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做的工作，鲁迅直陈只是一小部分，特别是当《新青年》四面受敌之时。即使留下了些许文字，也都是应时浅薄的，应该置之不顾，一任消灭。而在后世史学家看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实绩的作家，鲁迅却是通过扎实的创作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诠释。《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成功的白话小说，中国文学由此真正跨入现代。他借狂人之口忧愤深广地说出中国历史全是“吃人”的真相，完全颠覆了传统价值。此后八年，他连续作成二十五篇，几乎一篇一个样式，捧出一批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在内容形式方面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令陈独秀主编“五体投地的佩服”。创作《狂人日记》的同时，他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配合“反抗传统，破坏偶像”的编章方针，发表一系列热忱健朗、深沉激越、现实关怀的文明批评，使杂文成一独立文体，如匕首投枪，不断刺向无物之阵。
在鲁迅看来，作为革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成功是表面化的，社会固然太守旧，而主张革新的虽蓬蓬勃勃，却是急于事功，竟没有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来，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队伍纷乱芜杂，反反复复，“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穿着“拟态的制服”，最终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造成无可收拾的局面，这样的四周吹着的空气只能说是寒冽的热风。
后来摧折新文化的又很不少。本国人的批评不冷不热，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最初是肯定其意义的，攻击者则以为革新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在鲁迅看来，这些观点提出者自身都不是改革者，怎能站得住脚。
1920年，鲁迅便预料到，“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然而，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他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不是官吏所希望的现状，也不是新学家所鼓吹的新式，只有“一塌胡涂”。
此是危言耸听吗？自《新潮》群中的健将，远赴欧美留学，支持着《新青年》的人们，风流云散，新文化战士或“高升”，或“退隐”，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招安”之感。“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又下不到十年，“五四”已令人殊有隔世之感了。
且看“五四”之后出现的诸多流弊——一些投机家借它来牟取名利，出版界上出现了“文丐”和“文氓”，“明版小说”的价钱飞涨；文化界发生了迎合西式思维的新习气——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罗素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恰如求签问卜”，暴露出自己缺少自信和心存“狐疑”。外国人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中国便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北京大学整饬校风，学生公议以袍子马褂作为制服，这种“恢复古制”的做法，“实在有些稀奇”；有的作家大肆滥用输入的洋货——省略号，以故弄玄虚来代替艰苦的创作；扶乩等封建迷信仍然猖獗；妇女地位有所提高，但还未摆脱“被养”的地位；为人生的文学衰歇了；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派”不但丧失了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沦为“帮闲文学”；“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刘半农用“玩笑”的方式来“嘲笑欧化式的白话”，从学生试卷中“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而“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学运胜利后的学子们也并不就如自己所呼吁的那般“新道德”，当之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在学校里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实在并没有什么区分。
实际上，鲁迅并不是如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擅长破坏旧文化，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散于杂文、书信中，甚至是五四落潮后的许多文章片段中，当然，其中的很多看法并不是当时的弄潮儿们所喜欢听的。
那么，鲁迅理想中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场怎样的革新呢？
他首先明确，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决非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成长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对立中，因而对于旧文化是有所承传和择取的。尝试是可敬的，改革是必须推行到底的，爱国的基础是学问，“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要想强国，只有熬苦求学。
提倡者自身思想要彻底，要言行一致，不畏艰难，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要有责任感，对于新生事物的缺点要有“有情的讽刺”，而不是“无情的冷嘲”。要清醒地意识到，那些在外国早已是很普遍的道理，一入中国而为新思潮，即被视为洪水猛兽般吓人，在过激的亢奋排斥下，是会发生流弊的，不要看成是新思潮本身的问题。
文化建设者要明确目下的当务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不是苟活，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改革是必须要进行到底的，否则难以生存，何谈发展。
在策略上，手法不妨激烈一点。因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苟有阻碍生存温饱发展的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在行动上，是抱着古文而死掉，还是舍掉古文而生存，这是必须首先要做出的选择。青年们不要再说大家不明白的古代的话了，这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外国翻译中国书，也并不就代表那书一定是好的，外国人难道就不会别有用意吗？至于“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种观点貌似有理，然而，连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你能指望他肯剪去辫子吗？
青年们还是放弃犹疑态度，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大胆地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用真的声音，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这样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不要以为中国只是做文章难，实际上目下的文化状况实在等于并没有文字。即便是教育普及，文字公有，白话取代文言，识字者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更少。这种状况与古代文字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并无二致，和大多数是无关的。这十分之二足以代表中国人吗？大多数人是沉默的，这难道不等于中国根本没有文字吗？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正是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
因此，坚守个人灵明为基础的“立人”理想，扞卫个人与精神的价值，才是新的文化建设的基础。革新者应该永不放弃自我的独立性，永不回避挑战本身，对文化周遭要时时做出新的回应，履行对新的文化建设的有力支持。要活在当下，不做刹那幻想，不寄希望于任何究竟——至于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应“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
由上观之，所谓“鲁迅的五四”就是可宝贵的鲁迅式的新文化传统，也许代表不了整个五四新文化传统，却是一份独特丰厚的文化遗产。鲁迅虽然对五四事件没有什么即时反应，却留下更多时过境迁后至今恩泽后世的深刻思考。他是“革新的破坏者”（魏建功语），是持有一种自主质疑式的革命性思维的坚定的革新者，开创了一种清醒独立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传统。
“鲁迅的五四”就是独立思考的自由，为自己心中的正义而战的自由，对既定秩序说“不”的自由，发现的自由，质疑的自由，独立发现事物的自由。它关注个体的改变，全面深入地向心灵挖掘，抵抗一切方法、惯例、制度，警惕被它们塑造，从而沦为奴隶。在陈独秀眼中，鲁迅就不附和《新青年》，而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这是特别有价值的。钱玄同将鲁迅从元气淋漓的孤独中拉回现实，要他如新文化那般去思考，那般去反应。而“听将令”的鲁迅，亦时时保持从新文化的环境中抽身的姿态，不做新文化机制的奴隶，不做受制于影响、指引、驱使等任何形式的奴隶。他与新文化主流保持步调一致，并以理性态度在一致中质疑；他“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他“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鲁迅的行动是自由催生的，而不是观念催生的；他觉察到已知事物的冲突，不打算深陷其中；他能够看清自己背负的是什么样的重负，非常深刻真诚地探索自己的内心，力争不受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的影响，不被承受了几百年的传统与模式催眠。他也并不打算与读者一起分享什么来自另一世界的现成答案，更不要引导大家走一条康庄大道，他是要将自己的探索发现，以一颗“白心”呈现出来，与大众一起感知当下，探讨未知，这个过程是摒弃给予与接受的模式的，是不知道什么是追随者与领导者、教导者和被教导者的，是由自己直接去发现，这就使他的笔下诞生了摧毁一切虚假的宽广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