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了名气很大、野心也很大的袁术，曹操来不及休息，便将目光瞄准了徐州的陶谦。这一次和打袁术一样，属于自卫反击战，因为陶谦带人来抢他的地盘了。
陶谦（132—194），字恭祖，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人。
陶谦的运气实在不好，当时捧他的人实在不多，踩他的人却委实不少，如写《三国志》的陈寿、写《后汉书》的范晔、著名的人物评论家许劭，等等。大家众口一词把他贬得一无是处，似乎他这个人不文不武，宠信小人，浑身就没有一个闪光点。这样的人活该被曹操气死。
但实际上，陶谦是被冤枉的，他其实是一个很厚道的人。他和曹操一样，都是治世之能臣，但不同的是，曹操治来治去把自己治成为乱世之奸雄，而陶谦终究只是个好人、好官。所以，我要在这里给陶谦平个反。
陶谦和刘备的身世有许多相同之处，父亲都当过县太老爷，但都早早去世了，据说陶谦还是一位孤儿，童年实在没有幸福可言。
刘备的父亲去世后，他脚踏实地地当起了劳动人民，打草鞋、卖席子，一切从零开始。但陶谦就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他一天到晚就知道贪玩，是个淘气鬼。陶谦虽混，但也混出了名气，不光全县城的小朋友都知道他，连许多大人也知道他的大名。
淘气的孩子往往是最聪明的孩子，只要聪明才智用对地方，只要醒悟了，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陶谦醒悟得实在有点儿晚，直到14岁时，个别发育快的孩子都长成大人了（一些帝14岁就开始行加成人冠礼仪，如汉献帝），发育差点儿的，也步入青春期了，除了叛逆一点，也该懂事儿了，可陶谦还是小顽童，依然懵懵懂懂地拿绸缎当红旗（犹缀帛为幡），招摇过市，在一群屁大孩子中称王称霸。
不过，等他醒悟了，就开始交好运了，而且是人人做梦都想的桃花运。之所以能交桃花运，那是因为他有许多男人没有的优势——长得帅。一天，在大街上，陶谦恰好被以前的苍梧太守甘公看见，便被他叫到身边闲聊了几句。甘公对陶谦是越看越顺眼，最后毅然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
得知这一消息后，甘夫人生气了。要知道陶谦在当地可是坏出了名堂的，怎么能把女儿嫁给这种二杆子呢？甘公呵呵一笑，像算命先生一样胸有成竹地说：“怕啥，我看那孩子长相那么有特点，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我们的女儿跟着他不吃亏。”甘公的眼力不错，懂事后的陶谦与以前判若两人，进步很快，很快就步入官场。
但是，在社会上混的陶谦是个二杆子，在官场上混的陶谦还是个二杆子。一般说来，有二杆子精神的人都是很能混的，但陶谦这个人却很不会混，具体表现就是我行我素，毫不给人面子，当然也包括长官在内。比如说，他当舒县县令的时候，太守张磐既是他的上级，也是他父亲的朋友，人家有意要栽培他，可他却毫不买账。有一次聚会，张磐让陶谦跳个舞助助兴，陶谦却坐在那里玩深沉，竟然不为所动。但领导的兴致很高，再次要求他进行才艺表演。没法子，陶谦只得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只象征性地比划了两下应付了事，而且他脸上的表情很生硬，比人家欠他钱不还还难看。
“怎么回事啊你，身体转起来啊？”太守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提醒他说。是啊，你不对艺术高度负责，也得对领导高度负责啊。可陶谦就是不转。这下算是把老领导得罪到家了。好在陶谦官运亨通，领导也没给他小鞋穿。
这次得罪的是太守，下一次，他得罪的却是总理级别的三公，为此还差点儿去坐牢。中平二年三月，北宫伯玉、边章等率领羌胡进犯三辅，陶谦以扬武都尉的身份与名将皇甫嵩一同出征。后来，皇甫嵩被人弹劾，领导换成了没有带兵经验的张温。虽然这个新领导也很看重陶谦，可陶谦却很不看起他，死活不买人家的账（轻其行事，心怀不服）。
被手下人小觑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张温却毫无办法，因为他指挥得的确糟糕，部队老打败仗，自己自然硬气不起来。所以，对于手下人的闲言碎语，他也只好虚怀若谷，一一笑纳了。
问题是领导都让步了，陶谦却还不识趣。班师回朝后，张温让他行酒，这个二杆子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借酒撒酒疯，故意揭领导的伤疤来恶心大家。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毕竟是军队的领导，要收拾不知天高地厚的刺头易如反掌，脸色胀得像猪肝一样的张温随后在皇帝面前“美言”了陶谦几句，皇帝便打发他去边疆手拿大刀、长矛为祖国站岗放哨了。
见两个人的关系如此紧张，就有和事佬赶紧出来说话了：“陶谦平时还是有点儿本事的，您老和他计较个啥，把他当酒疯子看待得了。”张温一想也是，便派人追回了陶谦。
陶谦回来后，别人告诉他：“你随随便便出口伤人，侮辱国家领导人（三公），情节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现在领导大人大量，网开一面，你还不赶快给领导道个歉。要不是领导大发慈悲，你只有啃黄沙、喝西北风的份儿。”
陶谦当时很乖，满口说我听你的。那人见陶谦认罪态度良好，就又去对张温说：“经过我们耐心地说服教育，陶谦已经提高了认识，深刻反省了自己。他正准备上门负荆请罪，您可一定要接见他。”
后来，张温果然在宫门外见到了陶谦。正当他准备洗耳恭听陶谦发自肺腑的忏悔时，陶谦却大大咧咧地向他走来，不但脸上毫无悔意，反而把脖子一扬，说道：“我自己知道去感谢政府，怎么会感谢你呢（谦自谢朝廷，岂为公邪）。”换句话说，就是我能有今天，关你屁事！
呵呵，真是二杆子啊，翻脸就不认人，但张温这次被弄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只是自我解嘲地说：“恭祖（陶谦字恭祖）痴病尚未除邪？”并主动把他拉到一边喝酒，进行感情联络。
中平五年十月，徐州、青州的黄巾军死灰复燃，而且规模更大，闹腾得更厉害，其他人没辙，朝廷只好委任陶谦为徐州牧去收拾残局。
陶谦这个人还是有点儿水平的，他一到徐州就任用亡命东海的泰山人藏霸及其同乡孙观等人为将，很快就把黄巾军赶出了徐州。但陶谦绝对想不到，被他赶跑的这些人还会打回来的，而且是以还乡团的名义。
陶谦接下来的中心工作就是如何治理好这块饱经战火的土地。徐州经过战乱，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已经凋敝不堪。怎么办？这可是最考能力的事情，闹不好，手下的老百姓再次揭竿起义也不是不可能。
要说陶谦这人真是治世能臣，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屯田。
在许多有关三国的书籍中，人们对曹操屯田的事迹往往津津乐道，殊不知，在三国时代，第一个想到通过屯田解决粮荒的人是陶谦，他比曹操早整整6年！只不过，成王败寇，随着他淡出历史舞台，他的功绩也随之被人忽略了。
中平六年，陶谦表下邳人陈登为典农校尉（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在徐州境内实行屯田。因为陶谦知道自己虽然贵为徐州牧，但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要想立足，必须先和当地人搞好关系，尤其是当地的实力派以及社会名流。否则，自己就是光杆司令，别想成事。事实证明，陶谦的眼光是很准的，陈登这个人是用对了。
陈登，字元龙，下邳（治今江苏邳州）人，性格桀骜不驯。25岁时，陈登就开始任东阳（治今江苏省金湖县西）县令。陈登虽然年轻，但干劲十足，作为典农校尉，他竟然能亲自到田间地头考察土壤状况。有如此有敬业精神的农垦司令，屯田的结果自然是“秔稻丰积”，百姓安居乐业。
老百姓饿肚子的问题解决了，按说也可以歇歇了，但陶谦是一个有更高追求的人，他还想解决老百姓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和黄巾军打交道的这几年中，陶谦发现人们之所以跟着黄巾军混，除了为了吃饱肚子，还是因为张角太能忽悠，所以，解决老百姓的意识形态问题很重要。
很少有人知道徐州是道教的发源地。经过多年发展，道教在徐州当地的影响是很大的，为此，陶谦决定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但道教的影响力实在太大，要想一下子肃清它对人们的影响很不现实，想通过放一两部宣传片、贴几张标语、开几场群众大会就消除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所以，陶谦认为，对付这个庞然大物的最好手段就是启用另一个庞然大物——佛教。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大概是在东汉。由于东汉的许多皇帝都信奉佛教，比如汉桓帝、汉灵帝，因此，佛教在当时绝对是很受官方欢迎的。
当时，陶谦手下有个叫笮融的下邳相督管广陵、下邳、彭城的运粮工作，是个财神爷。他在陶谦的默许甚至是授意之下，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修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浮屠（佛塔）寺，可容三千余人。他还经常叫老百姓没事就去诵读佛经。这还不算，政府还出台了一项惠民政策：凡是信佛者皆可免役。当老百姓一听信佛竟然有那么大的好处，不用政府动员，便纷纷奔走相告，把信奉佛教变成了自觉行动。
为什么老百姓一听免役，就如此积极？因为他们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为此，我在这里需要说一说东汉老百姓的税负情况。而要说清楚老百姓的税负，就必须先说说当时的户口管理制度——编户齐民制度。
编户齐民制既是一种户口管理制度，也是一种税赋制度，在历史上很有名。简单地说，凡是被正式编入国家户籍的平民百姓（商人、官员、皇亲贵戚除外）对国家都负有相应的义务，这些义务具体说来主要包括田赋和人头税两种。
田赋表面上看很轻，为十五税一，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东汉的许多田地都掌控在豪强地主手中，农民往往要从他们手上租种土地，所以，国家的优惠政策往往只让地主受了惠，而地主对农民收多少田租国家是不管的。所以，农民被剥削的程度往往是很高的，被收三成田租很正常，个别地方竟然可达五成。东汉末年，由于灾害频繁，农民为生活所迫，只好把仅有的土地低价卖给地主，导致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因此，国家明文规定的田赋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对广大无地农民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除了田赋，还有人头税，这个连看上去都不美了。在东汉，人头税包括口赋和算赋两种。口赋是对7岁~14岁的儿童征收的，每人每年20钱，此外，还有三钱的战争附加税（马口钱）。算赋是面向广大15岁~56岁的成年人征收的，名义上也属于军费性质（当然，不打仗也得交），每人每年120钱。这样算来，正常年景下，一个家庭包括老人（56岁以上老人免税）和孩子一年的税收大约是300钱，大体相当于现在的150多元。而对于那些不入籍的商人、奴婢等人，人头税还要加倍。
为了增加人口，多收取人头税，东汉统治者提倡早婚早育。如果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就要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比如，东汉法律规定，对于年龄在15岁~30岁之间还未出嫁的老姑娘（按现在的标准其实也不老），要多收五倍的人头税，什么时候嫁出去，什么时候降下来。所以，那时有姑娘的父母最着急的事就是给自己的女儿快速找个老公，否则，可能是要破产的。
和广大适龄女青年相比，当时的男同胞日子更不好过。因为23岁~56岁成年男子除了要交人头税，还要服徭役，包括劳役和兵役两项。劳役就是更卒，意思是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到县上无偿为政府打一个月工，干些修路、架桥一类的活计。如果不愿去，也可以，交钱就行，一次交纳三百钱（一说是二千钱），政府找人帮你打工，叫过更。此外，成年男子一生中要服兵役两年，每年还必须戍守边境三天，如果本人不愿意去，可以交纳若干钱雇人代服，这就是所谓的“更赋”。
这样算下来，压在东汉老百姓头上的既有田租、人头税，还有徭役，加起来就比较吓人了。一句话，东汉老百姓的负担是很重的，到了东汉末年更是如此。
除了信佛能免役，到了佛教的浴佛节，政府还在寺院外大摆酒宴，招待群众，排场搞得分外隆重（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凡是到场的群众都管伙食，尽管敞开肚皮随便吃就是了。这下好了，看热闹的、准备遁入佛门的，甚至还有冲着那顿伙食而去的人是络绎不绝，竟然达到万人！
这样一来，没过多长时间，在徐州的地界，佛教竟然成功地取代道教成为流行时尚，不光是老百姓信奉，就是政府官员也身体力行，自觉信仰佛教。许多地方上自太守、王国的国相，下至黎民百姓，个个吃斋念佛，俨然是虔诚的佛家弟子。
信佛了，自然不闹事了，老百姓不闹事了，自然天下无贼了，这可是了不起的大进步。要知道，那时正值东汉末年最混乱的时期，除了农民军时不时搞武装游行外，全国的军阀每天都在上演全武行，全国早已乱成一锅粥，徐州的秩序能如此井然，实属不易。
除了屯田、推广佛教，陶谦还任用了一批重量级人物，比如徐州的首富糜竺。此人养有僮仆、食客近万，并且是个地地道道的有钱人。这样的实力派陶谦当然不会放过，于是他想方设法拉糜竺出山当别驾。所谓别驾，就是别驾从事的简称，是刺史的主要副手，因为和刺史外出时，配有自己的专车，所以称为别驾。
和刘备一样，陶谦是很爱才的，不同的是，只要是刘备看上的，他都诚心诚意地聘请，跑多少冤枉路都无怨无悔（比如请诸葛亮）；而陶谦就比较性急，凡是他看上的，恨不能马上挖过来为我所用，如果实在请不动，来点儿暴力也无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张昭。
陶谦看好张昭，把他作为茂才（秀才）推荐给朝廷。前面说过，举茂才一个州一年就一个名额，十分稀有，所以，被推荐为茂才的人差不多就是现在的省状元了，一旦上榜就有官做。但张昭却并不感冒，他可是有名的牛脾气。
陶谦一听张昭不买他的账，顿时火冒三丈：“瞧不起我啊，抓起来！”幸亏有人积极营救，张昭才免去牢狱之灾。按说被陶谦收拾了一回，两人应该是仇人关系了，可陶谦病死后，最哀痛的却是张昭，他还写了一篇悼文，对陶谦的政绩做了高度评价。
对于陶谦的为人，《三国志》是颇有微词的，基本上都是说陶谦有眼无珠，能人不能用，尽用奸邪小人，把徐州搞得乌烟瘴气云云。这么说的潜台词就是，你这号角色被曹操灭了也是活该啊。
历史是人写的，是人都是有倾向的，而《三国志》明显是向着曹魏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揭开层层迷雾，寻找历史的真相。
《三国志》上说，“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事实上，陶谦对这个赵昱是很器重的，先让他当别驾，后又将他推举为茂才，当了广陵太守。由此可见，陶谦对他也是非常信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