激励了一代的台湾青年学子。
骂我意味着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在20世纪30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曝光率很高的一句流行语。能够让天下人引以为友，这本身就是胡适人格魅力最好的标注。
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一个“义”字，胡适朋友遍天下，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仗义精神，受过他恩惠的人不计其数。
1919年林语堂从清华申请到半官费前往美国留学，他在哈佛大学读了一学期之后因为意外事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助学金，穷得几乎当裤子。绝望之中林语堂想起胡适曾许诺如果将来他学成回国能去北大教书，北大愿意资助他另一半的留学费用，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胡适写了求救信。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汇来的一千美元。后来，在德国留学时，生活窘迫的林语堂又向胡适借了一千美元。
林语堂学成归国后，被聘为北大英文系教授，他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胡适致谢并归还北大的借款。正巧胡适南下，林语堂找到时任北大教务长的蒋梦麟，欲将两千美金交与他。蒋梦麟莫名其妙，几天之后，他告诉林语堂，北大根本没有这项资助计划，那两千美元完全是胡适自掏腰包，与北大无关。
这件事让林语堂终身感激涕零，胡适去世后，他有一次专程去拜祭胡适之墓，并泪流满面地向朋友讲述了这个故事。
胡适对很多青年学子无私的帮助为他在青年人心中树立起了一座座丰碑。
吴晗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从中国公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即1931年，吴晗找到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希望免考进入北大深造。胡适认为入学考试是国家的抡材大典，不可徇私，但他鼓励吴晗投考，并承诺负担吴晗在北大的费用。后来吴晗报考北大，因为数学零分没有被录取，又考清华，清华不考数学，结果考取了。胡适知道吴晗被清华录取的消息后，即时取出80元让罗尔纲转交吴晗作为其在清华的学膳费用，又给清华校长翁文灏写信让他关照吴晗，并多次在信中指导吴晗历史研究的方法。吴晗后来成为国内研究明史的领军人物，胡适功不可没。
直到晚年在台湾，胡适仍不遗余力地帮助青年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据梁实秋记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留学需要一笔两千美元的保证金，让许多寒门学子望而却步。胡适就把自己仅有的一些存款拿出来贷给青年助其出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留学，一旦学有所成，其贡献无法计量，这是最划算的投资！”
心怀如此愿景，胡适并不在乎自己借出的钱会不会肉包子打狗。胡适曾借给青年学子陈之藩一张四百美金的支票，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后来，陈之藩汇款还钱给胡适，并写信致谢。胡适回信说：“之藩兄，谢谢你的来信和汇票。其实你不必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陈之藩感动地说：“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胡适的义气甚至惠及那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胡适与一位热爱学习的小贩成为朋友，当得知他患鼻癌时，胡适写信给台大医院院长：“这是我的好朋友，一切治疗费由我负担。”
胡适朋友遍天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容忍精神，人至察则无友，宣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胸怀与雅量。
胡适主持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时候，有次所里举行一场研究报告会，讨论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的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会上，胡适以所主任资格作批评，正说到兴头上，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胡先生，您别再说下去了，越说越外行了。”胡适闻言一笑，停止批评，毫无愠色。
后来胡适做到了北大校长，他仍然保持了这种民主的作风。他在校长室办公时，随便一个职员都可以随意进去“骚扰”他，和他聊天开玩笑，不必顾忌什么话犯了他的忌讳，以至于他的校长室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此时，季羡林还是一个刚出道的“青椒”，他回忆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季羡林拿自己的文章给胡适看，胡适总是连夜看完，提出意见，季羡林感叹胡适毫无架子这一点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今天我们个别领导干部那种目中无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我们见得还少吗？”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胡适经常要评点时事、激扬文字，因此也招致了许多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物的批评、攻击乃至谩骂，但胡适并不像鲁迅那样睚眦必报，乃至到死都不原谅敌人。1930年4月，胡适在致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分裂，胡适与鲁迅也走向了分道扬镳，此后，鲁迅对胡适的批评与讽刺日渐增多。令人钦佩的是，胡适不仅没有反击鲁迅，反而一再维护鲁迅，批评那些恶意攻击和诋毁鲁迅的言论。
1936年11月12日，距离鲁迅去世不到一个月，在鲁迅生前对其赞誉有加的苏雪林仿佛吃了枪药一样，写了一篇《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对鲁迅的为人和为文全面否定，其中很多语言更是对鲁迅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说鲁迅性格“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贬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以泼妇骂街的架势对鲁迅展开了“鞭尸”。
其后，苏雪林又给自己的老师胡适写信，劝他出来主持批判鲁迅的“大业”，自己甘当马前卒。苏雪林没有想到的是，胡适不仅不支持她，还狠狠地把她训了一顿，称苏骂鲁迅的话“太动火气，是旧文字的恶腔调”，还教育苏雪林批评一个人应该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并列举例子证明“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不可一笔抹煞”。
20世纪50年代，大陆掀起了一股批判胡适的浪潮，很多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的知识精英们对自己的师长、朋友胡适举起了讨伐的大旗，但胡适相信，弟子罗尔纲、吴晗等以及友人朱光潜、顾颉刚、陈垣等人对他的批判，都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胡适不仅不责怪他们，反而深深地为他们的命运担忧。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演讲中还坚称：“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适这样的民国风度，在今天俨然成了遥远的蛩音。
关于胡适的性格，学者朱学勤有一段评论可谓鞭辟入里：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想起了鲁迅、胡适、钱穆》）
胡适的容忍精神也渗透到了他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中。胡适与小脚夫人江冬秀的结合属于典型的包办婚姻，两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和情趣，但是一生追求自由主义的胡适却始终坚守这份传统婚姻，在离婚已经成为潮流的时代中，胡适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擎旗者却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保守与执着。其实，英俊潇洒、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胡适从来不缺乏追求者，胡适自己也有肉体挣扎、精神出轨的时候，他与韦莲司、曹诚英这两位中外佳人之间有缘无分的爱情故事至今让人不胜唏嘘。但胡适生命中唯一的婚姻还是属于这位小脚夫人，而且两人在长久的磨合中竟变得越来越默契，以至于有人感叹地说胡适的婚姻本身就是民国时代的一大奇迹。
有趣的是，胡适属兔，江冬秀比他大一岁，属虎，属兔的胡适在属虎的江冬秀面前威风尽失，在外他是风云人物，回家照样得唯命是听。对于这一点，胡适很坦然，他在人前从不讳言自己惧内的事实，他甚至联合了一堆志同道合的“妻管严”一起组建了“怕太太协会”。一次朋友从巴黎捎来10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胡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就是“怕太太”的拼音缩写吗？于是他将铜币分送好友，作为“怕太太协会”的证章。
胡适还有一套令人捧腹的男士版“三从四德（得）”：太太外出要跟从，太太的话要听从，太太讲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发怒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至今国士已无双
胡适天赋卓绝，有例为证。罗尔纲追随胡适的时候，发现胡适读书不记卡片，他看过的书籍觉得有用的地方，就以重要程度分别用红、黄、蓝三色纸条夹在相应的地方。
1934年，罗尔纲写成《水浒传与天地会》的论文，拿给胡适看。胡适看完后，带着罗尔纲来到书房，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套《大清律例》，取出其中一册，在有蓝纸条夹的地方翻开，指出一条史料让罗尔纲加上。这是一条康熙年间颁布的严禁异性歃血结拜的律例，可以有效证明罗尔纲论文中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初年的论点。《大清律例》是胡适早年研究《红楼梦》所用，胡适可以注意到与他研究无关的事件，并且十几年不忘记，罗尔纲不禁为之叫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