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农工商三民的身分已经比以前提高百倍，而呈现与士并肩之势。如果这三民中出现人才，政府已经开辟擢用之路，他们就应当重视自己的身分，再莫做出卑劣的事来。大概世界上再没有象无知文盲那样又可怜又可恶的了。由于无知之极，就会不知耻辱，进而陷于贫穷与饥寒交迫之境，但又不求诸自己，反而妄自怨恨邻近的富人，甚至纠集徒党，进行暴动，酿成变乱，真可谓恬不知耻，愍不畏法了。这些人一方面尽量依赖国家的法制来保障本身的安全和一家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又从自己的私欲出发来破坏所依赖的法制，岂不是自相矛盾？还有些出身清白和有相当财产的人，只顾发财，而不知教育子孙。这些子孙既未受到教育，其愚蠢自不足怪。结果有不少流于游惰放荡，使继承的祖业一朝化为烟云。统治这样的愚民，决不能采取讲道理来唤醒他们的方法，只有用成力来使他们畏服。西洋的俗语说：愚民之上有苛政。就是指此而言。这并不是政府严厉，而是愚民自拓的祸殃。由于愚民之上会有严厉政府，而良民之上会有良好政府乃是自然之理。因此，现在我们日本国内既有这样的人民，也就有这样的政治。假如人民的品质比今天还要差，依然是无学文盲，那么政府的法制就会比现在更为严厉。又如人民都有志于学，明白事理，并能趋向文明风气，那么政府的法制就会达到宽厚大度的地步。可见法制的宽严，只按人民的有德与无德来自然伸缩。没有人喜欢苛政而嫌恶仁政，也没有人不愿本国富强而甘受外国欺侮，这是人之常情。生于今世，具有报国之心的人，谁也不必身心交瘁，忧虑不安，只要他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基于人情，首先端正本身的品行，笃志博学，并具备适应其身分的智德，则政府施政即易，人民也不会以受其统治为苦，从而各得其所，大家同心协力来维护全国的安宁秩序。现在我们学的宗旨也就在于此。
后记这次我的故乡中津开设学校，我撰写了“学问的旨趣”一文，为了供同乡的旧友阅读，曾装订成册。有人见了此书说：“此书不仅可供中律的友人阅读，如果广为传播，可以扩大对世人的教益”。于是听从其劝告，乃交庆义塾排字印刷，供同道者一览。
福泽谕吉小幡笃次郎志
明治四年末十二月
(三)劝学篇第二篇
1.序言
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如心理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它们都能使人扩大知识见闻的领域，辨明事物的情理和懂得做人的本分。为了推广见闻起见，或须倾向别人的言论，或须自己努力自修，或须博览群书，所以求学必须懂得文字。但如像古人那样，以为只要能够念诵文字就算作学问，那又大错特错了。文字不过是求学的工具，好比修建房屋所用的斧锯一样。斧锯虽然是修建上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如仅知工具名称而不知如何修建房屋，那就不能称为建筑家。正因如此，仅能念诵文字而不能辨明事理的人就不能叫做学者。所谓读论语而不知论语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能够背诵我国的《古事记》而不知现时的米价，就可以说是不懂得过日子的人。又如通晓经史奥义而不懂得经商方法，不能真正从事交易，就可以说是拙于理财之道的人。再如一个人多年尝尽辛苦，花掉几百元学费，即使在西学上有所成就，但仍不能解决个人生活，那就是不识时务的学问。这等人只能称之为文字批发店，他的功能和会吃饭的字典一模一样，对于国家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废物，因此又可以称之为妨害经济的食客。可见过日子也是学问，理财也是学问，能够洞察时务也是学问，哪里只有凭念诵日本、中国和西洋的书籍就等于有学问的道理？本书虽然定名“劝学篇”，但不只是劝人念诵文字。书中各项内容是从西洋书籍直译或意译出来的，具体地或者抽象地列举了一般人们应当体会的事项，指出了学问的主要目的。兹将我以前所写的一文作为第一篇，并又引申其意而写此第二篇，再拟接写第三、第四篇。
2.论人与人平等
我在第一篇开首就曾说过，人们有生以来就是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今再引申其意，加以阐述：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敬爱，各尽其责和互不妨害，是由于根本上都是同一人类，共戴一天，并同为天地间的造物。譬如一家兄弟和睦共处，根本上也是基于同系一家兄弟，共戴一父一母的人伦大义。
所以如就人与人之间的均衡一致而论，我们不能不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现实情况上的平等，而是基本权利上的平等。若就现实情况而论，人间确实存在很大的贫富强弱与智愚之别。有的是诸侯贵族，身居宫殿，衣锦食肉；也有的是脚夫苦力，在陋巷暗室赁房居住，为当日的衣食奔走；有人施逞才智，充任官吏、豪商而左右天下；也有人毫无智慧，一生叫卖糖果度日；既有身强力壮的摔跤壮士，也有体质娇弱的卖笑娼妓。他们虽有所谓天壤之别，但从另一角度，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
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财产和名誉。因为天生人类，就赋予了体力和脑力的作用，使人们能够实现上述权利。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用人力来妨害的。诸侯的生命和脚夫苦力的生命是同样贵重的，豪商之于万金和糖果小贩之于分文，其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而守护的心理是一样的。世间有两句不好的谚语。一句说“哭闹的孩子和地头不好对付”。又一句说“父亲和雇主都是不讲理的”。从而有的人说人的权利也可以加以限制。这只是混淆现实情况与基本权利的说法。地头和农民虽然在现实情况上不同，但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处，如果农民身上的疼痛发生在地头的身上，也会一样痛，又如把地头爱吃的东西放在农民的嘴里，农民也会爱吃，憎恶疼痛和喜欢美味是人们的****，在不妨害他人的限度内达到可以达到的****就是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地头和农民之间没有丝毫轻重之别，只是地头富而强，农民贫且弱而已。贫富强弱是人们的现实情况，本来就不能相同。但如现在有人想倚仗富强之势，对贫弱的人肆行无理，以为这也是现实情况的不同，没有妨害他人的权利，那就好比一个力士以为自己腕力大，就用他的腕力拧断邻人的手腕一样。虽然邻人的腕力本来比力士的腕力弱，但是他那原来就弱的腕力并不妨害他自己的灵活使用，所以不能成为被拧断的理由，只能说被力士拧断了手腕是不幸之至。
兹将上述理论结合世事来谈一谈。在旧幕府时代，武士和平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武士们作威作福，对待农民商人就象现在对待犯人一样，甚至有“格杀勿论”的法律。在这种法律之下，好象平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借来的一样，农民商人要无缘无故地对武士低声下气，在外让坐，甚至自己喂的马都不能骑。这岂不是不合理已极吗？
以上所说的是武士与平民个人之间的不公平。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更不象话了。幕府和三百诸侯都在他们的领地内建立小政府，任意处理农民商人，有时虽然装着慈悲的样子，其实不许人们保持应有的权利，有很多地方实在令人不忍目睹。本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如上所述，只是强弱的现实情况不同，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理。农民生产谷米来养活人，商人买卖物品以便利世人，这就是农民商人的职责。政府制订法令，制服恶人，保护良善，这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着履行这种职责，需要很多的经费，而政府本身没有米谷金钱，故须向农民商人征收赋税，以资维持，但这是在双方同意下获得的协议，这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束。所以，如果农民商人缴纳赋税，严守国法，就可以说是尽了他们的职责；政府征收赋税以后，用之于正当开支，又能够保护人民，也可以说是尽了政府的职责。如果双方都尽了职责，又不违背约束，就不会发生异议，而能各自行使权利，丝毫没有互相妨害的道理。然而在幕府时代，把政府叫做主上，如果替主上办差事，就滥抖威风，一路上白坐轿子，过河不给渡钱，用挑夫不给工钱，甚至这些老爷们还向挑夫勒索酒钱，真是可恶已极。此外又为满足王公贵人的享受好奇心理而大兴土木，或因官吏胡乱办事，浪费金钱，以致入不敷出，于是就用种种名目来增税，还将缴税唤做“报答国恩”。所谓“国恩”的意义，据说能使人民不愁盗贼暴徒，安居乐业，就算是政府的恩惠。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订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假如政府把保护人民叫做恩惠的话，那么农民商人向政府缴纳赋税，也可以叫做恩惠了。又如政府把处理人民的诉讼事项说成是政府的烦累，那么人民要在生产出来的十包米中交去五包的租税，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烦累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说不尽的。反正如果彼此有同等的恩惠，就没有一方道谢，另一方不道谢的道理了。
追溯这种恶俗的起因，根本上是弄错了人类平等的大原则，把贫富强弱的现实情况当作为非作歹的工具，致使政府倚仗富强势力来妨害人民的权利。因此一个人必须时刻记住平等的原则，这是人间最要紧的事情。用西洋的话说，就是“reciProcity”(相互关系)和“quality”(平等)。第一篇开首所说的人与人平等亦即指此。
以上的议论虽然好象袒护农民商人，并且似乎有些夸大，但又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得出其他的论点。大凡处人之道，必须随着对象不同而改易方法。原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而有职责的区分，并建立在这种坚定的约束之上：即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人民则须遵守法律。譬如今天在日本国内尊奉明治年号的人，就成为缔约和同意遵守政府法令的人民。因此一旦制定成国法，即令对个别人或有不便，在修订以前也不能变更，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遵守。
这就是人民的职责。但是有些无学文盲，连“有理无理”的“理”字都不懂得，除饮食起居外一无所知。由于无学，所以贪欲极深，肆行欺诈，狡避政府法令，不知国法与职责为何物。虽然生殖日繁，却不知教子之道，这就是所谓恬不知耻，愍不畏法的蠢虫。他们如果子孙繁昌，对于国家是无益而有害的。要治理这些蠢虫，决不可喻之以理，除施行威力镇压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世间所以有凶暴政府的原因。不只我国旧幕府如此，自古亚洲各国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国的****未必只是暴君酷吏所造成的，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无智而招致的灾殃。有人受人唆使，进行暗杀；有人误解新法，掀起叛乱；有人用强横办法，捣毁富有之家；还有人酗酒偷盗。他们的举动简直不象是人类的行为。对于治理这等坏分子，就是释迦孔子恐怕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必须施行严厉的政治。因此就可以这样说：假如人民想避免****，必须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俾能达到和政府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
(四)劝学篇第九篇
分述两种学问的主旨--赠中津旧友
细察人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指个人本身的劳动；第二，是指人与人的来往中所发生的行动。
第一，以脑力或体力的劳动来解决衣、食、住问题，使自己能过安乐的生活，这可以说是属于个人本身的劳动。但世间万物，对人都是有益的。如种下一粒种子之后，就能收获二三百颗果实；深山树木，不用人工培养，也会自然生长；利用风力可以推动风车；利用河海可以运输；开采山里的煤，汲取河海的水，经过燃烧，发生蒸气，就能推动火车轮船。其他自然界的奥秘，不胜枚举。人类只不过对自然界的物资加以改造，使它适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人类所需要的衣食住等生活资料，自然界已经提供了99%，所加的人力只有一分，所以不能说一切都是人力造成的，其实人们只象是拾取路旁现成之物罢了。
因此人们自谋生活，不是什么难事，完成此事，更没有值得夸耀之处。独立生活固然是人们的一件大事，古人说过“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我以为就是做到这一点，人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只是不逊于禽兽罢了。试看禽兽鱼虫哪个不会自己找寻食物，而且不但能求一时的满足，还能象蚂蚁那样，在地下掘洞，储蓄过冬的食粮。世界上象蚂蚁这样只顾自己的人也有。举例来说，男子成人以后即做工经商，或充任官吏，逐渐不必累及父母亲友，获得适当的生活，也不侵犯他人。如果租不到房子，就自己置办一所简单的住所，一面布置，一面先娶一位勤俭持家的如意妻子，生儿育女。教育抚养费也不太多，又随时准备着三五十元的医药等意外开支。总之，细心地作长久的打算，保持一个美满家庭，不但自己因为获得独立生活而得意，世人也赞扬他是独立能干的好手。但实际上却大谬不然，这种人只能说是蚂蚁的流亚，其生活和蚂蚁并无二致。他们为着生活和家庭而劳累操心，虽无愧于古人之训，但是身为万物之灵，其目的任务又岂能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呢？
如果人们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只是为着满足衣食住而生存，那么人生就只是生和死，死时和生时的情形毫无差异。这样世代相传，就是经过了几百代，一村的情形还是依然如故。没有人创办社会上的公共事业，既不造船，又不修桥，除一人一家的孤立生活之外，全都听任自然，在生死居住的土地上，不留一点痕迹。西洋人说：“世界上的人如果只求自己满足，安于小康，那么，今天的世界同洪荒时代的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固然满足也分两种，切勿混淆。如果得寸进尺，永远没有满足，就叫做“奢望”或“野心”。
但如充分进行脑力或体力劳动，而不能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便是“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