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周豫才
（1881·9-1898·5）
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浙江绍兴城府东昌坊口，石板铺成的小街，一片青瓦粉墙的宅院——周家新台门内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和任何男婴没有什么不同，家里给取名樟寿，字豫山，因在绍兴话里，“豫山”与“雨伞”发音相近，亲人叫起来，觉得实在不入耳，就改成了“豫才”。
周豫才来到这个摇橹乌篷船的江南水乡，他拥有一个秀才父亲，虽是乡下妇女却能通过自修获得看书能力的母亲，这决定了他将伴随着对读书的渐渐喜欢而慢慢长大。那时家里自然是不缺书的。
五岁上，豫才入了私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十一岁，来到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从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先生。在塾中，他喜欢上了蒙纸线描，特别是小说绣像。
至于家境，大家颇为熟悉的是那句“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所谓的“小康”，指的是幼小的豫才，凭借家里还有的四五十亩水田，而能被唤作少爷，生计自然是不愁的。这使他自觉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
然而，据说这样的无忧日子平稳延续了十三年之后，他一下子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
变故是从天而降的，1930年的鲁迅在写自传时，用了“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来回顾当时的情境，以他的深邃冷静与超然，这样的用词已是震撼。
噩耗传来是在1893年的料峭早春，祖父周介孚行科场舞弊遭到揭发，被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他不得不跟随母亲去安桥头乡下外婆家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幼时也常来过，与小伙伴们一起摇橹去赵庄看社戏，在乌篷船里偷煮罗汉豆吃，而此刻却被嘲笑为“乞食者”。
这个词令他终生难忘。三十年之后写出弥漫着灰土气息的《求乞者》——在不得不求乞的处境中，深味人生，拒绝布施，宁愿彷徨，也不寻找来自美好想象的安慰。
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受到牵连，不但被革除秀才之名，更是重病缠身，这使少年豫才有四年多，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从比自己高一倍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和自己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买药。
然而，父亲还是在一张张稀奇古怪的中医药方的遮盖下，在被迫的一声声呼唤里，一点宁静也没有享受到地咽气了。年方三十七岁的父亲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长到他这个年纪时会以“鲁迅”而闻名全国。
此后，对于十七岁的豫才来说，极少的学费已是奢侈。去做幕友或商人，是彼时衰落了的书香门第的子弟们通常的选择，而他不情愿，母亲只好去找寻免费的学堂，最后筹得八元川资，一双泪眼无奈地望向长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
对豫才来说，告别母亲的目光，便是新天地的开始，也是在传统与现代中纠葛的开始。
南京周树人
（1898·5-1902·3）
1898年，又一个早春，周豫才从杭州去往南京，他考上的是江南水师学堂，在南京仪凤门里，学堂监督是他们周氏的本家。
豫才取学名“树人”，别号“自树”，“周树人”便成为他在周家族谱的名字。
在这水师学堂里，周树人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等课程，这和八股文是完全不同的天地。
他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而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便为之做了不少美好的梦，理想是多彩的。
江南水师学堂每周有四个整天用来习英文，一整天读汉文，一整天做汉文。功课安排得紧张有序。树人刻有“戎马书生”“戛剑生”的石章。曾写下《戛剑生杂记》、《莳花杂志》。
那时候，学洋务在一般人眼里是走投无路的人，不得已将灵魂卖给洋鬼子，要加倍受到奚落和排斥的。周树人骑马经过南京的明故宫时，便被顽童们边骂边投小石子，意为他不配如此狂妄。
这一年发生了“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的着作直接影响了周树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而他未来的伴侣许广平此时才刚刚出生。
在江南水师学堂适应了半年后，周树人改进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又开始学习开矿，辅修造铁路，那里只用本国文教学。
陆师学堂在南京鼓楼以北的三牌楼，与格致书院望衡对宇，离着水师学堂也不远。树人转学过去时，总办是钱德培，后来是俞明震，都是坐在马车里看《时务报》的新派。
课余时间，周树人喜读我国古典笔记体，《世说新语》、《汉魏丛书》、《徐霞客游记》、《板桥集》等，更喜欢读译本、新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及谭嗣同的《仁学》，令他过目难忘。
1901年，周树人在南京官立江南陆师学堂普通科毕业了，二弟周作人紧随其后，进入水师学堂，他们的祖父也被释放回乡。
然而，树人自问：“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次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么？”终究被两江总督派往日本，以南洋官费留学。这也是父亲曾经的愿望。时光此时走到了1902年。
日本：弃医从文
（1902·4-1909·8）
又是早春，周树人来到东京私立弘文学院预备学校江南班学习。这是专为中国学生办的语言入门学校，捎带传授些科普知识。被热血激荡的周树人，渴望光复之心非常旺盛，他第一个剪去了象征民族耻辱的辫子，并作七绝《自题小像》，拍照留念：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周树人的辫子从此留在了东瀛，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
从此，他开始了“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的留学生活，并在“柔道入门誓约书”上签章，学习柔道，以强体魄，然而也渐渐地发现讲演中也有无聊的打诨，留学生也不外乎嬉皮笑脸。当然，日益浓烈起来的是他的亚洲意识、中国意识。
后来被誉为思想家的周树人，从这时起便开始积极思考救国救民的出路问题。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经日文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思想着作和进步杂志，并积极撰稿。《中国地质略论》最早系统地介绍本国矿产；《说鈤》最早介绍居里夫妇发现镭的事迹；他与顾琅合作撰写《中国矿产志》，成为国民必读本，清政府农工商部通令各省矿务、商务界购阅，学部也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
他还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天体的科普知识；编译外国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歌颂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的爱国精神；翻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是雨果的随笔《哀尘》。
1904年4月，大清国浙江省周树人从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毕业。过了语言关，该考虑将来习什么专业立本。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这年9月，他只身前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地方是在僻远的乡间，不收学费。周树人在此结识了令他终生难忘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同时也彻底领教了自己国民的愚昧和麻木。
他先后住在佐藤屋公寓、宫川宅公寓，取号“索士”、“索子”，即索居独处的意思。
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功课是繁重的，早上七点开始上课，下午两点结束。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等等学科，讲义资料很多兼用拉丁文，学起来很吃力，各种知识纷至沓来，必须死记硬背，以至无暇独立思索。当看到解剖的尸体，心中难抑阵阵恶心，那形状总是鲜明地横陈在目前，挥之不去。回到宿舍，却依然要和往常一样大嚼。在差不多快成为木偶人的时候，树人侥幸毕业，不至为杀人之医。至于成绩，单看第一学年的化学是得了不少的丙和丁。
藤野先生非常关注中国留学生周树人，他听说中国人敬重鬼神，担心他不肯解剖尸体，特意将他叫到办公室，亲自批改他的医学笔记。还担忧地谈到中国的女人不知是怎样的裹脚法，致使脚骨畸形的。
课间，教师经常放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时值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时事幻灯片里加映日本战胜俄国的战绩，其中有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正被日本军队抓住枪毙，围观欢呼的也是一群中国人。
当“万岁”的欢呼声冲击着耳膜，周树人深受刺激：被杀害的是替俄国人做侦探的自己的同胞，围观的竟也是自己的同胞，而教室里的同学们更是热烈地鉴赏着这有趣的场面，不时地拍掌欢呼！
他忽然感到国民的体格再健壮也是没有用的，倘若不改变他们的精神，将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永远受到外族欺凌，于是升腾起想当然的确信之念，后来却又反省为“茫漠的希望”——从事文艺运动。
“弃医从文”不只是一种生存策略、人生志趣和道德理想的选择。仙台出走，这个刚刚萌发命运感的一瞬，将很快成为集聚起强大力量的主题之最初暗示，成为后来鲁迅绝望中反抗的心灵起点。它不断提示人们去思考这位文学家的痛苦之源——人类之间的永恒隔膜。
在他注定归国后的创作中，很快就会出现诸多患病的主人公，无论婴儿、少年还是中年男子，也无论是食用了“保婴活命丸”、“人血馒头”，还是“原配蟋蟀一对”，均将义无反顾地被弃去生命，匆匆赴死——国民是无“药”可医的。
1906年3月，周树人正式向仙台医专提出退学，来到东京，为提倡新文艺而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以往每逢假期便赴东京，又经小站“日暮里”，南京求学期间题做古诗时萦绕着的羁旅心绪，刹那间牵扯出缕缕游子求索的忧心孤寂，这一文学兴味，时过二十年之后，仍能够使他从记忆中抄出。
晚清留日学生此时已达到一万余人，而周树人决定不再正式进学校了。他一心自修德文，积极搜购德文新旧书报阅读，并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听讲。
他并没有热心于创作，而是迷恋翻译，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作者的作品，如，俄国作家果戈理、迦尔洵、安德烈耶夫，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森欧外。二叶亭四迷翻译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被他做了剪报。俄国的安德烈耶夫成为他的最爱。
舍弃了医学这个比文学看似更有保障的职业，他首先与许寿裳、周作人共同筹办《新生》杂志，取“新的生命”之意，但由于缺乏资金，中途夭折了。想去德国，也没有成功。渐渐地，他开始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如同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被寂寞的大毒蛇缠住了灵魂。
但他并没有一味消沉下去，而是摒弃了先前慷慨激昂的意气，更加踏实地学习外国文学，开始与周作人着手合译《域外小说集》，为《河南》杂志撰文，做些扎实的介绍工作。
1907年，他连续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五篇论文，署名“迅行”、“令飞”，取“前进”之意，在“立国必先立人”的热切呼唤中，医学肄业生周树人正逐渐成长为“精神界之战士”。
1906年夏天，母亲让他回乡与不识字的山阴小脚女朱安结婚，周树人虽顺从地回去办了喜事，决定供养这母爱赐予的礼物，却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母命难违的反抗——新婚之夜，独自入眠，泪湿枕巾。婚后四天，他毅然携二弟周作人返回东京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开始文艺研究。
两年后又移住本乡西片町，那是日本着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因是与许寿裳、周作人等五人同住，唤作“伍舍”。住在夏目漱石的书房里，翻译夏目漱石的作品。两个杰出灵魂的创意能量应该会在某个宁静的时刻神秘接通。
1908年，总有二十几个礼拜日，他与许寿裳、钱玄同等都会如期赶往小石川的《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半年多的时间里，喜欢《楚辞》、温李诗和六朝文的周树人，又逐渐夯实了古文字学基础。
1909年，在一个来东京治病的银行家蒋抑卮的资助下，《域外小说集》印行出版，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树人设计封面，陈师曾题写书名，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东京群益书店及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售。后来因为收不回本钱，印了二集一千五百册后，便罢手了——“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
回国
（1909·8-1912·4）
以南京为起点，走出家乡已经十一年，而立之年将至，母亲和家人焦虑地写信催促树人回乡，以尽长子责任，挑起养家重担。
1909年8月，他结束了七年的东瀛之旅，启程回国。
一入中国境，先就花四元大洋装上了假辫子——上海专装假辫子专家的手艺——戴了一个多月，路遇空前奇特——呆看、冷笑、恶骂，凡此种种映射出内心图景——偷了人家的女人，里通外国——没有鼻子走在街上倒也比这快活。
家乡已与十一年前大不相同。
1909年，已是二十八岁的周树人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同时给日本植物学教员做翻译。他平时教书循循善诱，编写讲义简明扼要，绘有插图；灯下苦读，每至深夜，课余则兴致勃勃地带领学生们到孤山、葛岭、北高峰一带采集植物标本。
两级师范学堂的夏震武校长，头巾气甚浓，只将爱国认定是忠君保皇，周树人与师生们心里反感，便展开了驱逐校长运动，也就是传说中的“木瓜之役”。
在两级师范学堂，穿着洋服的树人坚持干了一年，不管怎么说，杭州这样的城市还能容忍得下“假洋鬼子”。
而第二年暑假，树人便回到了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堂做监学，也就是教务长，同时仍做生物老师。还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可就见不了那么多世面了，每到学校来，最喜欢盯着树人的短发看，常常是没话找话，凑上前来上下打量着问个不停，直令树人大有“遽成村人”之慨。只有在风光无限的春日里带领学生们赴禹陵踏青，才能让他兴奋起来。
一次，在熟人的客座上，他惊喜地重逢了高大身材，长头发，看人总像在渺视的范爱农。他们曾同在日本留学，为救国方式而争得面红耳赤，现如今对面的他却是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寒素而外，又生华发。原来他因为没有学费，不得已由日本回国，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便躲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觉得气闷时，就乘了航船进城来。现在他爱喝酒，树人便常陪他一起喝，醉后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
树人加入了“南社”，然又不甚赞同其作风，因而不为社友所知。大概从那时起就对所谓的文人鼓吹革命有所警觉，担心其“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
他开始章录古小说佚文集，《搜神记》、《十洲记》、《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整整齐齐地誊写在自己装订的本子上，题名《小说备校》。如此坚持了一年多，去意又起。
这已是第三次，却是无处可去，打算到书店去做编译员，也遭到拒绝。
幸好，辛亥革命发生了，1911年9月绍兴光复，挂着白旗四处皆是。也是1905年到日本留学的光复会成员王金发任绍兴军分政府都督，率领光复军进入绍兴后，请周树人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
做了校长的周树人，最开心的是终于可以昂头露顶，慢慢走在街上，遇见乡下老友，彼此寒暄，也终于可以摸着光头，从心底里哈哈笑出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