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一对着名的师生晚年由于政见的不同而彻底分裂，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对其恨之入骨，当众称他为“梁贼启超”，并作诗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后来虽经刘海粟等人从中斡旋，关系有所缓和，但仍是裂痕难补。
不过，在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赠。接着，梁启超又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为康有为设灵公祭，梁启超披麻戴孝，亲自含泪宣读悼文。
而其与朋友相交，胡适的一句话足以窥其全貌了，胡适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变与不变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这一点，就连梁氏自己也不否认。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有一次，从学生黄伯易嘴里听到了南京宝华山慧居寺的大莲和尚对自己的批评：“梁启超治学务博而不求精，泥于学古而忽于今用，服膺师训或改弦更张都不彻底，只依违两可之间，因此进退失据。梁启超单独搞政治总是捭阖不定，而且多疑善变，比乃师康长素真是自郐以下了！”
梁启超听完之后并无愠色，却说：“不错！我梁启超的特点就是善变。”
有人讽刺梁氏的善变是一种投机行为，对此梁启超一笑了之。一次，学生楚中元问梁启超：“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梁氏答：“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
后来，梁启超进一步解释了自己多变的原因，他说：“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绝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不错，梁启超一生尽管在政治上屡次改弦易辙，但是其爱国救国的衷心却始终没有变，正如萧公权所说：“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梁启超的书斋名为“饮冰室”，“饮冰”一词出自《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说的是一位大臣早上接受国君诏命，到了晚上就得饮用冰水，以此来消解内心的焦躁与担忧，表现了这位大臣忧国忧民之心。梁启超以此为书斋名，正是此意。而梁启超的号“任公”则是因为他崇拜墨子的人格，欲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梁启超的知己郑振铎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梁氏的“善变”：“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的确，梁启超的多变使他永远生气活泼，与时俱进，始终活跃在时代的浪头，而不像他的老师康有为头脑僵化、顽固保守，最终被历史的巨浪无情卷没。梁启超曾经比较他和老师之间的异同，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这不仅在于政治上，也在于学术上，康有为自认为他的学说在三十岁已经定型，不必再进也无法再进，而梁启超则数十年如一日处于求索之中。
有感于此，作家李劼在其《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一书中说：“《少年中国说》的作者梁启超，可说是一介英气焕发的中国少年，其政治生涯、思想历程、学术着述，始终青春长在。从君主立宪到共和政体，从参与朝政改良到组党入阁任职，从倡言开明****到主张联省自治，梁启超几乎就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从王朝****转折到政党政治的历史写照。”
后期的梁启超并不喜欢人们将“康梁”并称，也许他会更喜欢“章梁”这一提法。据周传儒说，时人“均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泰斗”。
梁启超的朋友周善培曾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有几天是愉快的？”梁启超长叹无语。也许是厌倦了政治的复杂与多变，晚年的梁启超选择了远离宦海，他之所以钟情于清华，正是因为在京的应酬太多，而偏僻幽静的清华利于埋头着述。
晚年梁启超不仅自己不入政治，也反对青年学子毕业后入政治，他曾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的膏肓之疾，乃在举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辐集于政治一途。”他嘲笑说：“彼等十九为求啖饭而来，举国唯有盗贼与乞丐两种人。”梁氏如果九泉之下知道现在举国趋之若鹜的公务员热，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周善培又曾对梁启超说：“文章有两个境界，一是动人，即打动人心，二是留人，即让人读千百回而不厌，可以流芳百世。”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章动人有余，而留人不足，梁启超也觉得自己作惯了报论文章，意气太盛，故深以为然。
梁氏在东南大学讲学时，学者云集，一位学生问梁启超：“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启超听完后，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两千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也许是基于这样的隐忧，梁启超晚年的着述着力从“动人”向“留人”转变，虽然少了一些当年的意气风发，却也多了一些深厚绵长，他晚年的大作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内，都是“留人”之作，经得起后来人反复咀嚼。
晚年的梁启超对自己的文字更加慎重，弟子谢国桢曾做任公的助手，为他做一些抄写之类的工作。谢国桢抄完一稿之后，梁启超经常召他来，把一些废稿送给他，并对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的稿子，这是第二次的稿子，这些稿本不足惜，只不过想让你知道治学的不易罢了。”这与梁氏当年一气呵成、文不加点的风格已经大相迥异。
像梁启超这样奔放不羁的天才人物，一旦谨慎起来，必定可以在学术上发生巨大的核反应，所以梁启超退出政治后从事学术研究仍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完成了从立功到立言的华丽转身。
梁启超坚信自己活到九十岁不是问题，五十岁生日，友人罗瘿公赠联云：“每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间未见书。”王国维自沉后，梁氏叹其“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这话用在梁启超自己身上又何尝不可！
可就在几年之后，上天就跟梁启超开了一个巨大而又残酷的玩笑。
1926年，梁启超因尿血症到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经X光透视发现左肾有黑斑一处，诊断结果是肾结核，需手术切除。梁启超的一位朋友认为不必割肾，劝他服用中药，但平生笃信西医的梁氏还是接受了医院的建议。
3月16日，由协和医院院长、曾给孙中山开刀的刘瑞恒亲自主刀，将梁启超的一个肾割除了。然而，这场由中国顶尖外科专家操刀的手术却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医疗事故。
原来，梁启超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用碘在他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瑞恒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就匆匆动刀，结果梁启超好好的一个右肾被割掉了，而有病的左肾反而被留下。这事由于事关协和的声誉，被当作最高机密封存起来，直到四十多年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才从医生那得知了真相。协和为了掩盖真相，刘瑞恒离开医院改任卫生部政务次长，不过据说此人在这次手术后也没信心再拿起手术刀了。
由于割去右肾后，梁启超尿血依旧，协和医院束手无策，只能给他做保守治疗。此时舆论已经开始关注这件事，着名文人陈西滢也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指责西医将病人当试验品，把梁启超一个好好的肾无端割去。徐志摩等人积极应和，一时舆情汹涌，纷纷把矛头指向协和医院西医。
令人意外的是，在轰轰烈烈的纷争中，作为直接受害人的梁启超却在报上撰文为西医辩护了，他说：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不以一人的得失而害天下，梁启超可谓至公无私。
更令人唏嘘的是，在梁启超之弟梁启勋的《病院笔记》中，提到本来为梁启超主刀的乃是一负有盛名的美国医生，但是梁启超觉得自己的病若由中国人主刀，乃是一国之光，于是临时换成了刘瑞恒……
此后梁启超的身体每况愈下，回天乏术，于1929年1月19日在协和医院逝世。
梁启超逃过了慈禧的屠刀，却没逃过庸医的屠刀，但他不惜把自己奉献给中国的医疗事业，毕竟因爱国而死，这对于一生以爱国救国为理想的他，也可以说死得其所了。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梁启超去世时，仅有五十六岁，时当壮年，仍然英气勃勃，永远的中国少年梁启超终于没有老去，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胡适档案
名号原名洪骍、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取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
生卒年1891-1962
籍贯安徽绩溪
出生地上海（大东门外程裕新茶叶栈内）
家世祖上为常年在外经商打拼的徽州商人，父胡传，字铁花，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着有《台湾纪事两种》
学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传道生涯北大教授（1917-1925），中国公学校长（1928-1930），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1931-1937），北京大学校长（1945-1948）
研究领域历史学、文学、哲学、语言学、文字学、伦理学。
主要着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尝试集》、《戴东原的哲学》等。
经典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特殊嗜好吃徽州锅、给人当月老
评价胡适是中国20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思想家（******）
胡适：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我希望作为老师可以知道学生的名字
别看胡适后来名震天下，当年他刚踏上北大讲坛的时候差点就被轰下台。
1917年，刚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身份归国担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志得意满，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演讲时他引用荷马史诗的话向国人宣告：“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
然而，胡适的年轻气盛却让那些同样年少轻狂，而年龄跟他相差无几的北大学生看不下去了。大家商量后，琢磨着推出学生中公认的意见领袖傅斯年去试探一下这个胡博士，看看他的成色几何，以决定要不要继续让他教下去。傅斯年自幼天资过人，11岁就读完十三经，同学赞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他的学问不仅同学敬服，就连刘师培、黄侃等老师也是深为钦佩。傅斯年不仅学问好，组织能力也强，是当年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已初显后来“大炮”的风采。
当时北大学生是可以自由听课的，傅斯年带着众人的使命来到了胡适的讲堂。据说在第一次听课时，傅斯年把胡适问得直冒冷汗，不过胡博士毕竟有两把刷子，很快镇住了场面（换成沈从文估计得哭了）。几节课的交锋下来，傅斯年招架不住，缴械投降，回头对那些让他试探胡适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老大这一表态，那些“造反派”个个偃旗息鼓。
这件事胡适十几年之后才知道，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一文中动情地说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帮思想成熟的学生而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此事还没完，傅斯年因景仰胡适的学问，竟然背弃了原来的老师黄侃而转投胡适门下，由旧派变成新派。傅斯年本是黄侃心仪的衣钵传承者，忽然间就成了胡适最得意和最出名的弟子。此后傅斯年名望渐长，甚至有跟胡适并驾而驱的趋势，但这位视权贵为无物的“傅大炮”在胡适面前始终恭敬地称自己为学生，若有人攻击胡适，他一定挺身出来替胡适辩护，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
在胡适的第一届学生中，还有顾颉刚这样将来的历史学大师，顾氏后来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以“疑古”而闻名，然而在胡适这样没有历史的老师面前，几节课下来，竟然服服帖帖，绝无半点疑心。
胡适一到北大上的是“中国哲学史”，他接替的是陈汉章的课，陈氏讲中国哲学，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接任后，突破了老一套的窠臼，顾颉刚回忆说：“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称赞胡适的课妙不可言：“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如果说傅斯年和顾颉刚热爱思考，精于分析，他们听胡适的课更多是出自理性的欣赏，那么苏雪林，这位文坛才女则以“外行看热闹”的角度表达了对胡适感性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