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待人诚实，实事求是。张治中是******在国民党当权派中的朋友，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共产党给予过帮助，表现了比较开明的政治倾向。他对******怀有深深的敬意。但这种尊重，并不妨碍彼此坦率地交换意见和观点，甚至进行激烈的争辩。
1941年4月，在国共和平谈判的正式会议上，张治中一再强调："国内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大哥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可以看出张治中的意图是好的，他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主张国民党交出政权，由****当政，领导国家。但是他把国共之争比作兄弟之争，抹煞了国共两党的阶级界限，国共之争的原则分歧。对这种根本性的错误，******不能保持缄默，立即严肃指出：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愿意接受。假如拿过去国共两党的关系说，就不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锟、吴佩孕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如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
五○年代初，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熟知近代中国屡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历史的张治中，对于这一捍卫中国主权和尊严的正确决策极力赞成，为了几千言的书面意见，阐述自己的看法，其中有"接受美帝的疯狂挑战，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等词句，征求******意见。******看后对张说：你这个将军这么激烈呀！别人可以这样说，你就不行，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说这话在国际上会有影响的，会发生误会的。
******每次坦诚进言分析深刻得体，态度诚挚友好，张治中从内心感激和佩服。
吴耀宗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当日本侵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在武汉和重庆期间，他和******有过几次深谈，有时持续一整天。谈话内容涉及抗日战争、国共合作以及当时国内外形势等诸多重大问题。谈到宗教问题时，******总是明确强调：马列主义者当然是无神论者，但十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他真诚表示，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每次交谈，总是给吴耀宗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他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一切爱国人士可以信赖的力量。他越来越钦佩******，越来越靠近共产党。
******与吴耀宗的每次交谈，气氛总是和谐亲切的，但也有过不同意见的交锋。有一次在谈到宗教问题时，吴耀宗情不自禁地说："马列主义和基督教之间有99%的共同点，尽管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最终都是可以一致的。"******理解吴耀宗的愿望是好的，但对他这一认识上的错误则提出了异议。因为马列主义与基督教的分歧，涉及唯物论与唯心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原则分歧。******开诚布公地表示，不同意吴耀宗的这种看法，并重申了党的宗教政策。******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工作。在目前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不仅不妨碍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反而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吴耀宗从******坦率的谈话中，发现自己对马列主义认识论很肤浅，便请董必武开了一张马列主义书单给他，买来认真学习。这些书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传》等。此后，他一直珍藏着这一书单和书籍。他不只一次地表露内心深处对******的深深敬意。他说：总理的名字"是中国人民尊严和自豪的象征"，"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一种伟大和平凡浑然融成一体的魅力"，"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能够代表共产党人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
其次，******胸怀诚意，与人为善。******在工作和生活中，对人总是宽宏大量。他也批评别人的缺点和错误，有时批评起来还相当严厉，但被批评者不仅不产生反感，而且心悦诚服，充满感激之情。这种效果是和******一片真情善意分不开的。
曹禺是一位人们喜爱的戏剧家，******对他总是以老同学、老朋友相称。其实，他们只是相隔十年的校友，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先后在南开中学新剧团演过戏。说是老朋友倒不假，从1942年起，两人开始接触。那时曹禺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常客，经常和******促膝谈心，从思想创作、形势、时事，到婚姻、家庭、老师、校友，无所不谈，******成了指引曹禺前进的良师益友。
******对曹禺十分重视，期望甚高，要求也严，曾经多次批评过他。那是建国后不久，曹禺等负责一次宴会的组织工作，由于缺乏经验，致使客人来后半个多小时才得以入座。******也静静地等了半个多小时。会后，******问及原因，曹禺脱口而出："这件事不是我办的。"******听了严肃地说："革命工作分什么你我，出了问题应当大家承担，大家负责任。"这尖锐的批评，当时使曹禺很羞愧，但事后却越想心里越舒坦，感到这是总理对自己的爱护，认识到对革命工作不能有一丝马虎，更不可以推卸责任。
1962年2月，******在中南海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作家座谈。在会上，他严肃地提出了文学创作中"新的迷信"的问题。他指出，新的迷信束缚了我们的思想，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他认为"新的迷信"成了繁荣创作的最大障碍，并且以曹禺作为实例，进行了批评。他说："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
******的批评是严厉的，但又是与人为善的，完全出自对曹禺的爱护和尊重。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是关于进言的信任。"善意的批评，坦率的进言，是同志朋友间相互信任爱护的标志。凡受过******批评的人都能体验到严厉言辞里的真情实意，因而产生的不是怨恨和不满，而是对******更深的亲近和敬重感。
第三，******待人感情诚挚，体贴入微。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正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各解放区，而中原解放区又是他们进攻的重点。为了揭露国民党军队即将屐全面内战的阴谋，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和美蒋两方代表来到湖北宣化李先念部队的驻地视察，解决中原地区的停止内战问题。
在一次会议上，******针对国民党虚假的保证，委婉而有力地将了国民党代表一军。******说："大家听了王天鸿将军（国民党代表）的保证了。他说他完全没有意思要消灭抗日有功的新四军，完全没有意思进攻人民的子弟兵，那很好，我们欢迎。今后怎样，要看行动。我想，今天在座的人都可以作证。"******讲完后，在座的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其中有美国朋友李敦白，他是以联合国救济总署观察员身分来这里的。散会后，李敦白高兴地上前与******握手，******亲切地对他说："开会时，我就看到你了，见你听我讲完话就鼓掌，而国民党代表讲话时，你显得很生气的样子，这样不好，他们会找你麻烦的。"李敦白听后又惊又喜：******不仅注意到他的表情，而且考虑到了他这个年轻美国人的安全。"良言一句三冬暖"，几句充满真情实意的悄悄话，一直铭刻在这位外国友人的心中。
俗话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是符合人们交往中的互换行为和心理的。******以诚待人，完全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是不计得失，不望回报的。但是"诚则灵"，诚的巨大启动、感化作用，事实上取得了投桃报李的效应。党的不少真诚朋友，正是在******美好心灵、高尚情操的感召下，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并通过他认识共产党、跟党走的。
除了理想和信念以外，在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中还要建立朋友之谊，利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也可以引发更多的共同语言。有一次，******接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廖承志在旁插话："他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随后找来负责接待的夏衍，说："你不是也喜欢集邮吗，可以请他看你的邮集，再送他一套新中国的邮票。"夏衍照着做了，中岛健藏得到这一套邮票，比得到其他什么礼物都高兴，后来为中日友好出了不少力。
1963年底，******访问苏丹。两国远隔千山万水，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现行制度差异很大，又很少交往，如何架起与这个陌生国家的友谊桥梁呢？经过一番琢磨，******来到苏丹后发表的第一次讲话，突出的主题是学习苏丹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精神，并列举了苏丹人民用长矛刺死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的例子。这个戈登，曾参加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也组织了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后来成了英国派驻苏丹的殖民总督。一个例子，说明两国人民有着同样的历史命运和共同的敌人，一下子就找着了相通之处，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亲切感。
同时，******很注意用词的份量，尤其在外事场合，更是字斟句酌，不容出现任何纰漏。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继尼克松之后，来华谈判建交问题。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答高等词，并就日本侵华这段历史说了以下的话："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刻的反省。"
******听了，只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没有打断田中的讲话。在随后与田中举行会谈时，他却坦诚地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你的"添了很大的麻烦"这句话，会引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感的。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没有表达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灾难和痛苦。"******进一步指出："如果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这一历史罪行不加正视，或轻描淡写，中烧两国人民无法接受，中日友好关系也难以顺利发展，甚至还可能出现波折和倒退。"
田中接受了******的批评，在离开北京前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是言就这个问题重新措词，作了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认为，与人交朋友和维持朋友关系，最重要的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意见，不强人所难，不责人之所不及，应设身处地，理解为先。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许多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针对国民党调动军队进攻边区，深感不满，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以示抗议。这件事由民盟和一些无党派人士共同发起，可临到签名时，有个平时与****很接近的民主党派人士，又表示不愿意。这时负责协调这一签名活动的****干部对此人讲了一些不满和带讥笑、讽刺性的话，使这个党外人士感到很难堪。
******知道此事后，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指出："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权势，要替对方设身处地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人家不愿意而加以嘲讽，更是思想和作风上的错误。"接着，******对"设身处地"四个字作了详尽阐述。"任何一件事，都要先想一想对方的处境，你能做到的，他不一定能做到，你不能勉强他嘛？强加于人，就会丢失朋友，甚至把朋友推到反对我们的人那边去。"他还进一步发挥说，我们不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党外人士，对中间势力的错误思想也可以进行斗争和批评，但这种斗争和批评不同于党内的斗争和批评，"要以诤友的身份，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这位干部听后，感到十分亲切和中肯，愿意向党外人士赔礼道歉。
******能够广泛团结人，并在朋友中受到极大的尊重与爱戴，是因为他尊敬朋友，平等待人。他说："对过去不认识的、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要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在朋友中从不以领导者自居，并多次批评某些党员干部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态度，强调要和和气气、平等待人。******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到我们是在领导。"这是他高超的领导艺术的经验之谈。许多朋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后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跟共产党走。
******酷爱文艺，特别是戏剧，并且很内行。但他每逢跟文艺戏剧界人士谈话时，非常谦虚，他总是说，自己的意见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从抗战到建国当总理以后都是这样。有时也有争论，但不以权压人，常说，你们是作家、戏剧家，应尊重你们的意见。1956年，他在广州邀集红线女等部分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说："你们都是文艺戏剧界的名人、专家。请你们谈谈对祖国文学、艺术、戏剧事业发展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积极发表意见。最后做总结时，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并谦虚地说："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供参考，还得请文化部和你们研究后再定。"文艺界的人士非常敬佩他、信服他，认为他和霭可亲，谦虚谨慎，既是领导，又是同行，互相商量，无话不说，就像是自己家里人一样。
1964年，******出访亚、非、欧14国。正要乘机赴加纳时，得悉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刺。迹象表明，加纳局势严重。中国代表团如果取消这次访问，也合乎情理；若如期前往，无疑要冒很大风险。
******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如约前往访问，并派人先去加纳了解情况，慰问恩克鲁玛。并打破礼宾常规，主动建议：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必迎接，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住地举行。恩克鲁玛深为******这种为别人着想的风格和品质所感动，表示完全同意******的建议。
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对方却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接待******，明显失礼，******却说："没有关系，外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体谅他们。"
******就是这样善于为别人着想、体谅对方的难处，其宽宏大度让每一位与之交往的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