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是请范爱农出任教务长，兼教书，并与弟弟周建人联名给绍兴县议会议长写信，提出应该发展地方小学教育。后来由周作人代拟，周树人亲笔修改，以《维持小学之意见》为题发表在周树人列入发起人之一的《越铎日报》上，这是周氏三兄弟的合作。
他终于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是用文言写成的，描摹辛亥革命的世态人情，发表于《小说月报》4卷1号，“附志”中有编章焦木（恽铁樵）的评语，成为百年来绵延不绝的鲁迅研究史的起点。不过，那时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还没有诞生。
未曾料到的是，军政府所代表的革命政权，同样糟得很，很快便成了新旧官僚朋比为奸的集团，所作所为，多属滑稽可笑。师范学校的经费，随着王都督的喜怒来恩典与施与，这如何能够支撑下去？志在舆论监督的《越铎日报》对都督渐有微词，自然触了王氏之怒。
周树人便辞去校长，范爱农也离开了。此一别，周树人北上升迁，凫水好手范爱农却于绍兴乡间不明就里地溺水而亡，尸体直立在菱荡里。十五年后，在厦门大学寂寞空旷的图书馆洋楼之上，已是着名文学家的鲁迅写下《范爱农》。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经好友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聘周树人做教育部职员。
2月，周树人第二次来到南京，此番成了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因为政局不稳，教育部比较清闲，他便常去清末号称“八千卷楼”的江南图书馆珍本抄校旧籍，诸如《谢氏后汉书补逸》、《沈下贤文集》等。
他还去寻访清驻防旗营旧址，却见一片焦土，瓦砾堆中，一两个满族老年妇女，住在没有门窗的破屋里，状况凄惨。
“文明”的共和掩不住残酷的报复，满汉的民族仇恨绵绵还在。外出时，守门的卫兵举枪立正，却于事后从窗门洞爬进屋去取了树人的衣服——这种表达抗议的方式已经是相当平和的隐忍了。
北京：成为鲁迅
（1912·5-1926·8）
1912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三十二岁的周树人与许寿裳同乘海轮北上，抵京后住进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的藤花馆。他开始记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察拉图斯忒拉三十岁的时候，他离了他的乡里和他乡里的湖，并且走到山间。他在那里受用他的精神和他的孤寂，十年没有倦。
鲁迅译笔下的这种状态多么像北京十年沉默时期的他自己。
《伤逝》中可见其剪影：春天的紫藤花，冬日的枯槐，会馆里彻夜通明的孤灯，孜孜不倦，伏案译书的身影。他感到自己像个“等死的人”，因之取笔名“俟堂”。
绍兴会馆坐西朝东，树人住在靠北的一间屋里，卧榻设在窗口墙下，旁边是一张书桌和藤椅，此外是几个书架和方桌，上面堆着已裱未裱的石刻拓本，各种印本的金石书史等等。大概他喜欢这样的陈设，后来在西三条居住时，自己改建的书屋“老虎尾巴”也是如此。
当时他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佥事（后来改为第一科）。佥事是介于参事与主事之间的职位，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文艺、音乐、演剧、通俗教育、调查及搜集古物等等事务。
他积极投入到各项文化建设事业当中去，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作为国歌研究会干事，定《卿云歌》为国歌；与同事合拟国徽图案；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考察天坛、先农坛，开辟其为公园；参与筹建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制定查禁及改良小说的条例，抵制宣扬封建迷信和格调低下的作品，提倡普及科学知识的读物；参加整理“大内档案”；为北大设计校徽；等等。
公务员按部就班及至琐碎的生活逐步消解掉了树人身上难以避免的传统文人旧习气——自视甚高、“天生我材必有用”、“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同时也退却了时代所给予的浮躁凌厉，使他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思考现代转型中的国家、社会问题。
至此，他具备了成为伟大作家的条件之一：独处——真正的独处意味着心灵的自由。这使他能够看清楚当下，直面人生。
他广为搜集整理秦汉至隋唐的石刻、碑铭、造像、砖文、墓志拓本和汉画像。曾连续二十二天摹写罗振玉编的《秦汉瓦当文字》，字迹工整，如印刷体。还手抄摹写了《三体石经尚书残字》、《曹全碑》、《唐宋传奇集》，编录了《汉画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等。
他以石刻拓本九十四种，与王昶的《金石萃编》、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罗振玉的《金石萃编校字记》等对勘，订误补阙，从现存留下来的九十九页手稿来看，这是一份卓越非凡的劳作与磨炼。
他参照诸本，不厌精详，编章校对《石屏集》，先后十次章校《谢承后汉书》，《嵇康集》更是超过十次，终于成为校勘最善之本。
1914年，他开始看佛经，用力很猛，别人赶不上。为给母亲祝寿，他还自费请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
他留意乡邦文献，编次《会稽郡故书杂集》成书后，以周作人的名义刊行。
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在异域文苑中畅快呼吸，内心深处的原初渴求无形中被接通。他吸收人类文明所积累下来的一切有价值的精华，养成广博的心智。他一生翻译着作多达三百万字，数量超过了创作，而在北京的十四年便翻译了总量的一半。
1916年5月，他移居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在这里，带着东方思维的练达和沉静，深味西方世界的爱感、死感、受苦感、幻灭感……慢慢地氤氲出自我的心性品质，练就一双包容的眼睛，以独到的文化辨别力、审美判断力，在世界艺苑中发现美，发觉爱，弃绝多伪的世俗价值；于巨大的文化反差和微妙的同质异构中跨越自身界限，达成开放融合。这一东西方视域的相遇过程是颇耐人寻味的，来自于心灵深处的平等对话，使所谓时代的新旧标尺在艺术真空状态中丧失了意义。
无比投入的周树人时常面对北京的无边夜色，发出中国太缺乏诚与爱的喟叹。他在沉默中谋求与过去精神结构的决裂，并将之作为反思的起点。他希望自己力所能及地把人类最真诚优美的心灵，引入这个东方黑暗世界。他试图去发现一种别样的文化方式，可以对主宰当时中国的因袭思维提出另一种思考。隔膜、沟通、爱、真实，成为他心灵活动的关键词。
六年沉默，以书为友，披览古籍，抄录碑拓，研读佛经，翻译西书，既沉浸在古雅的气韵里，又沐浴在西方文化的“灵光”——一种时空分离累积出的雅致、宁静、自如的气氛——里。看似失意的孤独生活，未尝不散发出迷人、放松的散淡，忧郁的自闭，一点点自虐带来的自我雕刻的满足感，一种分明可以耐受的痛楚，这一切凝成独特的趣味，又不失为一种自如的退避。沉浸其中，某些东西在心中凝聚、熔化，谁说没有一丝其乐融融？以至于当钱玄同来邀请他为这个激扬的时代写点什么时，他无法一下子从似今非古、亦真亦幻的无穷意味中抽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这往往成为新旧交替时代先觉者的必然轨迹——在无边的黑暗中忍耐和蓄积力量，等待第一声春雷式的呐喊，而在某些用心感应的学者的着述中，他也会留恋沉浸于看似无所作为的盎然古趣。
如此看来，他一刻也没有超然物外，而是试图以一种更加丰富自由的方式置身于荒漠般的文化周遭，尽力离执去妄，以清醒的此岸感投入历史洪流，并分担现实责任。
闷热的夏夜，他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抄碑，但是，可恶的蚊子时时将他从古境中拉回现实，于是，他坐不住了，便到外面的大槐树底下，摇着大蒲扇乘凉，偶尔，抬头看看那密叶缝里一点一点的青天，忽然，感到脖颈里冰凉的一下，原来是晚出的槐蚕掉落了下来。
此情此景最适合谈天不过，那时常来拜访的，只有钱玄同。从1917年8月份开始，他来此光顾，照例靠在唯一的藤椅上，从有名的广和居叫了木樨肉、酸辣汤之类蹩脚的菜，用猫饭碗似的盛载了来，吃过了，直谈到十一点钟，再回到师大宿舍去。
在东京同听章太炎的课时，钱玄同很不安分，经常是在席地上爬来爬去的，有很多小动作，周树人便给他起了绰号“爬翁”。树人虽不这样，但也有自己的缺点，那就是不修边幅，总是凝神冷坐，所以，钱玄同也给他起了绰号，叫做“猫头鹰”。
这一天晚上，“爬翁”如期来到补树书屋，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因为怕狗，他的心脏还怦怦跳着呢。他不以为然地翻着树人那些古碑的抄本，发话了：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什么意思。”
这冷漠使钱玄同很有些急了：“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那时，钱玄同正支持陈独秀编章《新青年》杂志，当然需要新生力量的来稿支持，然而，周树人早已过了热血澎湃的年纪，见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对于“文学革命”实在没有什么热情，在日本时代的文艺活动也屡屡受挫，他当然不配合那热情，慢悠悠地说出了以下传世名言：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难，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当然了，那时还无暇考虑到也会有装睡的人。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由于激动，钱玄同的心脏大概跳得愈加厉害了罢。
这么一说，或许也像冰凉的槐蚕不经意间掉到脖颈里，周树人竟然感到了清醒的凉意。他哑然了，是啊，“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他于是答应出山，为朋友呐喊助威了。可见，所谓的弃医从文一开始并不是志在做文学家，而是致力于翻译。试想，作家鲁迅的诞生难道是做了六年的公务员，抄了两千多页古碑之后的一次“偶然”？
作为横空出世的作家鲁迅只是坊间流传的一个故事。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刊载了一篇题目特别的小说——《狂人日记》，署名鲁迅。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不知道写作《狂人日记》是否使鲁迅获得了某种欢欣和安慰；这段广为人知的佳话提醒人们遗憾的是，鲁迅的创作仿佛是社会需要在先，而自我创作欲在后的，但是在阅读这部作品时，“铁屋子”“吃人”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话语，赋予沉睡中人的悲境一种距离化的震撼——“于无声处听惊雷”。
他后来的作品在“遵命文学”的大旗下尽力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这意味着，他选择了明确的启蒙意图，部分妥协在写作的自由限度中，并使之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注视下的熟悉姿态，为此他付出许多忍耐——无法时时投射于心灵，将对文学审美质素的追求稍稍让位些许观念，被给出以供领悟的构思冲动化为写作策略——“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显出若干亮色”。这一切在矛盾中熔铸成其特有的迂回表达式。
尽管新文学和鲁迅很快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性叙述，但这在1918年并没有即刻发生。1920年，评论他的文章也还有限得很，如江河之势是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周树人的生存主题，不限于严格的文学性活动，还涉及政治、教育、美术等各个领域，但纵观其一生，他在最充分的意义上是一位作家，以至于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周树人，而只记住了鲁迅。
鲁迅一生中最黄金的年龄段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假如只是在昏庸的政府中做无名的科员，何时才能实现他最初认定的启蒙伟业的目标呢？正值壮年充沛的精力，横溢的才华，以及对青年人的热情，促使他自然而然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院校留下了授课和演讲的匆匆身影。
自1920年起，鲁迅便到红楼为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自始至终都是讲师。据说在课堂上偶尔生气时，他会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学生们，连没有直接听过他讲课的萧红都能够通过转述而强烈感受到那样的目光怎样投射出一个旷代全智者的催逼。
既然重建新文化秩序的热望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政权中无法得到支持，去学校兼课所传授的新思维方式又囿于象牙塔而传播有限，那么积极利用现代性的印刷文化，去开拓广阔的批判空间，以发出有别于政府的“公共”声音，就显得势在必行。
《新青年》杂志使鲁迅从生命的“蛰伏期”活跃起来，他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作品五十四篇，思想骨骼日益形成，逐渐聚拢和引领了众多文学青年。
新文坛围绕鲁迅参与编章的期刊，形成了共同的文学理想，那就是真诚地面对自我的灵魂，大胆抨击传统和时弊，不遗余力地解构和修正现存文化秩序。《语丝》、《莽原》均以肯说敢说，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文明批评，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为特色。
未名社、创造社、沉钟社、浅草社……在那时的鲁迅眼里，这是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他们的魂灵是卓越的、纯真的、可爱的，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了，而且终于粗暴了，他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他们的存在使他觉得自己是在人间活着。
他为之振奋和忘我，付出了大量心血，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章、校对、作文。
1923年8月，《呐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印成。大三十二开毛边本，道林纸。封面深红色，正中偏上有一黑色长方框，上印“呐喊”，下印“鲁迅”。
精美的外形内包裹着一个自足优美的鲁镇世界，十四个故事，带着作者直接的经验，也带着被思索过的辉煌闪烁着，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再没有任何叙事逻章性能够使之灰暗、平淡下来。
它的内涵浓度，它的创新性词汇，它所体现出的把一切事物尽收眼底、出诸笔端的幅度和广度，无不使其具备了经典品质。
特别是其中透露出的绍兴味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表征，阿Q最大程度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此后一直能听到来自各个阶层、各种境况的人们的强烈反响。
当年12月《呐喊》便再版，来年春，马上又第三版，而且常常一年出两个版次。采访、分析、批评、吹捧，纷至沓来，乃至被引经据典，深入读者心中，形成特定语汇。
周树人的沉寂期彻底结束了，鲁迅的辉煌期开始了。
成功的喜悦往往与不幸和磨难相伴相随，这是铸就一个伟大作家必须的锤炼。1923年的夏天对鲁迅来说，是极不平静的，这并非指《呐喊》初版带来的热闹非凡，实际上，在此之前一个月，他便一人在自己冷清的房间里独自用餐。很快就去砖塔胡同看屋，并用三个下午收拾书籍及其他物品入箱。
是的，兄弟失和，三代同居的大家庭分裂了，他带着不爱的女人朱安迁居到砖塔胡同61号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