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便分段处理这个问题，从出家门到建平这一段，令王濬受杜预节度，等到了长江下游的扬州境内，再受王浑节度。
杜预接到诏书，便对诸将说，如果王濬攻下了建平，之后顺流而下，一路畅通，何必受制于我，反而误事。如果连建平这关都过不去，还有什么必要节度他。
他还给王濬写了一封勉励有加的私信，信中说，足下一路凯歌，攻下数个长江重镇，不妨直奔建业，拯救吴国人民，建立不世奇功，云云。
王濬收到这封信，心里美得很，羊公，你果然没看走眼，杜预先生是个厚道人啊。
之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王濬继续向东，在王戎等人的合力下，又攻克了夏口、武昌等地，一帆风顺，直到建业上游几十里处的三山。
杜预东赴江陵，斩都督伍延。江陵一失，沅水、湘水流域，直到交州、广州等地的吴郡，纷纷投降。他便专心从事整编，安抚新附州郡的善后工作，并按照中央指示，分出部分兵力增益王濬、唐彬，助其声势。
成功恐惧症
不是每个人都像杜预那么高风亮节，成人之美，比如说，对于王濬的成功，王浑就有点不太高兴，确切地说，是很不高兴，嫉妒加忌惮。但这不代表王浑没有能力，更不能说明他是一个奸臣。
王浑，太原晋阳人，其父为魏司空王昶。
早年，王浑跟错了人，他跟着曹爽干，曹爽事败，他也被免了官，后来复起，做了一个芝麻官——怀县县令。这事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从此之后，他找对了路，也使对了劲。在当了司马昭的参军之后，业绩优良，不断升迁，历经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越骑校尉。等到晋朝建立，王浑更是登上了一系列重要的岗位：徐州刺史，监淮北诸军事，豫州刺史。
徐州、豫州，其地理重要性毋庸多言，王浑也干得很好，开仓济民啦，改善军政啦，在边境建立威信啦，等等，使不少吴人越境投奔过来。
王浑还打退过吴国的进犯，一场漂亮仗。
那是泰始九年（273）秋天的事了。忙完了一季农活，豫州的军屯将士们放大假，只留了一个旅的人执勤。一个旅，按周制来讲是五百人。当然也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战国时齐国的一旅曾达到过两千人。另据庾信《哀江南赋序》，“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而袁术当年把孙坚旧部还给孙策时，数量大约一千多人。上下限都摆在这了，一旅人的数量，大概就这么几个可能。
这时候，偏巧吴将薛莹、鲁淑犯边，薛莹向新息（河南息县），鲁淑向戈阳（河南潢川西）。多少人呢？号称十万！当然了，号称一般不太可信，我们狠点，给他打个二折，算两万多人吧，那也是王浑兵力的十几倍了。
王浑就带着这一个旅的人，偷偷渡过淮河，出其不意，攻击薛莹。这次攻击出乎薛莹意料之外，一时搞不清对方深浅，居然被王浑给打跑了。
这次胜利不能排除运气的成分，但王浑确实够种。事后，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镇寿春。
王浑在扬州又创佳绩。当时，吴人在皖城大肆布置军屯据点，想以此作为进攻的基础。王浑派遣扬州刺史应绰出击，除了打掉皖城这个祸胎，还顺道端掉了附近一系列吴国军屯，烧掉囤积的粮食达一百八十多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只六百余艘。
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王浑，他的干劲更足了，没事儿就出去观察地形，偷窥敌城，他知道，大举攻吴的日子不远了。
所以，平吴大事，少不了王浑。
王浑这一路向南进发，先后攻破了寻阳（湖北黄梅西南）、濑乡（河南鹿邑），多有斩获。长江在望的时候，他终于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建业可是吴国大本营，困兽犹斗。
不过，此时孙晧能用的人已经没几个了，于是以丞相张悌为军师，诸葛靓为副军师，加上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带兵出征。
这好比一个象棋的单方面残局，车、马、炮都被对方吃了，保卫老帅的只有一个士，一个相，两个卒，让人心酸。
张悌，襄阳人，今年四十四岁，当年司马昭大举平蜀的时候，他才三十岁，只是一个屯骑校尉。不过，虽然年轻，张悌对天下的局势却有着格外清醒的认识，而清醒的人往往悲观。
在人们纷纷预测司马昭的行动能否成功的时候，张悌认定，蜀汉必亡。
大家表示不理解，司马氏掌权以来，魏国内部就一直矛盾激化，还未安内，就劳民伤财，远征巴蜀，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成功？
张悌说，曹操尚权诈，重刑名，对外征伐不息，魏国人民对他的怕更多于敬。曹丕、曹叡更不如曹****，仗打得不比曹操少，而且生活奢侈，耗国库，失民心。而司马懿父子，外平忧患，内除苛政，选贤任能。这父子三人，都是大智大勇之辈，不然，怎么能做到淮南三叛，腹心不忧，曹髦之死，四方不动？蜀国的刘禅，哪里是对手？
尽管当时无人喝彩，但一切都被张悌言中了。
张悌看蜀国看得很准，看吴国也是一样，刘禅只是能力不够，暴虐还谈不上，咱家那位可是个自毁长城的主！如果不是能人都死光了，张悌怎么会短短几年内，就坐到了丞相的位子？
张悌认为，一旦晋国大举来伐，东吴必将土崩瓦解。
这一天，果然到来了。张丞相带着两三万人，心情悲壮，踏上征途。
吴军行到牛渚（马鞍山南），张悌下令西渡长江，主动迎击王浑。这时，沈莹提出了疑问，晋军凶猛，自开战以来，攻无不克，上游诸军丧失殆尽，这两三万兵几乎已经是我们的家底了，万一失败，那可就全完了。
张悌只能苦笑，到了这个地步，但凡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东吴必亡。恐怕等不到王濬大军到来，将士们就逃光了。反正也是一个死，不如冒死出击，万一天可怜见，打败王浑，也许还能为东吴赢得一些时间。
如其丧败，当同死社稷。
在张悌的感召下，吴军似乎又燃起了一丝斗志，三万军队渡过长江，第一个目标便是驻扎在杨荷（安徽和县北）的晋将张乔。
张乔当时只有七千兵力，自忖抵抗不住，便闭城坚守，同时城头上挂起了白旗，不要逼我了，我认输啊。
诸葛靓提出屠城，张悌以事有缓急且杀降不祥的理由否决了，他接受张乔的投降，大军继续前进。
“张乔可不是真心投降，不过权宜之计，”诸葛靓很清醒，说，“如果把这七千人都坑杀，正可以长我军士气，若置之不理，必为后患。”
事实证明，诸葛靓说对了。
很快，吴军就与晋扬州刺史周浚狭路相逢。两军对阵之际，沈莹率领吴军中最为精锐的五千丹阳兵，对晋军发起了三次猛烈的冲击，晋军丝毫不乱。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沈莹没有办法，便引军撤退。
撤退是一个比进军更考验指挥水平的课题，泄了气的吴军混乱起来，大家也不管什么队形了，也不管什么领导了，只顾逃命。
晋将军蒋胜、蒋班捡了个便宜，趁乱袭击。
张乔看到这个场面，立马把白旗撤了，擂起战鼓，就奔吴军而来。几路晋军，把张悌等人围住，斩杀士兵八千余人，沈莹、孙震战死。
只有诸葛靓领数百人逃出生天，他发现张悌不见了，赶忙领着人马前去营救。但张悌此行早就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兵败，则以身死国，尚惜此命何为？
诸葛靓急了，国之存亡，岂君一人能支，生命诚可贵，何必呢？
张悌流泪了，喊着诸葛靓的表字说：“仲思啊，今日就是我的死日，当年我还是个孩子时，便得到你家长辈丞相（应指诸葛瑾）的赏识，人俱有一死，但恐死不得所，今以身殉社稷，复何道邪？”
诸葛靓也流泪了，死命去拉张悌，张悌不为所动，眼看晋军已经杀来，诸葛靓放开了手，自顾逃去，走出百余步，蓦然回首，张悌已经倒在晋兵刀下。
连丞相都战死了，东吴大势已去。接下来，王浑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进，攻占建业！
然而，这个时候，王浑却按兵不动。
有一种心理现象，叫成功恐惧症，眼看努力很久的事即将大功告成，当事人却害怕了，犹豫了。咱们常说的婚前恐惧，也是这种心理的具体表现之一。我怀疑，王浑此时的心情有点儿类似。
此战，最好不要冒任何损失风险，稳妥为上。
听说王濬已经来到建业上游的三山，王浑便写信让他到自己营中，商议军国大事。
王濬接到这封信，可不怎么高兴。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么？孙晧现在的状态，束手就擒而已。
他的判断是对的。
几天前，吴将陶濬引兵从武昌回到建业，君臣相见，陶濬拍着胸脯跟孙晧保证，蜀船都是小船，哪里比得上我们东吴的大战舰，给我两万水兵，足以退敌！
从陶濬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仁兄大概一路绕道走，从来就没亲眼见过王濬的船队，对蜀船规模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但孙晧相信了，他搜罗起所有剩余的部众，把兵符节钺都交给了陶濬，哥们，就靠你了。
陶濬没见过世面，不代表手下将士们不了解真实情况。什么？明天我们要去打王濬的航母？这不是找死么？
第二天一早，吴军人去营空，所有的士兵连夜逃走，一个没剩。
敌人都这个熊样了，收建业如囊中取物，何必调转船头，还跑去和王浑商量，到底有什么好商量的？
王濬不理解，王濬也不高兴。不管你了，先下建业再说，十年梦想，一朝成真，谁也别拦着我。
老王VS老王
孙晧耀武扬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发现，以前那些见了自己战战兢兢、莫敢直视的人们，突然变得嚣张跋扈起来。
先是几百人把他围在大殿之中，逼他杀掉近侍岑昬，等到王濬大军逼近，左右更开始大肆抢掠，还在皇宫里到处放火。
孙晧终于后悔了，写了封检讨书给司徒何植（舅舅），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啊，你们投降吧，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薛莹此时为孙晧尽了最后一份力，让他分别向王浑、王濬、司马伷递交降书，这个计谋并没有延迟东吴的灭亡，但后来证明，对王濬、王浑争功一事，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太康元年（280），农历三月十五，王濬的舰队开到了建业。孙晧按照古礼，面缚舆榇，衔壁牵羊，投降。司马炎封孙晧为归命侯，年薪不菲：粮食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
天下终于统一了。
平吴之后，改年号为太康，全国上下痛饮庆功酒，一喝喝了五天，只有一个人深感落寞：王浑。
理性，似乎从来都是事后分析出来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神话，而理性历史人，同样稀少，当下的抉择，从来都是两难的，这种时候，勇气往往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比如，陈胜、吴广，九百人就敢揭竿而起。
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
王浑在该踩油门的时候，一脚捣在了刹车上，百日围逼建业，击溃孙晧中军，可占领建业的头等大功，却拱手送人。
然而王浑还不是最郁闷的人，很快，王濬就比他还郁闷了。
话说王濬回到朝中，本以为自己是个载誉而归的英雄，没想到迎接他的却如满天雪片般的弹劾，当然，这些弹劾主要来自王浑的亲信同党。
这个局面，其实早就有人预料到了，王濬的智囊何攀。早在王濬占领建业，接受孙晧投降的时候，何攀就建议，赶紧把孙晧移交给王浑和司马伷，由他们派人送孙晧去洛阳，饶是如此，王浑也没领情。
回到洛阳之后，两位王将军打起了口水战，虽然王浑人多势众，但王濬也据理力争，一个人先后递交了好几封论证严密的长篇大论，证明自己有功无过。一时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我不听号令，我说我是没及时收到号令，你说我抢掠吴宫，我说你才是纵容部下的人。其实，这些细节没必要纠缠，事情的本质很简单，争头功。
司马炎对此心中有数，且不说之前王浑在东南做出的贡献，这次吴国最后的抵抗力量，也是王浑的部队歼灭的，王濬才能下建业如入无人之境。于是，他对王浑的功绩大加肯定，晋爵为公，增封食邑八千户，转征东大将军，赠子弟为侯。
王濬的功绩也不容抹煞，毕竟是他勇往直前，拔得头筹，尽管朝中舆论一边倒，都要给王濬定罪，司马炎始终没有同意，一直说，无罪，勿推。廷尉刘颂给二人定功，以王浑为上，王濬为中，司马炎认为不公平，还降了刘颂的职。
为了勉励王濬，司马炎加其为辅国大将军，而实际待遇超出了旧制，和“征”“镇”字号的大将军等同，后又封侯，邑万户，等等。
然而，领导的苦心王濬似乎视而不见。每次一有机会觐见皇上，这老汉就翻过来掉过去地诉说自己的委屈，说到激动处，竟然拂袖离去，连声bye-bye都不跟皇上说。
这也就是司马炎，好好先生一个，换了别的皇帝你试试？但是，跟领导耍态度，毕竟是有极大风险的举动。
这时候，有人预见了王濬的危险。这人叫范通，是王濬的护军，两人还有点姻亲关系，虽然他名字不太好听，但绝不是个饭桶。
范通主动登门，向王濬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您立了大功，是件美事，可惜并未尽善，才有这连日来的一场争讼闲气。当日您凯旋归来，立刻激流勇退，回家休息，绝口不提平吴之事多好？人家要问起这事，你就说，主上领导有方，同事尽心尽力，我个人哪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功劳？”
王濬听了，不以为然，老兄，我不是争功，我是惧祸啊，当年邓艾就是被剥夺了话语权之后，无从为自己分辩，才遭惨死的。
范通当场就说了，您觉得，以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就算您充分行使话语权，凭您一张嘴，说得过人家那么多张嘴么？这时候，只能以德服人，对吧。当年蔺相如怎么能使廉颇负荆请罪的？王浑一个巴掌拍不响，时间长了，他自己就惭愧了。现在您非争这口气，这不是不给王浑台阶下么？再说了，您怎么还敢给皇上摆臭脸？
王濬顿时醒悟过来，原来自己一直在钢丝上玩后空翻哪。邓艾怎么死的？根本不是没机会说话，而是话说得太多了，不把领导放眼里。
认识到错误之后，王濬停止了与王浑的争执。这就对了，你有什么功劳，最好由别人替你说，老王卖瓜就不好看了不是？
果然，人在自己安静下来后，就容易听到外界的声音。朝中还是有人帮王濬说话的，比如，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和著名的李密，都上表力争。不久后，司马炎又升级王濬为镇军大将军。
这事闹了一阵子，双方便罢手了。之后，两人之间一直有点疙疙瘩瘩的，比如，由此王浑因公事去拜访王濬，王濬先在家里布置好保镖，才敢相见。好在当时已经是和平年代，天下无事，两位老将军也都六七十了，再没什么合作机会，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
太康六年（285），王濬卒，时年八十，谥号“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