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韩文的热潮，一直持续到晚唐。由于形式主义的文风一度抬头，北宋初年，韩愈的影响大大削弱。欧阳修青少年时所见的士人，都为应科举而学时文，“未尝有道韩文者”。后经石介、欧阳修、苏轼等学者对韩愈改革文体的贡献作出肯定评价，大力提倡韩文，韩愈又再受到推崇。石介在《上赵先生书》中说：“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十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数十子之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于日月，浑浑灏灏，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他们的推动下，文学界的风气又渐趋于古，韩文经年沉寂之后，又行于世，“学者非韩不学”，学韩成为新的潮流。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解释其原因：“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
宋代中期古文复兴，多数人对韩文给予高度评价，秦观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韩愈论》中说：“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韩愈之所作是也。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无以加以愈。故曰：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宋人推崇韩愈，学唐人的古文，主要就学韩愈，选他的文章作为范文。茅坤编选《唐宋八家文钞》，就以韩愈冠首。
在“文以载道”思想的指导下，古文持续发展，并产生不同风格苏轼：《韩文公庙碑》。
5的流派。自宋以来一直到近现代，古文都是重要的教学内容。而传授古文的写作理论经验，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方面。韩愈是这些思想理论的倡导者，又写了许多古文名篇，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文观止》，选择了自古以来5余家的名篇，作为学习古文的范文。韩愈的文章入选的就有4篇，占1%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韩愈在古文发展中的地位和他的影响。
(三)提倡师道
韩愈提出师道问题，并写了《师说》，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也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后代许多教育家对此发表评论，有的在理论上进一步加以发展。
宋初柳开写了《续师说》，他的基本思想与韩愈《师说》一样，都在于劝人从师。但他认为从社会实际来看，《师说》“尚其能实乎事而未原尽其情”。就是说，对社会上不从师的现象虽已指出，但其原因还查究得不透彻。所以他写了《续师说》，再进一步强调教师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贤愚之性无殊焉，在乎师与不师也”，“世不可弃其师，人不可定其性，师存而恶可移，师亡虽善不能遽明也。”要提高道德学问，教师是绝对不可少的。他揭露当时的人不能“以道学为心”，而多数人“以禄学为心”，这是造成社会上“耻于从师”的根本原因。
宋王令也写《师说》，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强调要重学校、尊教师。他认为社会治理不好，“患在不用儒”，“其弊在于学师不立，而育贤无方，圣人之道不讲不明，士无根源，而竞枝流。”他指出：“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诚者，已非生知，则出于教导之明而修习之至也。如其无师，则天下之士虽有强力向进之心，且何自明而诚也。”要人才不能等待自发成长，那是比较渺茫的，而通常要有教师来实行教导。
宋代陆九渊认为，韩愈对师道问题的见识非常人所及。他认为应当讲求师道，对教师对学生的要求各有不同，“学者不求师，与求而不能虚心不能退听，此固学者之罪；学者知求师矣，能退听矣，所以导之者乃非其道，此则师之罪也。”教师与学生各有各的责任，不能单方面地指责学生不知求师，不能虚心接受训诲。
明代张自烈写《续师说》，认为韩愈、欧阳修、陆九渊等人的见解不全面，还应再前进一步。欧阳修提出“师经，师万物”。张自烈指出“师经师万物，求善而止，不善则废，犹未尽师之道”。他认为“至于不善皆师，则万物之可师者众矣。孰谓善师者，徒求诸弟子哉！然则，不求师，失之妄，专师善，失之隘，能师不善，则日进无疆。惜夫退之告李生者不及此耳”。即认为学习的领域极宽广，不仅可从正面学习，还可从反面吸取教训，因此说万物皆师。这是对韩愈“学无常师”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清初黄宗羲作《续师说》，认为根据教师的任务，作为教师是要有条件的，不具备条件则不配作为教师。强以为师的人是空有其名而无其实。他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本无可师，强聚道路交臂之人曰师曰弟子云者，曾不如童子之师习其句读，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授以艺术者之有其实也。”未闻道、未精业、不能解惑而强以为师的，连童子之师、工艺之师也不如，童子之师、工艺之师都有教学的实际。
陆世仪在《思辨录》中提到要善于择师，他说：“人无志于为圣贤则己，苟有志于为圣贤，则必求当世之能为圣贤者而师之。”善于择师而学习与不善于择师而学习的效果差别很大，“善师者学逸而功倍，不善师者学劳而功半”。他又说：“人欲学道，必先虚心，能虚心，然后能求师。”求师以闻道为条件，不以年龄为条件，也不以社会地位为条件。能虚心求师，则一言一事亦必有我师，时时事事都有可以学习的机会。他强调“天下无一事无师”；“故师之一字，是天地古6今、社稷生民，治乱安危，善恶生死之关也。”天下没有那一件事可以不要教师，教师确实是自然、历史、人类社会生活的关键。
廖燕写《续师说》，他说写作的原因是：“韩昌黎有《师说》一篇，似未尽发其义，予故续之。”他谈到为师的条件：“师莫重乎道，其次必识高而学博。三者备，始可泛应而不穷。”对教师的素质条件，认识更全面。他对韩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论点提出异议。他说：
“然则韩昌黎‘师不必贤于弟子’之说非欤？予曰：不然。弟子可不必贤，而师不可不贤于弟子，即不必尽道殊道绝，要其议论文章，亦必求稍通于训诂、帖括之外，而发前贤所未发，使子弟有所取法，奋发开悟，一变其夙昔之所为，而不知谁之力者。然后师之道得，而师之称始可受之而无愧也。”强调为师者必须贤于弟子，有可供弟子学习的东西，否则就不配教师的称号。
唐彪写《父师善诱法》，其中批评世人对蒙师轻视是一种错误。
他认为蒙师的教学工作最为劳苦，贡献也大，“人仅知尊敬经师，而不知蒙师教授幼学，其督责之劳，耳无停听，目无停视，唇焦舌敝，其苦甚于经师数倍”。“夫蒙师劳苦如此，关系之重又如此，岂可以子弟幼小，因而轻视先生也哉？”蒙师也理应受到尊敬。教师应当是学生的模范和准则，学生的成长，全在于教师认真负责、因材造就、随机诱导，教师的责任如此重大，应当自加勉励。
章学诚写《师说》，对韩愈的《师说》评论说：“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认为韩愈只是针对时弊而谈，对教师的组成并未深究，在众多的教师中，各种教师所起的作用不同，应当加以区别。“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若夫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必从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己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人，即己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有专长，别人无法取代其作用，这种教师是“不可易之师”。“至于讲习经传，旨无取于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告我，乙亦可询，此则不究于道，即可易之师也。”
只掌握一般的知识，很多人共知共能，他的传授作用，别人可以取代，这种教师是“可易之师”。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不以职业为界限，各种职业都有名家，都有“不可易之师”。此外还谈到为师必贤于弟子，主要就在于闻道方面，至于技艺，他则认为不必一一比较，这是儒家重德轻艺教育传统思想的体现。
韩愈《师说》有深远的思想影响。直至现代，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对教师理论的探讨仍有启发。
(四)教学经验
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教学经验含有科学的成分。他的部分文章对自己的教学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进学解》就是比较集中反映其教学思想的名篇，随着韩文的流传，产生广泛的影响。
第一，学者应当德业兼修。他对学生提出较高的要求，不仅注意习业，还要重视修德，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在业务方面要精通，在品行方面要成德。当时在科举的影响下，在知识分子只追求名利、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是较高的，起了警醒与纠偏的作用，对后世学者也有启发。有人录为格言，鞭策自己进德修业。
第二，指示达到德业兼修的方法。勤学是实现精益求精的途径，如果终日嬉游，不肯努力用功，学业必然会荒废；深思是德行成就的方法，如果随意而为，不认真深思，德行必然会毁败。这是经验之谈，也是具有规律性的，话虽不多，却抓住了要领。
第三，在博学的基础上掌握简要义理。他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学习知识不要太狭隘，受局限，知识面不妨广些，大大小小都要收集积累起来，越多越好。
6对这许多知识不是单纯的储存，而是要牢固掌握，为我所用。因此，必须经过思想上的加工整理，对不同性质、体裁不一的着作，或提要或钩玄，有的逐段概括出要领，有的抓住书中深奥的道理。只有由博而求约，才能达到以简驭繁的要求。
第四，从经典名作中吸取精华。读书要选择，还要善于深入学习。三代两汉之书，其内容皆渗透先王之道，各有其特点，“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估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
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学习这些经典和名作，必须深入体会文章浓郁的味道，细细咀嚼吸取其中的精华，师其意不师其词，学习优秀的历史遗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上述几个方面，是韩愈在教育史上主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