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月来信"的批评和决定提出抗辩。他在回信中指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并强调在当前形势下，朱、毛不宜远离部队。向来虚怀若谷、对下属从不抱成见的******，看罢******来信，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有许多不妥之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意朱、毛不离开红军，但"希望来一个得力的人"共商制定红军行动方针的大计。这个"得力的人"终于来到上海，******一见，喜出望外，原来就是留法同学、以快人快语著称的老战友陈毅。
******主持政治局会议详细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决定由陈毅根据******多次谈话的内容，执笔起草中央给******前委的信。******在这封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中，以中央的名义明确表示支持******。他握着将离沪返任的陈毅的手，郑重地嘱咐他："要请******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定"。******因此得以摆脱厄运，******又成了"****红军"，从而结束了一次军内危机。
******复职后，马上修书中央。信中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之情。******这才有"春风得意"，驰骋赣南之举；也才有机会在随后建立的红一军团出任"政治委员"。将红军中的"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是******在"九月来信"中提出的建议。从此，"毛代表"便改称为"毛委员"了。
******的有力支持使******有可能在1929年12月的"********"通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这个决议在红军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它奠定了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础，奠定了******个人在中国人民军队中的领袖地位。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以大局为重，及时纠偏，临时中央可能仍坚持"二月来信"的决定，也就不会有"九月来信"，不会有"********"，不会有毛委员，历史将如何发展，就得另行改写了。
二让******东山再起
1931年伊始，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六届四中全会。他本来打算将******赶出中央政治局，终因找不出可以顶替的人选而作罢。他说："恩来同志显然应该打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错误。"那么，让他到哪里，在什么工作中"改正错误"呢？按照党的惯例，"犯错误"的人是要下放的，于是决定让他到王明视为畏途的苏区，让他到新建立的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而王明则到他视为"安乐窝"的莫斯科去。
大出他们意外的是，******在苏区不是改正自己的所谓错误，而是改正他们在苏区的错误，而且促成了******和******的团结一致，改变了党，改变了国家，也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世界。
******早在广州时期就对******刮目相看了。后来他在南昌起义后失败了，******在井冈山创建红色根据地成功了，这使他感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可能是惟一正确的战略抉择。他到了苏区，有机会同******相处，有机会并肩作战，对******的才能有了具体了解和亲身感受，对******更加器重和尊敬。******小******5岁，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形成了不同的气质、性格和特点。******举重若轻，提纲挈领，大刀阔斧；******举轻若重，处理周密，思虑精细。******朴质而豪爽，幽默而风趣，常用讲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以阐明自己的见解；******往往一时兴起断然采取行动，稳健的******则在采取行动之前，总是深思熟虑地权衡轻重，审时度势。他们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深感欣慰，他终于为党、为革命找到了真正的舵手，不同于陈独秀、李立三、向忠发、王明等人，他发现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帅才"。
******于1931年底到达苏区首都瑞金时，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他同这位"干部"促膝长谈，表现出尊重和同情。毛从这位潇洒英俟的"上级"的言谈中，受到鼓舞，得到安慰。
且说******到达苏区之前，上海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六届四中会全代表团"来苏区"纠偏"。这3个人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任弼时、王稼祥，还有一个顾作霖，人称"三人团"；前两人都属于"国际派"后来王稼祥先于任弼时相机转过来支持毛，成为毛的亲密战友。他们作为"钦差大臣"于1931年10月间在赣南会议上对毛开展"高强度"的批判，给毛戴上3顶大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严重的一贯****机会主义"。会议作出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的决定，所有部队集中统一于以朱德为首的苏区**************。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然而由于******在苏区的影响，在苏区"一大"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通过了在上海起草的宪法《大纲》，选举******为国家主席。"毛主席"之称由此而来，沿用终生。但这个主席当时还没有1949年后的国家主席那样大的权力。毛在苏区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剥夺了，苏区党和军队仍然笼罩在一片危机之中。这就是******到达苏区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是在带兵啃不动赣州城这块"铁骨头"时，派项英去请称病"休闲"50多天的******。这虽然不出毛氏所料，但在他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的急急如律令时，便不顾妻子贺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劝告。冒着倾盆大雨下山了。他说："我一工作起来，病就好了！"
******赶到赣州参加江口会议。极左势力在会上仍占上风，他们依然弹奏攻占中心城市的老调。******考虑了******的反对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此时攻坚有困难。毫无军事实践经验的临时中央回电作了让步，说是大城市攻不了，就拿下中等城市赣州，建立以赣江流域为中心的根据地。******只得依命而行，兵分三路。毛在中路"随军行动"，由于这一路是以****、聂荣臻为首的原******，毛便成为中路军的实际总指挥。经朱德同意，改向北为向东，轻取闽南重镇漳州，苏区根据地一下子扩大了。漳州距厦门只有咫尺之遥，信息更加灵通了。
然而上海临时中央此时仍在批毛，仍坚持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他们来电批评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游击主义，是当前"极大的危险"。针对苏区中央局一再要******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建议，他也一再复电力主恢复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以免"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的坚持下，毛勉强恢复职务了。
然而苏区中央局后方那几位"国际派"利用讨论临时中央来电指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的机会，乘******尚在前方，召开了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指责反对进行赣州，主张攻打漳州，是"错误主张"改北上为东进是"组织观念薄弱的错误"，******的"诱敌深入"战略是"等待主义"，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主要危险"！毛因此被解除了总政委职务，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马上赶回宁都参加会议，面对已造成的事实，他仍然坚持原有的观点："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他负战争全责，毛在前方"助理"；二是仍由毛负全责，由他监督执行。两种方案都要求将毛留在前方。毛因得不到会议的全以信任，不愿意留在前方"助理"，提出回后方养病，会议只好同意他的意见，但要求毛氏"必要时到前方"。临时中央随后便任命******兼一方面军总政委。
******要赶回前线，临行时赶往草屋看望******，安慰******。毛对******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在前方作战时，仍时常将作战计划批送"毛主席一阅"。
******对毛的谦让和支持，却招惹了后方中央局的非议。他们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情况时，批评******在会上"不给******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不同意这种批评。他在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承认对毛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同时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毛）的过分批评；但是对"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路线"的指责提出异议。临时中央看到这两份电报后，回电指出"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宁都会议的是非曲直，于是得到了澄清。
由于******不计蒙受"不白之冤"，坚持让毛有机会得以重新披挂上阵，参与军事行动的重大决策。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决定长征转移。在讨论谁应该参加长征时，博古（党的总负责人，应时尚无总书记之称）、李德（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等人以******"疾病缠身"和"情绪低落"为由，不让他参加长征。******据理力争，一再坚持，认为毛是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随军出发。朱德也赞同******的意见，才使毛有可能参加长征，有可能在长征途中东山再起，有可能参与决定中国的命运。设想******留在苏区，不但他个人的命运难以逆料，红军能否到达陕北，也很难说。******支持******参加长征，其意义之重大深远，历史已经作出了定论。
三让******全面领导
长征途中，******三番在3个层次、3个会议上将******推上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前两次是为遵义会议作准备的，遵义会议是这两次会议的必然结果，都是出于******的苦心。1934年12月12日在湘桂边的通道县召开了一次"飞行集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作战略转移前夕，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一路受挫，损失惨重。"随军行动"的******一再敦促******开会讨论失败的原因。******答应了。在******主持的这次会议上，******打破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坚持反对李德主张北上与贺龙的二军团会师创建湘黔川苏区的计划，力主扭转红军前进的路线，进军贵州，择弱而噬，变被动为主动。******立即加以支持，否定了李德的主张。部队不是向湘西而是向贵州挺进，迅速占领了黔东南的黎平县城。******在通道会议上使红军避免了与五、六倍于我之敌作战，从而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的这一行动，把握住关键时刻，做出非同一般的决定，关系重大。这是因为：第一，使"左"倾"三人团"开始分裂，中央政治局开始团结。第二，凭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与威望，也影响到政治局其他同志转向******，连博古也不得不同意红军转入贵州，陷李德于孤立。三是，开始纠正"左"倾"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况，恢复中央政治局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1934年12月18日，******抓住在黎平休整3天的时机，召开了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政治局会议。李德仍然坚持北上湘西的主张，争吵得很厉害，气得******把桌子一拍，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灭了，这才把一向骄横的李德镇住了。******发挥会议主持人的作用，再次否决李德的错误主张，决定采纳毛的意见，西进抢渡乌江北上，通过有名的《黎平会议决议》，决定第一步应建立以遵以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中央内部尚有争论，会议决定攻下遵义后再开会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这样，李德靠边站了，******又一次得到党和红军的支持。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在那里按预定计划召开了****一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遵义会议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新生。
遵义会议清算了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也作了检讨，也受到批评，但是在"三人团"中，他是最有觉悟的，是比较正确的，在博古、李德受批判时，他是军内最高领导人，举足轻重。******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他在会上发言中承担了军事失利的责任，并主动要求中央撤换其领导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对******的支持才是遵义会议"关键的一票"。会议作了4项重要决定：一、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二、取消"三人团"；三、调整军事指挥的分工，朱德仍为最高军事首长，******为军事指挥者，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为******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四、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党内总负责。******曾经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的支持很重要，如果******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后，部队一出发，遇上敌人一个师盘踞的一个据点，大家讨论怎么办。多数主张打，毛认为打了要吃亏，双方争执激烈，毛也急了，扬言如果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不干了！张闻天眼看******要撂挑子，也急了，竟说"你不干，就不干吧！"毛一听这话，便扬长而去。毛原以为他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众人竟举手通过撤销毛的前敌政委的职务。但是他回去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打******的门，要******把命令暂时压一压，还是想想再发。******本来也是不同意此时去攻坚的，所以不忙于下达攻击令。他同意******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再开会，终于把大家说服了，这充分说明了******和******在当时所结成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反映了******对******的信赖，******对******的支持。毛在党内军内最高领导地位的确立，渗透着******的贡献。军事上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仍然当他的前敌政委。鉴于集体讨论作战部署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军事形势，毛于是向******建议恢复"三人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