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教材和教学内容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手段，因此，有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就有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和教材，这是由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要求所决定的。
为了实现前面所说的培养目标和教育任务，洛学和古代儒家学者一样，都主张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认为“治经实学也为学治经最好”。“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治之成法也”。这是儒家传统的看法。同时，二程又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最先倡导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为基础教材。二程之前，没有四书这一称谓；自二程开始，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加以强调，并与《论语》、《孟子》并列，始有“四书”之说。从而创立了新的教材体系“五经四书”和新的知识结构——义理道统。二程之所以把“四书”作为基础教材，这与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密不可分。在二程看来《论语》是圣人言论的集锦；《孟子》是“道”发展为“道学”的信息源《大学》是修身入德之门序；《中庸》可探知古人之微妙。杨时对四书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从这四部书中寻幽发潜，编织出由孔子而曾子、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并理直气壮地自许为孟子以后道统的发现者和接续者。他们认为，要发扬儒家道统，实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理想，必须兴学尊师，昌明教化，培育人才。而“四书”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基础的读物。二程的这一政治理想、道德理想和生活理想，后来经朱熹大力阐发，并将这四部书详加注释，上升为经典，遂成为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校教育的基础教材。这些教材和内容，不仅在汉民族中传播，到元明清以后还在蒙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中使用；后来又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这四部基础教材，长期流传，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就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四书”倍受重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四书是学习其他经书的基础和阶梯。在《二程集》中，具体论述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地方比比皆是，但他们有一个总的看法，就是“四书”是学习六经的基础。他们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某尝语学者，必先看《论语》、《孟子》”。《宋史》云：受业于周氏的二程，扩大其所闻，“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所以朱熹在《性理大全》卷三十九中指出：“伊川先生之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六经，使人读书穷理”。
教育内容和教材除“四书五经”之外，还应当学习历史。程颐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如何，是亦学也”“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误人处”。二程重视历史教学，这是由他们的历史观决定的。象中国古代其他思想家一样，为了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二程也不放过从历史上找根据。他们认为学习历史不能只记琐碎的个别事迹，也不能以成败论是非，而是通过历史的学习和考察明确“圣人之道”即“王道”是历史发展的枢纽：“王道”昌明，国家就兴旺发达；“王道”衰微，社会就危乱不治。纵观历史，三代是“王道”的全盛时期，三代而下，一代不如一代。用程颐的话说“三代以上，莫不由是。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晋之属，去之远甚汉、唐小康，行之不醇”；到了宋代，仍然“以邪干正”，“王道”泯而不彰。所以二程以“王道”的接续者和发现者自居，大谈要通过历史的学习，认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掌握圣贤治乱之契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培养出能为当时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维持”人才。
所以，在二程的史评中，用历史来论证“圣人之道”——义理，把历史作为镜鉴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
二程的上述主张，既有自己的独创：以四书为基础教材；又有儒家的传统：以五经为基本内容。二程把自己的创造与历史的传统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新的教材体系——“四书五经”和新的知识结构——义理道统。从此，“四书五经”和义理道统在中国教育史上便具有特殊的地位，影响中国思想界和文化教育界达七百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