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四患，得四利，所谓养之于始，自拱把而至于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同前书。卷十三。
学校
何谓“京师之学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诱天下”？三代、汉儒，其言学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不复论。若东汉太学，则诚善矣；唐初犹得为美观。本朝其始议建学，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几而大狱起矣。崇、观间，以后秀闻于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朝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及诸生伏阙捶鼓以请起李纲，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己，而以小利啖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故至于今日，大学尤弊，遂为姑息之地。夫秉谊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学。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盖其本为之法，使月书季考校定分数之毫厘以为终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势利招来之，是宜其至此而无怪也。
何谓“州县之学无考察之法则聚会而已”？往者崇、观、政和间，盖常考察州县之学如天子之学，使士之进皆由此而罢科举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废。今州县有学，宫室禀，无所不备，置官立师，其过于汉、唐甚远。惟其无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后秀者不愿于学矣。州县有学，先王之(馀)〔遗〕意幸而复见，将以造士使之后秀，而其后秀者乃反不愿于学，岂非法度之有所遍而讲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学，变其故习，无以利诱；择当世之大儒，久于其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为无难矣。而州县之学，宜使考察，上于监司，闻于礼部，建于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进于太学，或遂官之。人知由学，而科举之陋稍可洗去；学有本统，而古人之宪庶不坠失。
若此类者，更法定制，皆于朝廷非有所难，顾自以为不可为耳。虽然，治道不明，其纪纲度数不一揭而正，则宜有不可为者。陛下揭而正之，则如此类者，虽欲不为，亦不可得也。
同前书。
制科
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佑以来，能言之士有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于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之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弊法也。至于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几乎得之矣。虽然，科举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法焉；而制举之法反密于科举。
今夫求天下豪杰特起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彼区区之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制度者，胡为而责之？而又于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纪，问之略，以为其说足以酬吾之问，则亦可谓之奇才矣。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挟不穷，号为制举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又或失之。然则朝廷之求为一事也，必先立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无意于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
又有甚于此者。盖昔以三题试进士，而为制举者，以答策为至难；彼其能之，则犹有以取之。自熙宁以策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则制举之策不足以为能。故哲宗以为今进士之策有过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废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荐而不得试者，其试而不见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于科举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诏而追复，不俟科举之岁，皆得举之，将何所为乎？设之以至密之法，与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与此者，为急官爵计耳。
且天下识治知言之人，不应如是之多，则三岁以策试进士，使肆言而无所用，是诚失之矣。今又使制举者自以其所谓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数陈利害，其言烦杂，见者厌视，闻者厌听。且士之猥多，无甚于今世，挟无以大相过之实而冒不可加之名，则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为讥笑之具。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士无亲策，制举无记诵，无论者，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非惟无益而反有害也。
同前书。
宏词
法或生于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录为经常之词以教后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制诏，词意短陋，不复仿佛其万一。盖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于后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
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
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宁之以经术造士也，固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适于实用；凡王安石之于神宗，往反极论，至于尽摈斥一时之文人，其意晓然矣。绍圣、崇宁，号为追述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已仕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为宏词，则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高爵厚禄轻以与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于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久矣，而词科迄未尝有所更易，是何创法于始而不能考其终，使不自为背驰也？盖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
同前书。
辩林栗论朱熹封事
考(林)栗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其中“谓之道学”
一语，无实最甚。盖自昔小人残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忽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唱之，陈贾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务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败之类。往日王淮表里一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栗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郑丙、陈贾密相传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言语，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
愿陛下正纪纲之所在，绝欺罔于既形，摧抑暴横以扶善类，奋发刚断以慰公言。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林栗列传。
《叶适集》教育论评析
叶适(1150-1223)，字正则，自号水心居士。学者称水心先生。
浙江温州永嘉人。南宋后期着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
叶适出身于“贫匮”之家。其母为农家女，给了他良好的人格教育；其父“聚数童子以自给”以教书为生。叶家虽家境困厄，却有“士人”之风。叶适青少年时期，与南宋事功学派创始人薛季宣(士龙)、陈傅良(君举)结识，并与二人过从甚密。因此其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形成深受薛、陈影响。24岁时，赴京师临安(今杭州)谋生。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官工部侍郎、史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金人入侵，力主抗金，并参加过抗金斗争，获有劳绩。叶适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近30年。开禧三年(1207年)，被夺官去职，遂退乡授徒，在故乡城外水心村讲学并从事学术研究，直至病逝。享年74岁。叶适结束政治生涯后，十几年来一直精研经史、诸子典籍，并结合实际政治活动和历史的批判，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提出了区别于朱熹、陆九渊的教育主张。叶适生活于南宋内忧外患之时，作为浙江一带中小商业地主阶层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表，他力主抗金，要求改革，反对空谈心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在教育上提倡培养务实人才，从而形成了他“言事功”、“谋功利”、“求实用”的思想风格。
叶适的着作保存得比较完整。《叶适集》和《习学记言序目》是代表叶适思想的力作。《叶适集》包括《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两部分，共45卷，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版，全3册，共598千字。是研究叶适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叶适集》中反映出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其功利色彩尤为浓厚。由于以叶适为代表的南宋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与朱、陆教育思想在教育理论基础上之不同，从而导致了整个教育理论体系的差异。
叶适的教育观是唯物主义的。在“道”与“物”的关系上，叶适主张“物”在“道”先。“道”在事物之中，“理”是事物之理，不能离开事物而空谈“道”或“天理”。他在《进卷·总义》篇中说：“其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违，是又不可也。”反对朱、陆空言道德性命的为学进德之路。在认识论上，试图以唯物主义观点去解释人类认识的来源和过程。他还击中道学教育思想的要害，指出“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将“观心空寂”、“默视危拱”视为“道统”、“学问”以及“举天下之学不足以致道，独我能致之”，不过是垄断学术的骗术而已，且必然会排斥“天下之学”、阻碍学术思想的发展和进步。
叶适进而批判了理学教育“远述性命，而功业为可略”，义利分离、不重功利的思想。他并以唯物主义功利观为其教育理论的出发点，论述了教育的作用、内容、目的和方法。
1.“以学致道”的教育作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