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边谈话》并未提出什么惊人发现，只是单纯描述两位智者和大忙人（他们看起来与平常的男女也没有什么不同）之间的关系。路德尊重和信任卡特琳娜，但是也会批评她吃饭时说话太多——她受过良好教育、讲拉丁语、喜欢参与男人们的激烈讨论——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路德也认为女人没有男人理性。他指出，女人的宽屁股说明她们的职责是生孩子，所以女孩不用接受太多教育，她们只需搞好家务，做个尽责的母亲。男女的不同职责是上帝规定的，丈夫赚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是天经地义。
不过，《桌边谈话》也指出，路德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些所谓的“原则”。首先，路德把大部分赚钱养家的工作指派给了卡特琳娜，她每天早晨四点就要起来管理作为家庭住房和寄宿公寓的布莱克修道院，还要照料酿酒作坊、马厩和几个花园，其中一处园子位于城郊。卡特琳娜还要巡视路德家族的农场。
尽管卡特琳娜把夫妻二人的经济来源管理得很好，路德还是保留着作为丈夫的最终控制权：“在家里，我把管理权让给你，只保留我自己的权力，”他告诉她，“因为女人不会成为好的统治者，所以上帝让亚当成为万物之主，统治所有活物。当夏娃说服亚当相信他是高于上帝的主宰时，他就滥用了自己的权力，这都是你们女人的错……”
萨拉·佩宁顿夫人的著作《一位不幸母亲的建议》（1761年）相当受欢迎并曾多次重印。这本书描述了女人需要面对的各种难以处理的关系并教给她们如何处理。作者问，如果你的丈夫特别喜欢抱怨，只有批评别人的时候才高兴，你该怎么做？回答是：记得你的责任和对爱情、荣誉、服从的承诺。她还加了一条说明：如果你的丈夫要求你做出不符基督徒身份的举动，那么你的责任是不服从他。如佩宁顿夫人一样，维多利亚和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指南侧重于利用策略解决婚姻问题。
19世纪和20世纪的很多婚姻指南描绘了许多悲惨婚姻的警世画面。虽然很多夫妻都有共同语言，但是还有一些婚姻是“不般配的结合……只有法律的维系，而心与心之间则因仇恨而远离”。一本美国人1871年写的书认为“现代”妇女是这样的：“带着一个大驼背、三块大肥肉和一团乱糟糟的衣服褶子，拖着裙子从这边走到那边，头上顶着可怕的巨型假发……商店橱窗告诉我们，她们的衣服里面充满各种衬垫、撑圈和弹簧……一个男人怎么能爱上这种复杂、扭曲、刻板、滑稽、虚伪、假清高、朝三暮四的混合体？”
“北美婚姻咨询之父”保罗·波普诺在《现代婚姻手册》（1925年）中指出，男人也是同样的令人讨厌：“很多男人都顶着一张粉刺脸、胸无点墨、油滑谄媚、臃肿肥胖，饱受便秘之苦，终日浸泡在尼古丁之中，身上甚至还携带着淋病细菌！无怪乎好女孩轻看他们，不愿与这种人共度一生或者害怕生出这样的孩子。”（作为优生学专家，波普诺相信黑人是次等种族，他反对异族通婚，认为应该为了社会福祉规范人类的繁殖行为。他还是《女性家庭期刊》“这样的婚姻还有救吗？”专栏的作者。该专栏相当受欢迎，是个长寿栏目，其内容取材于真实事件。）
在《夏娃之女：少女、妻子与母亲的常识》（1882年）一书中，玛丽恩?哈兰德从一位新婚不久、幻想破灭的女性（她刚结婚就要忍受各种不公，包括丈夫的不忠）的视角出发，指出“压在你身上的沉重十字架”是女性不得不背负的“罪孽”，“因为她们必须背负！”。她认为，经过婚姻的磨难与试炼，女人必须记住：宁可失去丈夫的爱慕，也不要失去他的尊重。
20世纪初期，塞万努斯·斯塔尔斯博士在《年轻妻子须知》和《年轻丈夫须知》中强调夫妻共同兴趣爱好的重要性，他建议最好在婚前进行一次露营旅行来测试双方是否适合。负责家务的母亲和赚钱养家的父亲组成的是完整的家庭，每种性别都有各自的长处。关键是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克制：性生活不要过度；不要生太多孩子；不要穿过分的服装，例如紧身胸衣或高跟鞋。
文学作品中的小说以虚构的形式切近地描绘出婚姻的画像，到19世纪20年代，小说已经取代各种手册成为大众欢迎的婚姻指南。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繁荣发展更是提供了许多以道德说教为主的婚姻故事。历史学家朱迪斯?罗博瑟姆在《好女孩成为好妻子》一书中指出，这些故事令读者阅后不禁感慨：“感谢上帝没有让我遇到这种事”、“说得多么像我的妻子啊”，等等。小说无处不在的影响使得拉罗什福科-杜多维尔在他的《家庭指南》一书中建议母亲们不要让女儿阅读小说，因为这样会鼓励她们相信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幸福，从而弱化其道德秉性。在美国，以虔诚著称的丹尼尔·魏斯、《年轻女士的顾问》（1857）一书作者讥讽地评论道：“很多人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是通过病态的小说、夸张的戏剧表演和轻浮的对话形成的。”
嫁妆箱与进入社交圈
大多数西欧和北美的女孩都盼望结婚，而且在婚姻方面深受各种文学作品的影响。她们需要在了解本国婚姻习俗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女性亲属会帮助她们准备一只“嫁妆箱”（hopechest，“希望的箱子”）。“嫁妆箱”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出不是所有女孩都能找到理想的丈夫。嫁妆箱是个坚固的盒子——不过有时候可能是一只抽屉或者衣柜的一部分——专供存放亚麻衣料和银器等基本的家庭用品。嫁妆箱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文化，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段时间里，欧洲和北美的农民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们都有这么一只嫁妆箱。
直到最近几十年，嫁妆箱在北美家庭中还是相当普遍。1967年，大学生们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有38%的家庭为女儿备有嫁妆箱。“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者们总结道，“嫁妆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反映出年轻女子待嫁的心情，从现实角度看又表现出她们对未来家庭生活未雨绸缪的考虑。”从生日时积攒的勺子、圣诞用的茶杯、复活节枕套等物品可以看出成长中的女孩的价值观与期盼，让我们从家庭用品方面对其婚姻生活有所了解。
特权阶级女子的嫁妆箱则有所不同，她们大部分希望寻觅与自己门当户对的配偶。工业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变得十分富有，他们甚至可以和贵族阶级联姻，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把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当的青年男女撮合到一起。年轻女子“进入社交圈”的仪式为这种撮合提供了机会和场合。这些少女通常只有十七八岁，借着参加舞会、宴会和正式邀请的机会步入成人社会。在英国，圣詹姆斯宫的会客室是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的首选社交场所，此外还包括其他皇家宫殿、舞厅或者豪华饭店等。
这些女子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跳舞、唱歌或者演奏乐器的场合，借机了解各种社交规则和风俗，顺便展示自己的外貌。当然，这些活动的效果都要受到其父母社会地位、名声、财富以及其本人会给自己的婚姻带来什么好处的影响。
少女们有一个社交季的时间寻找丈夫，在英国是4月到8月，在北美通常是11月到次年1月。早在1748年的美国，费城就有59个家庭为年轻女孩们举行“跳舞聚会”，帮助她们进入社交圈并且找到未来的丈夫。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女孩及其父母会非常失望。她仍然会结婚，但是由于每个社交季节都有新人到来，她会降低择偶标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估价也会打折扣。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部，十多岁的女孩从学校毕业后就要进入社交圈，在那里寻找并取悦心仪的情郎，然后与之结婚，把余生奉献给操持家务和养育儿女，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从无数女子的日记来看，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虽然她们进入了社交圈，穿着时髦的衣服展示自己的教养和容貌，但是“她们明显表现出对进入人生下个阶段——寻找丈夫——的抗拒”，历史学家安雅?加布尔在《斯嘉丽的姐妹》中写道。
上述抗拒者中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佩妮洛佩?斯金纳，为了避免结婚，她先和人调情并吸引他们，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拒绝那些追求者：在三年的时间里，她赶走了30位追求者。华盛顿特区的劳拉?沃尔特拒绝了三次求婚，她说：“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和大部分条件优越的女孩一样，佩妮洛佩和劳拉最后都结了婚，不过在婚前的许多年中她们度过了一段自由的“待字闺中”的欢乐时光。
佩妮洛佩最终爱上并嫁给了托马斯·沃伦。他是一位医生，经常因工作关系出国，所以，她经常遭受孤独的折磨：“除了悲戚哀叹，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而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或者年轻的朋友可以陪伴左右，”她抱怨道，“与你们分离让我如生病一样痛苦——它成功地控制了我——让我变得尽可能地温驯。”劳拉和托马斯?兰德尔结了婚，她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家（“我的心在颤抖……它已经死了……因为这件事我杀死了自己”）——和丈夫搬到了佛罗里达。
佩妮洛佩·沃伦很快就怀孕了，她立刻把精力转移到照顾自己上面：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她描述了自己的健康食谱、“宽松的”服装，还有“烦人”但“不是特别令人痛苦”的痔疮，显然她的精神不错。1841年1月，她生了一个女儿，因为对生产的过于恐惧，不久她就死去了。
劳拉·沃尔特·兰德尔没有因此死掉，但是，虽然有一位白人护士和几位黑人女奴照顾她，她还是被频繁的怀孕和养育婴儿弄得疲乏不堪：“我宣布，如果我的余生都要过这种日子，我宁愿——这就是我准备说的——躺下来死掉，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奴役——如果你的一生都耗在这上面的话！”劳拉对自己的婚姻和丈夫也不满意，她不再爱他了。“像我丈夫说的那样，我现在是‘他见过的最痛苦、可怜、一无是处的女人’。”
比起爱情，英国的贵族阶层更加看重金钱和地位，因此女子对婚姻的期待也有所不同。19世纪70年代，初入社交圈的少女爱丽丝·凯瑟琳·迈尔斯把自己在社交季节的择偶经历忠实地记录在日记中。因为人口众多，爱丽丝的家族无法给她太多进项，到了17岁，爱丽丝意识到只有利用人际关系和自己的美貌，嫁给一个每年至少有5000磅进项的有钱人才能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品位。当然，以她的条件，也配不上像年轻爱调情的亨利·查尔斯·佩蒂-菲茨莫里斯——第五代兰斯当侯爵，继承了英国和爱尔兰境内的14万英亩土地——那样的巨富，所以把心思用在这样的富人身上是浪费时间（玩世不恭的侯爵本人同样也不会把她放在心上）。爱丽丝知道，她可能永远无法与哈莉艾特·伊芙斯·莱特小姐相比，“她是个相当美丽的女继承人……我猜她每年至少有4000磅的收入”。
与本阶层的典型一样，爱丽丝执着于配偶的收入和财产。表兄在给她介绍对象时，都要“悄悄告诉她对方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例如这样耳语：“比尤蒂·坎贝尔，警卫队上尉，在北部拥有很大的庄园，每年进项两万磅：——比尤蒂上尉——迈尔斯小姐。”爱丽丝一度没有理睬其中一位追求者——萨缪尔爵士，“我之前确定他每年只收入4000磅”，这比她的最低标准还要低。
爱丽丝狡黠地算计和追求着理想中的婚姻。但家庭无力提供足够的嫁妆给她带来很大的劣势，但是正因如此她才在个人素质的准备方面下了很多功夫。1869年底，21岁的爱丽丝锁定了一位合适的追求者：乔治·杜帕，33岁，牧场主，已在新西兰挣下一笔家业。虽然对两人的婚姻前景不抱过高的期望，但她相信乔治的财富会弥补两人年龄的差距以及所有不配的地方，不过真正要紧的是，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长期目标——猎取一位有钱的新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