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主对其拣选的卓越灵魂，往往会格外关照，给他苦梦，也会为他埋下甜蜜的伏笔。一位知识女性出现在鲁迅的人生低谷期，这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许广平，他们初见于1923年的多事之秋。尽管这时一个正被日本弟媳赶出家门，一个还沉浸在一场注定夭折的初恋中。
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足见鲁迅是一个投入的生活者。1923年的除夕，自然是不同寻常，他不顾病体劳累，一人饮酒一瓶，乃至晚上失眠。
砖塔胡同环境恶劣，半夜时常会被外面喧嚷的吵架惊起。在这里他病了很久，牙病、肺病、发热、腹泻、肋膜炎、神经痛，还吐过血。母亲开始打算与他同住，他不得不拖着病体继续四处奔波看屋，持续两个月，不下二十处，最后仍然是没有满意的。然而，《中国小说史》下卷还是写完了，在这前后共住九个月的短暂时间内。
1924年，鲁迅再次筹款八百余元买下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一座幽静的小院，并于这一年的5月25日迁居。这个由他亲自设计改造的小四合院，有被称作“老虎尾巴”和“绿林书屋”的卧室兼工作室，这是鲁迅在北京最后居住过的地方。他在这里陆续写下了《野草》的精彩篇章。
6月11日，是个刮风的大晴天。下午，鲁迅来到八道湾宅取书及其他物品，走进西厢，周作人及妻羽太信子突然出来，骂詈殴打，又打电话将羽太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招来，羽太信子控诉鲁迅罪状，语言污秽，凡捏造不圆的地方，周作人便来补正，鲁迅只是安静地取了书后离开。他从此搬出了八道湾这座“三进”的大院落，那是1919年卖掉绍兴家乡老屋，花了三千多元购得的房产。
家里不平静，兼课的大学同样不平静。1924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系的杨荫榆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当时有很多受欧风美雨熏陶的知识分子，不能深刻体察中国国情，盲目学习西方。杨校长便照搬从西方学来的教育理论，一味强调秩序、学风，大肆推广****的家长式教育，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对爱国行径横加阻挠。女师大的学生非常不满，讥讽其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最终掀起“驱杨运动”，结果遭到政府的镇压。当时的教育兼司法总长章士钊宣布整顿学风，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学生会干部，并用各种卑劣手段迫害学生，甚至下令解散女师大。鲁迅积极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不惜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这就是世故冷暖——先前来客不绝，此时立刻就有人来索还原稿，不要鲁迅选定，作序了。连被请吃过饭也成了罪状——是鲁迅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是生活奢侈的证据。
然而，他赢得了爱情。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许广平以一个“受教的小学生”的身份在1925年3月11日向可敬爱的鲁迅先生发出了第一封信，在信中，她大胆地谈论政潮，倾吐苦闷，而鲁迅当即回复，敬称对方“广平兄”，一场骇俗之恋从此开启。
造物主成就一个伟大作家的伏笔就此线索明晰——伴侣、战友相携相伴。七年后他们将情书精心重抄出版，《两地书》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爱情文本的经典绝唱。
然而，磨难与动荡仍需持续，接下来就是通缉。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汇集于天安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天津大沽口等的无耻罪行，会后赶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结果遭到卫队的开枪屠杀，酿成了“三一八”惨案。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被害。鲁迅当天奋笔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揭露“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记念刘和珍君》则喊出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悲切之声。
周树人终于上了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黑名单，他不得不多次避难于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随后三个月，《华盖集》、《小说旧闻钞》相继出版。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也由北京北新书局初印成，此后它还将被印十五版。陶元庆设计的封面，在橘红的底色上，左边是靠坐在高背椅上的三个人，右上角一轮太阳散发光芒，目录页前摘引屈原《离骚》诗句作为题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文学家鲁迅的成功恰是公务员周树人的失职，两套话语体系之间激烈的矛盾，使学者鲁迅的离京成为一种必然。而在某些人眼中，他却是头戴“思想界的权威”这顶“纸糊的假冠”，臂挽热恋的女学生，失意又得意地去往南方大学谋饭碗了。
厦门：淡红和灰色
（1926·9-1927·1）
带着“挑剔风潮”者的名声，1926年8月底，鲁迅和许广平一同乘车到上海，然后各自乘船去往厦门和广州。
在沪宁车上，他第一次遇见满口英语的学生，听到“无线电”、“海底电”之类的话，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磕南瓜子，手里一张消闲录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
9月4日午后一时到厦门，一路无风，船很平稳，登陆后，异乡人的感觉再次浓烈，看到黄瘦的本地人翻动上下嘴唇，只知道是在说话而已。
街道污秽，空地上就是坟。
时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秘书的林语堂前来迎接。
厦大背山面海，风景佳绝，白天温暖，夜凉如水。坐舢板一二十分钟就可到达对面的鼓浪屿。四面几无人家，离闹市约有十里，宁静得很。然而，风很大，似乎能将玻璃吹破。走路不小心，好像也可以被吹倒。夜里满耳都是海浪和海风的低语。
安顿好之后，鲁迅立即将“厦门大学全景”的明信片寄给在广州的许广平。
随之而来的是不方便，厦门没有北京那么多人力车，出门近的步行，远者坐船。便是在校园里，从寄宿舍到邮政代办处约有八十步，到便所，要再加八十步。晚上为避免这旅行式的小便，只好草地上了事。日常用品不易买到。因不便而带来的行事作风是散漫、惰气、闭关自守，还有斤斤于银钱。
未敢海水浴，到海滨拣过几回贝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却在某个飓风过后的早晨，远远看见海面上飘来了桌子、枕头，乃至死尸！
除了台湾，厦门乃是满人入关后中国最后亡的地方，这让鲁迅委实觉得可悲可喜。他凭吊了郑成功所筑城墙，及鼓浪屿的故垒。
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近出版物。这样的寂静，安稳住两年，能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的话倒也好。
对许广平的思念，如路两边阔大的绿植，生机勃勃。去上课的途中，一边数着石阶，一边想着心上人正在做些什么，深夜，再将去上课途中需要走过多少石阶数目如实写在给她的信中。常常是睡一觉醒来，凌晨二三点钟给她写信，讲述这里的一切，并仔细手绘居住和工作环境图。
开始暂住在生物学院大楼的三层楼上，国学院的陈列所，是眺望极佳的观景房。后来搬到旧教员寄宿舍，单身教师住的是“博学楼”，成家携夫人住的是“兼爱楼”。有家眷而单身的鲁迅住在哪里好呢？四十五周岁生日那天，他又搬到集美楼二层西侧一个大房间里。
窗外可见远山，见不到海，只有轮船的“烟通”。深秋和暖，门前有秋葵似的黄花。细碎的鸡冠花红红黄黄的永是一盆一盆站着。野石榴开在山中。
晚上九点以后，一切星散，海天微茫，寂静浓到如酒，可以听得自己的心音，鲁迅便靠了石栏远眺，窗外是骨立的乱山，上有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他似乎产生了写作冲动，又感到无从写起，正是“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不到一年后，他在广州白云楼将这种“中间还带些愉快”似的“淡淡的哀愁”写入《野草·题辞》。
二十多年前的留日岁月竟浮现在眼前，不禁想起了藤野先生，这个带着对中国文明的感恩之情来关心自己，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的日本乡间医生。此刻，他忽然特别清晰地看到了对方身上最吸引自己的东西是什么——人类永远“不隔膜，相关心”的精神理想之光。
在经受了同胞之间的排挤冷漠流言卑劣乃至陷害后，仙台时期的孤独感反而淡化了，使他深感亲近的竟然是二十年前，后来对自己记忆并不很清楚，甚至连曾送给过他相片都不记得了的一个普通乡间的日本医生，从他那里，鲁迅感受到了排除任何外在因素的心灵的贴近。
沉浸在热恋甜蜜中的四十五岁，却又是老年的开始，这表现在他有了回忆的需要，真正的自我从远处、从早先时代隐约浮现。于是有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五篇散文。后来集成的《朝花夕拾》成为他最后具有文学性的作品。
在厦大这所马来华侨创办的私立大学里，鲁迅平生第一次体验全职大学教师的生活，他每周有六小时的功课，两点钟的中国小说史，两点钟专书研究，两点钟中国文学史。当然要编讲义，这就是后来的《中国文学史略》。1938年编入全集时定为《汉文学史纲要》。
他被任命为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然而毕竟是“外江佬”，自然遭受排斥，虽然众多的海归博士也是“外江佬”。在鲁迅眼中，《现代评论》的色彩逐渐弥漫至这片“死海”，他被指为“名士派”。尊孔的校长却是一位英国籍的中国人，叫做林文庆，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要求学生用文言做文章。他手下的教职员在社交上都做出一副英国派头，令鲁迅看不惯。研究院的院长是沈兼士，与鲁迅、林语堂都是列入北洋政府黑名单的。
世事到哪里都差不多，与地的繁华、荒僻，人的多少无关。和当地饭菜一样，周围都是语言无味的人物。理科瞧不上文科，闽南与闽北人相处不友好。以北京为污浊而奔厦门可谓妄想，挤轧的学界由大都市移植小岛，不过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罢了。
好在鲁迅并不想在这里挣帝王万世之业，便沉默寡言，采用闭关主义，躲在房里看书。然而，谁都可以直冲而入，并无可谈，而东拉西扯，坐着不走，陪无聊之客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这让鲁迅仿佛全感空虚，莫名其妙的悲哀。
现在可以看到的照片中，寸发直立的鲁迅，喜欢着中式长袍马褂，站在西装革履的教授们的边缘。
然而，学生们喜欢他，并且一个个认出了这个白话文的英雄，新文坛的闯将。学生周会便邀去演说，仍讲“少读中国书”。
青年文学团体“泱泱社”、“鼓浪社”慕名而来，鲁迅便指导他们出版了《波艇》月刊、《鼓浪》周刊。
记者们更是跟风而至，诱导性地采访，希望他提倡白话，和旧社会闹一通。希望他编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艺。为此而现身在厦门报纸上的鲁迅，“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
然而，做文章还是教书？这问题令鲁迅徘徊不决。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
鲁迅决计不再敷衍，离开这无甚可为的厦门，从此改变农奴生活。
然而，接着便有一个接一个的赴会，说话和喝酒。被各色人物用各色名号相加，先后应邀到厦大周会、集美学校、平民学校、中山中学讲演。校长一面将辞职信和聘书退给鲁迅，一面还是给他一而再的饯行。连称病辞去职务也一度不能，这令鲁迅第一次明白了要饭碗不容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
各种传言纷纷而起，有说是厦大环境不良，学校腐败的；有说是“胡适派”、“鲁迅派”内部闹开了，学校留不住；更有说是因为鲁迅的“月亮”在广东，厦大生活太苦，所以要去的……
真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
最终，鲁迅还是带上四件行李——一个衣箱，一个新买的书箱，一卷铺盖，还有一只网篮，里面装着煤油炉、铝制的锅和茶壶脸盆等——告别了待了四个月的厦大，再次突出重围，寻找自己的道路。
广州：深红而索漠
（1927·1-1927·9）
1927年1月，鲁迅应邀出任中山大学校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月薪二百八。他住在中山大学最中央最高的大钟楼。正门上书“明耻立信”四个大字。
广州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和别处也没有什么不同。孤孑特立中，李小峰不断寄来的《语丝》还可以破破岑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