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唐代就已议论其是非，后世学者也不断有评论。分析这些议论，可以看到韩愈在教育历史上的影响，较重要的有四个方面。
(一)推崇孔孟，强调道统
唐初虽有明文规定尊孔，但在佛教盛行的条件下，社会上对尊孔是极有限度的。韩愈倡尊孔而反佛，他继承儒家尊孔的传统，且将尊孔推到新的高度，他说：“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贤过于尧舜远者”。把孔丘尊为最高圣人。他又认为孔丘之后的儒家学者中，孟轲是孔学最忠诚的继承人，他的儒学思想是纯粹无疵的，能发扬孔学，辟杨墨，使后之学者“知崇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因此特别推尊孟轲，“以为功不在禹下”。此论一出，当时学者响应，孟轲的地位被提高而超过其他学者，以至于孔孟并称，儒学被称为孔孟之道。
韩愈认为，儒学的基本宗旨是仁义之道，而仁义之道是人类社会《处州孔子庙碑》。
5生活最正确最完善的准则，“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这个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道，“中国之人世守之”，有一个世世代代的传授系统，最早从尧开始，“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编制这个道统，目的是为了抬高儒家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而与佛教传法世系的宗教法统相对抗。而编制道统还有他的个人目的。
他声称孟轲之后，无人传道，儒道中衰而释老横行，自己的使命就是要继承道统。他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
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元恨。”他把自己作为道统的继承人，这使他复兴儒学的活动有了历史根据。他要继承孟轲攻异端的斗争精神，为了恢复儒学在唐代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决心不畏艰难困苦，扭转危局，“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韩愈提出道统学说，并以自己为道统的真正继承人，这些思想，成为韩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的基本观念。林简言在《上韩吏部书》
中说：“去夫子千余载，孟轲、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皮日休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中也高度评价韩愈复兴儒道的功绩，他说：“唯昌黎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称赞韩愈是“身行其道，口传其文，吾唐以来，一人而已”，要求以国家行政命令，规定韩愈配飨于孔《原道》。
《原道》。
《与孟尚书书》。
《进学解》。
5庙。皮日休的建议，代表了一部分士大夫的思想。
韩愈的道统思想，在北宋初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和肯定。孙复在《上孔给事书》中说：“自夫子没，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在《信道堂记》
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孙复完全接受道统的思想，并肯定韩愈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只是在道者中加了荀况。
石介在《尊韩》中说：“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怪说中》又说：“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石介只是把道统开始的年代再提前，其他主张则无大出入。
苏洵也赞成道统思想，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中说：“自孔子没，百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杨雄称于世；杨雄之死，不得其继，千有余年而后稍属之韩愈氏。”也承认韩愈在道统中的地位。
到了程颢、程颐，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对韩愈抬高孟轲的地位极为赞赏，但为了抬高理学的地位，以理学为儒学的正统，却把自己列为孟轲之后儒学的继承人，宣称只有他们才真正是上接孔孟的，认为韩愈只不过是一个有见识的豪杰之士而已，把韩愈从道统中撇开。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沈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又在《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中说：“而以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一再强调是程颢上继孟轲而传圣人之道。
随着理学思想的形成，韩愈的道统思想被修正，韩愈从道统中被5排除，由理学的奠基者“二程”取而代之。韩愈的理论从理学来衡量也有很大弱点，也受到批评。苏轼在《韩愈论》中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韩愈在理论上没有像在文学上有建树有创新，确实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之处。
韩愈推崇孔孟，产生深远影响。从唐代开始，孔孟之道成为封建教育的指导思想。《孟子》一书也同《论语》一样成为圣人之书，逐步上升为儒经。韩愈还特别重视和表彰了《礼记》中的《大学》，在《原道》中引用《大学》一段重要的话，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大学》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引用这段话，目的在于说明修养的目的在于去改进社会，要有为而不是无为，要入世而不是出世，要治国平天下，而不是独善其身；其次还在于说明修养是自主观到客观，从心到物，个人的修养心性是处理万事的根本。自此之后，《大学》在儒学理论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抬高。在韩愈新儒学思想的影响下，李翱以《中庸》为其主张“灭情复性”的理论依据，使《中庸》也受到重视，地位也随之抬高。
韩愈、李翱这种学先王之道的思想倾向，影响了宋代的理学家；启发他们也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圣贤书为依据。
为突出其地位，合称《四书》。《四书》成为理学的基本典籍，随着理学居于儒学主导地位，《四书》也成为学校必读的教材。
(二)文以载道
韩愈提倡的文学理论，最基本的观点是“文以载道”，从这个观点出发，又引申出一系列的文学主张，这些主张传授给“韩门弟子”，成为新古文运动的思想主流，对文学、教育有极大的影响。
“文以载道”的观点，认为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是形式，道是5内容；文是为道服务的，这是文道的关系。道的涵义，就是孔孟的仁义之道，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相传的治理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
求学的目的是“志在古道”，使“古道”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为了求取“古道”，必须通过学古文来学古人之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把古道和古文的关系说得更清楚。因此利用古文的形式来宣扬古道的内容，古文成为卫道与扬道的武器。
韩愈提出新古文的理论，也有创作新古文的实践，他的新古文达到相当高的成就。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气势雄伟，自然流转，蕴含意深，是其特点。
李翱在《韩公行状》中评韩愈的古文及其影响：“深于文章，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
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韩愈乐于奖教后进，称发其善，教所不及，多有投书请益者，不论何人，皆有指授，他的文章，被后进之士视为准绳。《新唐书韩愈传》说：“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晚唐对韩文的评价很高，杜牧称“杜诗韩笔”，把韩愈的文与杜甫的诗并提。
韩愈的文学理论，在弟子们以至后学中相传不缀，“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孙樵在《与王霖秀才书》中说：“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源于《答陈生书》。
《答李秀才书》。
《旧唐书韩愈传》。
5韩愈，传至孙樵，已经是第四代。所谓为文真诀，也即“为文之道”，而为文之道，据说就是“储思必深，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这也是各有所传各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