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台面”的极盛之时。这期间湘军集团头目纷纷出任督抚。有的是曾国藩奏保的，如李鸿章、沈葆桢等；有的虽未经他直接保奏，但他造成一种形势，使清廷非委任湘军头目不可。两广总督劳崇光，与曾国藩一向不睦，在筹饷问题上又不合作，曾急欲去之而后快。当时广东则最为富庶，“天下之大利”，除地丁、漕粮外，有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他省或据其一，或据二三，而广东省四者兼而有之。”为了达到去除劳崇光的目的，曾以军饷奇缺为由，上奏要求派大员至广东办厘金，并给以奏事及参办阻挠抽厘之官绅之权。这实际上是分割当地督抚之权力，自成体系。劳崇光自然不会就此罢休，而清廷也深知曾、劳予盾。不能协作，为军饷计，不得不调走劳，而代以与曾国藩关系较好，又为同年的晏端书，后更以湘军集团人员继任，以期在广东为湘军筹集更多军饷。
有的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并不只曾国藩一个人保荐，有的甚至并未保荐。如李续宜、彭玉麟就同时得到官文、胡林翼的保荐，刘蓉则由胡林翼、骆秉章、文祥保荐。左宗棠的保荐者更多，如浙抚王有龄不仅认为左“有胆有识”，可接任其位；而且还要求吴煦“务为代我图之”。甚至赌咒发誓：“倘有虚言，有如此日”。这不仅表明王个人是真心实意，也反映了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打击下，满汉贵族只知依赖湘军集团的共同心理。在满汉统治者上述共同心里推动下，1864年以来（至攻下天京为止），清廷先后任命毛鸿宾为两广总督，刘长佑为直隶总督，左宗棠为闽浙总督，杨载福为陕甘总督，郭嵩焘为广东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唐训方为安徽巡抚，刘蓉为陕西巡抚，阎敬铭为山东巡抚，曾国荃为浙江巡抚（未到职），恽世临为湖南巡抚。再加上1860、1861年已任的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未到职）、田兴恕、江忠义（贵州巡抚，未到职），四年多的时间共有二十一个湘军集团头目，先后出任督抚。如再加上与之关系密切的晏端书（两广总督）、黄赞汤（广东巡抚），那就多达二十三人。其中毛鸿宾、左宗棠、严树森两次，曾国藩、刘长佑、李续宜、田兴恕三次被委任，曾、田和李续宜（未到职）还被委任为钦差大臣。
○玩权实战：“金银”、“珠宝”，相映生辉
曾国藩虽然廉洁自守，把廉与勤看作居官治政、明哲保身的第一要义，可是既然身在官场，他也就不能免俗，也不能不结交各种各样的关系。事实上，他所结成的关系网，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他用其庞大的关系网，来保证两点：一、进可以大规模按自己的意志施政；二、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这样的为官之道，颇有些战国时代合纵联横的味道。
这二十三个人中有十三个湖南人。他们均为湘军将领或幕僚。这二十三个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四川、贵州及其以东各省，其次是珠江流域。广东完全由湘军所控制。广西巡抚虽为非湘军人员，但湘军为省内主力部队，且受制于两广总督，其布政使刘坤一又为湘军大将，因而事实上广西也为湘军集团所控制。相形之下，湘军集团在黄河流域则大为逊色，只控制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四省，且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也远不及长江中下游各省。
与此同时，湘军团的督抚，又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权，大肆搜刮税收。筹集军饷，扩充部队，从而使湘军实力急剧增长。
位至督抚的湘军集团头目，也深知战争时期，身在战区。或靠近战区，军事上不能自立，不仅不能保位，甚至身家性命也危险，因而也热衷于招募新营，成立新军。
由于有曾国藩这一位“统帅”，湘军出身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够互相照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编结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痛痒相关，呼吸相从。以至整个晚清时期，地方督抚重要的职位都由湘、淮军将领出任。朝廷有大的兴革，动作前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是约定成俗的惯例。如果朝廷治罪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曾国藩的“局”做得太大。以至他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江面，都张挂他的旗帜，否则就不能放行。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传统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贴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为都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据郭嵩焘在《临终枕上诗》记述说：“乃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做官京城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竟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传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这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刘蓉后来将自己的诗文辑录成册，取名为《养晦堂诗文集》，请曾国藩写篇序跋之类的文字。曾国藩游欣然应允，其中明确指出：“吾友刘君孟蓉，湛然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曾国藩在这里对刘蓉的道德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的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鼓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满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汉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张，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今属汨罗县）。他十八岁时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磋”。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想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未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但我对你所期望的不仅仅于此。刘蓉的规劝之词，并未能改变郭嵩焘的个人志趣所向，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土、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优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认为他只能当一个学者，而不能胜任封疆大吏之责。二十二年之后1861年，当李鸿章着意保奏郭嵩焘到江苏做官时，曾国藩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这就是说，郭嵩焘是屈原之类人才，他的气质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1844年和1845年，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1847年3月，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佩之情。正因为他们俩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绌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作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参劾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同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由于有众多部下联手互助，又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相帮助。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儿分力量。
而湘军也人数愈来愈多，控制地区愈来愈广，声望愈来愈高。仅九月就先后有待讲学士颜宗仪，给事中高廷祜等人上奏，要求命曾国藩密保干员，取代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有人甚至要求以曾国藩为经略大臣，节制两湖、两江和安徽，即把整个长江中、上游军政大权交给曾国藩。王有龄也自认无能，奏请以左宗棠督办全省军务。
也就是说，从稳定新体制、派系关系、军事实力考虑，那拉氏都不能不依靠湘军集团。事实上，那拉氏执政后一个月，即命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辖区之外，再节制断江省，并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破格任命刘蓉为四川布政使。三个月后，即十二月。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李续宜则回安徽巡抚本任。同治元年元旦，清廷颁布几道赏赐殊荣的诏旨。被赏以者汉员只有曾国藩一人。旨中有“其敷乃腹心，弼予郢治”等语。十二天后又在诏书中说：“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披览，一切规画，辄深嘉许，言听计从。”以清廷至尊对一个封疆大臣说出“言听计从”的话，不知曾国藩收到诏书是何等滋味？实际上，清廷的诏书并不是过甚之词，事实上不仅用兵方略，唯曾之言是听，甚至任命大员，也听从曾的意见。给曾国藩“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黜陟，事无不咨，言无不用”的特殊优待，开大清重用权人旷古未有之典例。以至于使李慈铭为此而感叹：“万国瞻新政，垂衣二后贤，病看元岁月历，梦想中兴年。哀痛求言切；忧危命相专（是日拜曾帅为协揆），乡邦劳圣虑，稽首戴皇天。”
面对那拉氏这样破格的信任，曾国藩当然要再三辞谢，更力陈不可。他说任命“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岂敢干预”；他“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应该“预防外重内轻之渐，兼以杜植私树党之端”，尽管曾国藩内心希望更多的湘军头目为地方大更。他一向认为带兵将帅必须同时为地方大吏，才能领军筹饷，于事有济。这样欲擒故纵的手法，使清廷对他更抱好感，要他“不当稍有避嫌之见”，以后“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进，以备采择”。
■权经五：糊涂的学问
——是非不分，此人定是糊涂。大是大非之事，一个人千万不可糊涂，否则必成昏人。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宁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潭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的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玩权实战：聪明难，糊涂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