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活了，死了算了！没脸见人了！”陆亚娟突然爬起来朝床边的窗口扑去！
我被她突发的举动吓傻了。一下子抱住了她的后腰，随即，韩经理几个也都上来抓住了她！
“我留下，我留下！”我坚决的声音使她停止了欲往窗外扑的举动。
我到底何德何能？值得她如此这般以身相托？如此哀求？
我清楚自己并不是有多大的能耐，而是她出于对法律的敬仰，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的信赖，同时也相信法律的威严。既然我穿上了法官制服，头戴国徽，肩扛天平，就意味着法律的责任在肩。
一、迷雾扑面
1993年元宵节的爆竹声断断续续传来，使原本严肃的办公室，也弥漫着喜庆的节日气氛。
突然，洪阳镇供销社的蒋主任一头闯了进来，进门就说：“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钱被骗了！吴法官，你可要帮帮我，帮帮我！”他黑黝黝的脸上紧张焦躁，近视镜下的小眼睛急切地瞪着我。
“什么被骗了？慢慢说。”我示意他坐下。
“45万元摩托车款在重庆被骗，我实在是没法交代了！”他还是站在原地双手情不自禁地甩了几下。
45万被骗？我的心里也“咯噔”了一下。这年月一个机关干部全年的总收入也不过是一两千元，如此巨款被骗，谁能不急？
我认识他已有一段时间了，别看他今年才四十五六岁，个头不到一米七，平时脚上总是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地道的农民模样。但他在当地是个知名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洪阳供销社一直是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从来没有货款纠纷，他个人也是江苏省劳动模范。这次是怎么回事呢？
我让他坐下，为他倒了一杯水。
“哎呀！别提了，真是倒霉，谁想到供销社还会骗人！”他这个急性子，没头没脑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还有谁？重庆的欢山供销社，居然让人承包了，承包人是个骗子，拿着钱跑了。”他一脸的气愤与不解。
“我请求你们赶快立案，马上派人去重庆，现在只有你们法院才能帮我了！”他诚恳、焦急，目光中透着期盼。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11月，他想在常州地区扛起一面销售摩托车的大旗，摩托车公司成立后，他特地挑选了以韩经理为首的两位部门经理赶赴重庆采购摩托车。他俩到山城后不负众望，没几天就与欢山供销社的徐开清经理订了75辆80型“雅马哈”摩托车，对方又亲自带着他们到仓库看了崭新的摩托车，两位经理高兴地当即付了5?000元定金，当对方供销社鲜红的合同专用章盖在合同上后，韩经理就迫不及待地向千里之外的蒋主任打来了报喜的电话，庆幸自己的初战告捷。
次日，蒋主任以最快的速度将45万元摩托车款汇到了欢山供销社的指定账户，而且比合同上约定的总货款43万元多汇了2万元。他把韩经理在重庆的日常开销费用也汇在了一起。
谁知，1992年11月16日汇出的45万元到账后，悲剧发生了。除了韩经理当时在徐经理处拿了2?000元现金维持生活外，其余的44.8万元货款全部被徐开清骗走了。
据说徐开清携款300多万元在逃。
蒋主任一边讲，我一边看着他提供的合同与汇款单。从合同的形式上看，无任何问题，该有的条款都具备，合同还约定了交货地点：到站常州站，款到五天内发货。这说明常州有管辖权。
“为何没拿到摩托车？你们不是看到车后才付款的吗？”我不解地问。
“别提了，韩经理被他们骗了，是徐开清带着韩经理到别人的仓库看的货，看车后的第二天车就被别人提走了。”
当两位经理知道真相时，吓得差点瘫了下来，这时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供销社在山上，而摩托车的仓库却在山下。他们缓过神来后，第一反应就是找供销社，找徐经理。他们跌跌撞撞租车翻山越岭赶到山上，找到供销社赵主任，而他一无所知。
“那合同上的公章又是怎么回事？”我继续问。
“我们也是问了赵主任才知道，是承包人徐经理盖的。”
我不解地问：“供销社毕竟是集体企业，难道你没有与他们联系一下？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承包人不还款或跑了就应该由发包方来偿还。”
“别提了，这一个月里，长途电话就打了上百个，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我还亲自赶到重庆，一待就是十几天，但还是没有见到一辆车，没拿到一分钱。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又与他们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可协议到期又未拿到一分钱、一辆车！我真的是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不守信用的供销社。”他无奈地摇着头。
我接过他用微微颤抖的手递过来的协议：
“乙方(欢山供销社)于1992年12月28日前退款或发货，一切经济损失由甲方(洪阳供销社)自负；1992年12月28日前不能履行则最迟不得超过1993年2月5日前退款或发货，在此期间的利息及差旅费由乙方负担；1993年2月5日前仍不能退款或发货，则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乙方负担。”
如此协议对欢山供销社是比较有利的。
“当初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供销社已经分解成几十个部门，分别发包给了几十个承包人，他们一年交给供销社的全部上缴款是2万元，这些钱维持供销社的日常开支都很难。”他焦虑地介绍着情况。
蒋主任不无沮丧地继续说：“要是知道他们的供销社是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不拿到摩托车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钱汇给他们的。”看来，蒋主任他们是上了“供销社”的当了。他是以自己供销社的信誉与操作方式来度量对方，才会毫无顾忌、放心大胆地汇款。
44.8万元加催款费用1万多元，洪阳供销社的直接损失已是46万多。要是徐开清真骗了300多万元逃跑了，欢山供销社一年只有2万元上交款收入，那么，他们怎么还？其他承包人是否也有问题？这样的案件，就是法院处理也不一定有效果。
我告诉他：“如果徐开清真是骗子，那么该由公安处理。”
“不行！不行！”蒋主任急了，他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
作为单位领导，他要的是摩托车或是货款，而不是谁去吃官司，即使把徐经理抓起来，要是拿不到货款，这也不是他的目的。何况双方还订有书面合同，对方供销社又承认，这种经济纠纷，公安一般也不会立案。
蒋主任当即提交了诉状与诉讼保全申请，并提供了担保，恳求法院即刻赴山城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情况紧急，这个超过武进法院30万元级别管辖权的案件向领导汇报后当即于调解中心立了案。
现在，全国法院都在强调民事调解原则，纷纷设立调解中心，把简易的或超过标的额的案件在调解中心立案，这样既提高了办案效率，又增加了诉讼费。同时规定，调解中心立案的案件只能在一个月内调解结案，否则必须转入正式诉讼程序。
但是，如果我们赶到山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或不愿意调解，那么，该案就须移送常州中院或请求中院指定我院管辖。或者就是调解了，被告没有钱也没有车怎么办？这势必又要损失一笔费用。
道理已讲清楚，蒋主任还是主意已定。因为他明白，要是不去，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回；如果去了，或许可以收回这笔款。
于是，姜庭长将此案交由我具体承办，立刻准备出差。
二、雾都保全
考虑再三，姜庭长决定亲自出马，蒋主任与我们一起同赴山城。
1993年2月19日清晨，寒风萧萧，我们转道上海飞赴山城而去。
从飞机舷梯下来，只觉得阵阵迷雾扑面而来，机场周围到处朦朦胧胧，一下子让人感觉来到了虚幻的世界。
山城的雾，真的很大。
在机场出口，我看到了在此等候的两位经理。四十来岁的韩经理，小脸小嘴尖下巴，皮肤细腻白净，是个处处精致小巧的男人。略年长的陈经理是个美男子，身材匀称，椭圆形的脸上鼻梁高挺，嘴巴棱角分明，眼睛大而明亮。他俩见我们一出来，就赶忙上来为我们拿行李，平静、自然。他们沉重的心情，全部写在了没有一丝笑意的脸上，就像这迷雾蒙蒙、死气沉沉的天。
为了抓紧时间，我们带着行李直奔欢山而去。
汽车在浓雾弥漫的盘山公路上把我们甩来甩去，没多久，就把我的头转晕了。我紧闭双眼，努力克制着往上涌的酸水，将近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山顶上的小镇。
映入我眼帘的仍然是迷迷糊糊的一片。浓雾中我看到了乱石铺就的街道，参差不平，两旁低矮陈旧的房子，在虚无缥缈的轻雾中若隐若现。小店一个紧挨着一个，店里店外摆满了各种商品，使得本来就窄的街道更是狭小拥挤零乱。走在这轻雾缭绕湿漉漉的石板路上，仿佛一下子把我带进了一个遥远的梦乡，记忆中的小镇，朦胧、恬静、虚幻，宛若人间仙境，顿使我本来就眩晕的大脑一下子飘忽起来，人也有点飘飘欲仙了。
如此诗情画意的地方，我怎么也不愿意与骗子联系在一起。
在恍恍惚惚中挤过嘈杂的人群，看着满地被轻雾包裹的湿淋淋的商品，踏着湿滑的石板路来到了工商所门前。
到工商所查被告的档案，是了解被告详细情况的最快途径。凭我们多年的办案经验，像被告这样的单位，在一般情况下，原告汇款的账户与合同上公开的账户是不会有存款的。所以，我们从档案中查询被告新的账户，才能采取保全措施。否则打草惊蛇，要不了多长时间，被告账上有再多的存款也会不翼而飞。
很快，我们在被告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账号，内心一阵窃喜。不用姜庭长吩咐，我很快就把开户银行与账号记了下来，这一切是那样的迅速且不动声色。
从档案中证实了蒋主任对被告所了解的情况。被告供销社的全部注册资金只有74.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占了36万元，流动资金仅38.5万元，从业人员是131人，分支机构倒有34个，并且全部被人承包经营。
查完档案已是中午时分，原告在外面等急了。我这才觉得肚子饿了，口也渴了。雾也散得差不多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我才发现，狭长的街原来有一里多长，长长的街上有一半以上的商店是供销社的。
银行中午休息，我们就在斜对面只有两三张破桌子的小饭店里坐了下来，我们要看着银行大门的动静，担心工商所是否会给被告通风报信。因为几十户承包人商店里的商品，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查封的。千里迢迢来到山城，不能有丝毫疏忽。
从天不亮到现在，马不停蹄，行李还在出租车上，可此刻，除了司机外，谁还有心情去品味这山城的午饭？
山城的麻辣，使我即便饥肠辘辘也只能望餐兴叹。姜庭长朝我使了一个眼色，看了一下我手中的卷宗包。我微微向他点了点头，匆匆吃了几口开水浇饭后就到车上后排，以最快的速度将民事裁定书，查询、冻结的通知书和介绍信，送达回证等材料一一填好，在填写这些材料时我左顾右盼生怕被司机或其他人看到。这种担心也许是多余的，但就怕万一。
银行的门开了，我和姜庭长在第一时间将查封、冻结的材料交给了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核对材料后没多说就将账本拿了出来。我隔着护栏歪着头很快就看到了账本上的余额是9万多元。一阵欣喜，虽说没有45万，但起码不枉跑这一趟。
走出银行大门，蒋主任他们赶忙围了上来，得知已经冻结了9万多元时，蒋主任露出了微笑，两位经理的脸上也明显有了些许暖色。
紧接着我们跨进了被告供销社的大门，沿街的二层楼老房子很简陋，走在窄窄的木楼梯上还“吱吱”地响。
赵主任不在。头发花白的武副主任淡漠地看着我们。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到来，因为账户被冻结，银行已经通知了他。
我将应诉材料提给武主任，可他木讷地看着我们，不接材料也不说话。
姜庭长微笑着向他解释。武主任还是没有反映，仍然呆呆地看着我们。
姜庭长继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向他说明送达签收的规定，语气平和缓慢。
最终，武主任憨憨地对姜庭长摇头说：“听不懂，一句也听不懂。”
一下子，我们都笑了起来。
姜庭长已经五十六七岁了，不会讲普通话，常州话外地人确实很难听懂。
我按照老庭长的意思做了一番工作之后，武主任才勉强在应诉材料的送达回证上签了字，但传票与查封、冻结的裁定书他就是不肯签字。
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不把关系搞僵，给调解留点余地，我们准备明天亲自送给赵主任。
临走我们一再强调，要他转告赵主任，希望明天对此案进行调解处理，希望把承包人徐经理一起找来。
一提到承包人，武主任很是委屈：“哪里能找得到人？他拿着钱早跑了，我们也在找他。”
“如果确实找不到承包人，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这45万元货款就只能由你们发包人承担全部责任。”我暗示他尽快找到徐开清。
傍晚时分，我们从山顶往市里赶。雾早已散尽，我突然发现这欢山很陡峭，盘山公路弯弯曲曲，汽车爬上爬下很是危险。我来时怎么没发现这样险峻呢？也许是当时雾大加上晕车没太在意窗外吧！这路高高低低，特别是急拐弯时，我们不由自主地在车里撞来撞去，我还真担心司机开得太快，掉下这深不见底的悬崖可就一命呜呼了。
司机笑着说：“没事，开得不快，我们每天都这样开。”
看惯了平原上的大马路，一下子不能适应，随他怎么说，一颗吊起的心直到市里才放下。
我们住进了刚开张且价格便宜的河滨大酒店。虽然还没有申报到星级资质，可是，宽敞、明亮、装饰一新的大酒店，真是好不气派，大约有二十层高，我平生第一次踏进这样的酒店。还没有走进房间，一股浓浓的新装修的味道扑鼻而来，墙面雪白，床单也雪白，给人的感觉特别卫生，真让人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新奇与激动。
为了节省开支，姜庭长决定一日三餐就在这酒店旁边低矮简陋的小饭店里吃。
晚饭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到酒店，直接上了楼顶，我太想看看美丽的山城夜景了。依山傍水的山城，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让整个城市层层叠叠排列成梯状，要是到了重庆不看夜景，那么就等于没到山城。
两个月前我从成都赶到这里就上了轮船，当时还为没有鸟瞰全市夜景而感到遗憾。
谁知电梯不到顶层，还要爬几层楼梯才能到。很多人是从外面赶来的，上去下来穿梭不息，使原本狭窄的楼梯更显得拥挤不堪，好不容易挤到了楼顶，小小的侧面露天晒台已是人满为患。
为何不建一个全方位的观景台呢？真是可惜！
我在别人的推搡中，看到了北面山上一片灯的世界，错落有致、交相辉映，比飞机上看城市灯火更有层次、更加绚丽；比地上看天上星星更加璀璨、更加明亮，真是万家灯火形成的灯的世界、灯的海洋！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我们都用在了翻山越岭、堵车及等待被告方的赵主任了，可这位主任就是避而不见，副主任还是不肯签字。
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等下去吗？
我们只能留置送达，通知被告方的赵主任明天上午九时到我们住的酒店进行调解。
连续几天赶上门，赵主任连面都不露，这样通知，他明天会来吗？不来怎么办？
坐在回去的车里，谁都不说话，弯弯曲曲的山路，再次把我们转晕了，又像是迷雾蒙蒙的天使我们无精打采。蒋主任在轻轻地叹息，显得很是疲惫，特别是韩经理，他那细皮白肉的脸终日耷拉着，没有一丝笑容。是他经手欠下的这笔货款，现在我们来了，别说承包人徐经理找不到，就连堂堂的供销社主任的人影都见不着，他的心情能好吗？
剩下的时间我们又去查询了被告的另外两个账户，不出所料，收到45万元的中国银行账户上存款余额为零；而合同章上的账户已于1992年12月7日销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希望明天原、被告双方能坐下来，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调解。
第二天上午，我们租用了酒店的会议室，韩经理在大厅里等着，而我们在楼上会议室里耐心地等着赵主任的到来。
等人是最心焦、最难熬的，大家都猜想着赵主任是否会来。我们是多么希望这次山城之行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随着时间一点点地推移，我们的失望也一点点扩大。韩经理在酒店门口不知来回张望了多少次，现在已是心力交瘁、两腿发软，低沉的情绪挂在了他的脸上。蒋主任时不时地唉声叹气，声声叹息无不增加了凝重的气氛。姜庭长不言不语呆坐在会议室里抽着闷烟，越发显得苍老，仿佛瘦长的脸上一下子又多了几道皱纹。我也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楼上楼下跑了好多趟，等得我惶惶不安。
已是午饭时间了，被告果然没来，我们浪费了半天时间不说，原告还白白浪费了165元租场费。
山城迷雾蒙蒙的天气，使我们看不到承包人的踪影，难道供销社主任也这么神秘莫测吗？
怎么办？千里迢迢赶来就这样回去？要是继续找还是找不到人怎么办？难道这几天我们找得还少吗？大家七嘴八舌。
姜庭长决定：下午还是上山，杀他个回马枪，成不成就看这一趟。
下午，我们又翻山越岭往欢山顶上赶去。
谢天谢地，赵主任果然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心中一阵暗喜，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家都缓缓舒了口气。
赵主任见到我们，慢吞吞地说：“我这几天每天开会不在社里，今天上午区供销社领导来了又走不开。”他看上去也不像遇事躲避、说谎的人，反倒给人以老实的感觉，这与欢山的整体环境很一致。
案件很简单，当务之急是要被告想办法拿出钱来还给原告。姜庭长很友善地讲明了来意，然后就微笑着等待他的回答。
我更是兴致勃勃、一丝不苟地传达着姜庭长的意思。
赵主任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既不回答，也不叫我们坐下，而是不紧不慢转身到他的办公桌前拿了一份材料，再慢吞吞地递给了姜庭长。我赶忙凑上一看，原来是一份已打印好的管辖权异议申请。
姜庭长定格在了原地，拿着材料的手在颤抖。
这无疑是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来之前预计的可能变成了现实。那么，我们只能打道回府。按照法律规定，不管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是否成立，武进法院必须进行再次审查并对此作出书面裁定。
蒋主任想不通，被告不花一分钱，就这么一纸管辖权异议申请我们就得回去？
蒋主任再次请求赵主任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提管辖权异议也不迟。
“不行！”赵主任的语调还是很平缓，声音还是很柔和，但他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斩钉截铁得像钢刀那样刺痛着原告的心。
法律是无情的，既然没有调解的余地，我们只能回去。
蒋主任还是心有不甘，据理力争，继而唉声叹气。
好在这次还冻结了被告账户上的9万多元，这对原告也是一个安慰，否则两手空空回去，蒋主任肯定无法接受。
山城阴沉沉的天，再度使我们的心情也跟着阴沉了起来，这下山的路还是那么弯弯曲曲，司机还是飞快地把我们转得晕晕乎乎。来这么几天，山城的天空，竟没露出过太阳，加上这案件，大家的心情怎会不格外沉重？
三、管辖之争
被告的一纸管辖权申请，毫不客气地把我们从千里以外的山城挡了回来。那么，武进法院以调解中心立案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院申请常州中院指定管辖。
很快，中院同意了我院的申请。不过，这样的申请一年只能几次，这关系到法院谁收诉讼费的问题。
合议庭当即合议，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因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交货地点为常州站。这是合同履行地的特殊约定，武进法院有管辖权。
蒋主任拿着裁定书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总算可以开庭了！”一副憨厚的苦笑。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被告还要上诉呢！”我给他泼了一点冷水。
“被告拿了钱既不交货又不还钱还有理了？”他愤愤不平！
果然，被告在上诉期的最后几天提起了上诉，这是意料之事。
常州中院于1993年4月19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了原裁定。
一场管辖权之争前后两个多月，现在总算落锤定音。
这期间，蒋主任不知前后打了多少次电话来催问，人赶到法院多少次。他没想到按照法律程序的规定，竟然几个月过去了案件还没有开庭。他最想不通的是被告一共交了50元上诉费，一纸管辖权异议让两级法院从寒风瑟瑟的二月审到了桃红柳绿的四月，法院居然还出了一份份裁定书，帮着被告合法拖延时间。
也难怪原告有想法，就我这个承办法官有时还想不通。管辖权异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被告合法拖延付款的最好办法，而事实上，只要在外地的被告又有几个不提管辖权异议的呢？法官也希望对管辖权异议的权利能有一定限制，或提高管辖权异议的收费，或对毫无道理仅是为拖延时间的被告进行一些经济制裁等。
其实，争管辖权拖延时间仅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当事人希望得到当地法院的保护，能少付尽量少付，能不付尽量不付。
蒋主任说：“这样事实清楚的案件，就算当地法院要帮，总不能判被告赢吧！”
“那倒不是！”我说。
他想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判决原告胜诉不等于就有了钱，执行才是关键。如何解决执行难，已是摆在全国任何一个法院面前的难题。
其实，争管辖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法院可以增加诉讼费！
增加诉讼费！一般人听来似乎不太明白，法院的开支是国家承担的，何谈诉讼费？法院为了创收还能公正审判吗？
殊不知，全国法院的办案经费严重不足，边远山区的法院，有的甚至连借用的法庭都被收回，到现在还有许多连起码遮风避雨的办公室都没有的。“在广西，大约有100多个法庭没有办公用房，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皮包法庭’‘游击法庭’。在安徽，因受严重水灾的影响，400多个人民法庭化为乌有”[ 1992年第3期《人民司法》
《新的一年 新的奋斗——记1992年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
本刊记者：宗河]。在河北“法庭挤在一间被废弃的大库房里，一下雨，开庭都得打着伞”。还有“法庭是一间个体户做冰棍用的东厢房，办公用具只有一张旧桌子、一个破长椅，屋里还有一个土炉子，开庭时，庭长蹲炉子，当事人坐门槛，听众来回转圈”[② ③ 1992年第10期《人民司法》
《贫穷地区也能搞好“两庭”建设》
作者：刘久江 阎杰]。还有四川山区的法院，进山办案是靠两条腿，一走就是几百里，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条件稍好一点的，骑着马，带着帐篷、锅碗瓢盆，案件办到哪，就在哪安营扎寨，进山或进草原一趟一两个月是常事。更有甚者，一位山区法院的院长不顾尊严含着眼泪向当地财政局长下跪。因为他们法院半年未发工资，有一位干警生病却没钱治……
院长下跪之举，震撼了全国法官的心。
想要尽快改变“皮包法庭”“游击法庭”的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在去年就大力提倡“发扬‘四千’精神，搞好‘两庭’建设”。已经提出了法院领导要“穷则思变，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广开言路，广开财路，广开门路，齐心协力搞好‘两庭’建设”③。
一切的一切，钱是关键，没有钱一切无从谈起。
虽说法院的经费有地方财政开支，但若地方财政也没钱，怎能给法院？
要是法院自己有收入，财政拨款当然就容易得多。在诉讼费“坐收坐支”的大环境下，不但当事人要争管辖权，法院为了自身利益也要争！
目前，全国法院系统正在提倡服务经济，我们武进法院也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这项活动。在武进法院辖区范围内，对年销售在五百万以上的大中型企业逐个进行义务法律宣传，指导他们如何签订合同来提高企业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并对所有应收款一一排查，对证据不足的引导他们怎样补救，对证据充足的鼓励他们提起诉讼。在服务大中型企业的同时法院也开拓了案源。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企业，实质上也是为了法院自身的利益。
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原告怎能知道？怎能理解？
现在二审管辖权异议裁定已下来，合议庭准备安排五月五日开庭。
突然，收到了欢山银行的一封信，他们要求从冻结的9万元账户中扣收4万元逾期贷款。并附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
真是无稽之谈！目前有几个企业没有银行贷款？如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那么，意味着今后法院查询、冻结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没有了作用，这非但于法无据，也不合情理。
从他们提供的合同上看，这4万元贷款被告单位不但用固定资产进行了担保，而且物资回收公司也为被告进行了担保。
我向领导汇报后迅速给银行一份回函，告诉他们：该案正在审理之中。依据〔(86)农银办字第13号〕《中国农业银行关于人民法院在冻结企业账户期间银行不得扣收逾期贷款和收取贷款利息的函》中的明确规定，本院不同意你所扣收该社4万元逾期贷款及利息。你所可以向该社的担保单位扣收逾期贷款及利息。
在这段时间里，院里在人事上作了调整。姜庭长因年龄原因调离了经济庭，由办公室丁主任担任经济庭庭长职务。
五月三日早晨刚上班，被告的一份电报和一封邮政快件摆在了我的面前：
电报是告知开庭传票已收到，但他们针对管辖权问题已向最高法院申诉，故请求延期开庭。
快件是被告向最高法院提起的申诉材料。
被告认为，两级法院均带有较大的偏向，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请求撤销原裁定。理由是：二审法院对合同第三条砍头去尾的认定方法，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混淆了代运制和送货制的不同概念，且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所在地根本没有管辖权，因而就应该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根据法律规定，申诉不停止裁定的执行，何况，即使申诉也不能越级，最高法院不会受理。
按期开庭？按照法律规定完全可以，申诉不是推迟开庭的正当理由。可是，被告想着法子拖时间，又是电报又是申诉材料，还会来吗？
合议后决定推迟开庭。
在发传票的同时给了被告一封回函：二审裁定书已生效，本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你向上级法院申诉，不停止裁定的执行。本院决定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八时三十分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否则将依法缺席审理。
5月12日，被告果然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不到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合议庭依法进行缺席开庭审理。
被告这样的态度，我真担心原告辛辛苦苦打了几个月的官司就算赢了，执行不到还是一场空。
四、无奈选择
判决书已写好，尚不能宣判，因为缺席审理的前提是确认被告已收到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而故意不到庭。开庭传票是用邮政快件寄的，目前，邮件查询至少要半个月。
“我们直接去山城查询。”蒋主任毫不犹豫。
“怎么？再赴山城？代价是否太大了？”我认为还是等邮局查询有了结果，判决生效了再去，这样就可以直接执行，起码账上冻结的9万多元可以拿回来。
他不同意。如果要等判决生效还早着呢！看被告这势头，即使判决了，他们一定还会上诉，要等二审结束起码还要几个月。所以，希望法院再去山城进行一次调解，与其等了很久判决了还是执行不到钱，还不如直接让一点给被告。他是怕赢了官司输了钱还拖了时间。
蒋主任那可怜无奈的样子，我的心一阵紧缩。
可是，上次赵主任慢条斯理就是不愿意调解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要是现在去了他还是不愿意调解，不是又白跑一趟吗？
“这事情我不敢隐瞒，已向县供销社领导汇报了，县社蔡主任很重视，他已通过山城友好社与被告的上级区社取得了联系，并表态：只要被告愿意调解，我们会做一些让步。刚好，这几天友好社联谊会在重庆召开，蔡主任就在重庆，而且，到时他愿意亲自到场进行调解。”蒋主任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这次山城之行上了。
既然如此，法院只能作好两手准备，再赴山城作最后的调解，如不成则宣判。
这几天，我们经济庭有七八个法官在成都重庆一带办案，在集中精力审理一批武进干燥厂的案件，要不是5月5日的开庭推迟到了12日，我也与他们一起去了成都，因为我也有几件成都的案件。现在，他们在成都的案件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正赶往重庆，我准备在重庆与他们会合。
晚上我收拾着行李，儿子听到我又要出差，就躲在一旁撅着一张小嘴，默默地掉着眼泪，晚饭也不肯吃，说我“说话不算数”。一副委屈的样子。
因为，19****要去市里参加“永成杯”独生幼儿“三优”艺术竞赛，我答应到时一定请假陪他去。现在我又食言了，他怎能高兴？
我把前几天他讲故事的录音特地放了一遍，到第二遍时，我特地把声音开得很大：“故事《小象冲凉》：夏天的丛林里，又闷又热，小象想找一个让自己凉快些的办法……”稚嫩的、清脆的声音弥漫着整个屋子。
“男子汉，妈妈不在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讲得很好……”
面对五岁的儿子我只能这样说，最后，我保证六一儿童节一定陪他到常州红梅公园去玩，这次说话一定算数。
可他还是撅着嘴，掉着泪，不理我。
儿子，你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妈妈呢？难道妈妈愿意“说话不算数”吗？不！谁叫我是法官，而你偏偏又做了法官的儿子！
5月16日拂晓，我带着这盒录音磁带，孑身踏上了再赴重庆的旅程。
这是我自到法院办案以来，第一次独自一人赶赴这么遥远的地方办案。我拎着行李显得形单影只，静静地乘火车到上海，再默默地转道上海虹桥乘飞机飞赴山城而去。
下午四时许，我跨出机舱刚踏上舷梯，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在停机坪上没走几步，火辣辣的太阳一下子就把我的汗烤了出来，气温足有三十五六度。而我还穿着棉质的内衣裤与春秋制服，真有那种从冬天一下子到了夏天的感觉，没多久，被汗水湿透的衣服紧紧地裹在了身上，胸闷气短，额头上、头发上的汗水开始往下流。
重庆这火炉，真让人一下子无法适应。
我向重庆和桥饭店赶去。
在闷热的汽车里，我又热又饿又乏力，真有中暑的感觉。不知穿过了多少高高低低的马路，车终于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低矮平房的门前停了下来。
这就是“和桥饭店”？我狐疑地看着。要不是门口有“和桥饭店”的招牌，还真无法相信这里有饭店。
就那么一间门面，进门就是美容美发室，用半截玻璃隔断的大约一米宽的走道通向后面的天井。
原来，走过天井小院，后面才是真正的饭店，有一幢三四层那么高的楼房。
我还没进服务大厅，就听到有人在喊：“来了，来了。”原来早就在大厅等我的韩经理看到我就大声喊了起来。还没等我站稳，我们经济庭里的五六个同事一下子涌了出来，使得像走道那样宽的总台前挤满了人。他们纷纷上来，帮我拿行李的拿行李，握手的握手，问长问短，那份亲热，那份同事间的情谊，顿使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其实他们也刚从成都赶来，只不过比我早到两个小时而已，今天我们如约在这里汇合。
我与老审判员童燕住一个房间。她原来一直在刑庭工作，前几天刚到经济庭，但这次出来却是委屈她当书记员。不过这次她能出来，对庭长很感激，圆乎乎的脸上笑意融融。因为法院有很多老同志到退休还未乘过飞机、住过宾馆。所以，经济庭在法院内部来说，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庭了，故也称为“热点庭”。谁要是能在退休之前到经济庭呆一两年，跟着年轻人出去办案的同时走一走、看一看，就是不错的待遇了。
暮色苍茫时分，晚饭开始了，大家叽叽喳喳就在这饭店简易的餐厅里款款而坐。
突然，一位高挑的女子姗姗而来，四十多岁，白白净净，长脸大眼睛，她本来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但现在却是一脸愁容，对别人的谦让几乎没有反应。
原来她是韩经理的妻子陆亚娟，丈夫失手欠下这笔巨款，她的心情可以理解。
第二天早晨，骄阳似火，我万万没想到才五月份重庆就变成了火炉。
上次来重庆，到处迷雾蒙蒙，终日不见太阳，沉闷潮湿。而如今，汗水湿淋淋，厚厚的春秋制服，看着就直冒汗。更糟糕的是：我没带夏装制服。
大街上，一些女子的大胆装束，确实让我大开眼界，上面的衣服短得不能再短，有的背心仅比内衣大一点而已，胃与肚脐眼毫不吝啬地裸露在外面，下面的裙子也短得不能再短，唯独黑黑的熊猫眼睛与红红的嘴唇与我上次看到的没有多大差异。我与她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穿着白色长袖衬衣与黑色长裙，不描眉，不涂口红，我走到哪里，人们都会投来怪异的目光，一看便知我是个“外来妹”。
我和童燕向欢山邮局奔去。
“面的”在太阳晃眼的盘山公路上吃力地爬行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了邮局。
运气不错，没多久就查询到了武进法院5月3日寄给被告的开庭传票的邮政快件记录，被告单位收发员的大名稳稳地签在那里。至此，该案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我院缺席审理合情合法，如果再调解不成，则依法宣判。
从邮局出来，我们将被告的另一账户进行了冻结，账面余额虽然不到3?000元。但这么做无疑是给被告一点压力。
一天下来，汗水早把我的头发浸湿了，汗珠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掉，衣服从早晨到现在一直是湿的，似火的太阳，烤得我头昏脑涨、又渴又累，以致脸色煞白。
晚上必须买衣服，否则中暑在所难免。
早晨起来，又是一个艳阳天。我和韩经理直接往被告的上级单位而去。
河滨区供销社的钱副主任全面负责此案。他和蔼可亲，矮墩墩的个子略有些发福。我们相互介绍了一下后就一起去了欢山供销社。
一路上钱主任与韩经理交换着调解方案，气氛融洽，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一踏进欢山供销社赵主任的办公室，他立刻笑脸相迎，倒茶递水，态度诚恳。一只晃悠悠的吊扇也开到了最快的速度，使这破旧的办公室有了些许生机。
调解的方案提了一个又一个，但差距很大。
韩经理作为原告方代理人很自然想争取被告多还一点，而被告则想少还一点。
赵主任一再强调说：“如果答应了做不到还是空的，仅徐开清一个承包人就骗走了300多万，还不知道其他承包人是否有同样问题，现在区社已派工作组对我社所有承包人进行排查，正在研究对策，如何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说完，停顿了一下又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有责任，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也是受害者。”他神情沮丧。
一番话道出了他的苦衷与无奈。他略带哀求的口气对韩经理说：“将已经冻结的9万多元给你带回去，其余的就算是支持我们贫困山区吧。”
“不行！”韩经理细细的声音斩钉截铁，要是这样还调解什么？冻结的钱本来就是囊中之物。
烈日当空，赤日炎炎，调解毫无进展，原告心急如焚。午饭过后，调解继续。
韩经理还是坚持上午的观点，30万货款，余款被告可以用物资相抵，利息及催款费用可以放弃。
赵主任还是坚持冻结的9万元，他哭诉着他不是不还钱，而是实在没钱可还，就这点钱还是银行贷款。
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应该全额退还货款并承担该款的全部损失。可是，依被告的现状，一下子要拿出45万元巨款确实有点不现实。如今欢山供销社遍地开花式的发包承包的改革方式，也值得总结。承包人每人手里一枚供销社的合同专用章，想盖就盖，发包人完全不能控制承包人的所作所为，到底以供销社名义签订了多少合同，被告一概不知。
现在全国各地类似的矛盾已像雨后春笋般显露了出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动摇，新的市场经济还需完善，由于双重体制产生的摩擦与缝隙，使得徐开清这类人有了可乘之机。这些问题如果再不引起重视，切实管理起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后果将不难想象。好在被告上级区社已经派人开始对被告单位进行了整顿。
目前被告的现状是确实没有钱，怎么办？
他们僵持的时间已经很久，我对赵主任说：“你们困难是事实，原告比你们经济条件好也是事实，可原告将货款45万元汇到你被告账户上更是事实，你们不能因为原告比你供销社经济条件好而要求原告放弃这么多，双方应该调整一下立足点，在还大部分货款的基础上要求原告让点步，这样才有调解的基础，要不是考虑到你社的实际情况，原告又有何理由要让步呢？所以，你们提一个切实可行的，原告能接受的方案，否则我们都不要在这里无谓地浪费时间。”
钱主任赶忙接上来说：“大家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说完便将赵主任叫到了一边。
过了十几分钟，钱主任将我叫到了一边，对我说：“欢山供销社确实没钱，待我回去向杨主任汇报，由区社帮他们借一些款，但30万是不可能的，你看，叫被告拿18万怎么样？余款我们还可以抵一部分物品。”他的态度非常诚恳。
被告总算有了明显的让步，这一让便是原来的一倍多，很不容易。
韩经理还是不同意。
时间已不早，我通知他们双方明天上午八点三十分到和桥饭店继续调解。
晚上，我与出差在郑州的原告方蒋主任电话联系，将今天的调解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又与已经在山城开会的武进县供销社蔡主任取得了联系，希望他能从江北区赶来参加明天的调解。
“我明天一定来！”电话里传来了蔡主任果断的声音。
明天能成功吗？我期待着！
第二天早晨起来，太阳依然像一团火球斜挂在天上，八点过后，被告方的赵主任与代理人额头冒着汗珠来到了我的房间，钱主任也来了，背上的衣服湿了一大片。
原本闷热的房间，一下子待了十几个人，更热了，床沿上坐满了人，一台旧电扇根本解决不了热的问题。
我抓紧时间主持原、被告双方进行协商，在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原告方的韩经理干脆地说：“一次性付款35万元，其余10多万全部放弃。”
“不行！本金的一半22.4万元，其余可以用物品抵满35万元。”被告方的赵主任也毫不含糊。
双方各执己见已快半个小时，他们脸上的汗珠在不经意间悄悄地往下滑落，韩经理只是随意地用手擦了一下，而赵主任干脆用头往手臂上擦。看得出，双方都很紧张也很认真。因为他们都清楚，每一个让步的背后，都意味着将失去来之不易、沉甸甸的人民币，钱！
他们自由商量的时间已经够长，要是能达成一致意见早就达成了。调解已经遇到了瓶颈，我提出：“被告拿30万元，剩余的15万加利息共计20万原告全部放弃，被告也不用物品再抵余款。”
“还是不行！我们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钱，至于物品，只要欢山供销社有的，任由原告挑选。”赵主任首先提出了异议。
30万元的调解方案，是千里之外蒋主任的意见。他一再强调：宁愿多让一点也不要拿货，路途这么遥远，把过时商品拿回去反而运输费也是倒贴。蒋主任表示，最终听蔡主任的意见，一切由蔡主任来决定。
已是十点多钟，小小的房间里气温明显升高，个个汗流浃背、面红耳赤，各不相让。
蔡主任怎么还不来？大家都期盼着这位决定性的人物能早点出场。
正在双方争执不休时，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蔡主任突然站在了房门口。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全部落到了这位风尘仆仆的大主任身上，随即起身让出通道，热情地让座。大家都清楚，真正决策的人到了，调解能否成功一切由他定夺，最后的方案得由他来出。
蔡主任先听了听双方的意见，无非是22.4万元与35万元之间的差距，他看了看双方，也没再做双方的工作，他四方的脸上带着微笑，语气平和一字一句地说：“本金的一半，被告必须在三天之内付清，其余原告全部放弃。拿到款后原告向法院撤回起诉。”
“好！好！”钱主任第一个叫了起来，迅速起身握着蔡主任的手抖动着连声说，“谢谢！谢谢！我们区社一定尽全力想办法把这笔款凑齐交到你们手上，决不辜负蔡主任您的一片情谊！”
此刻，房间里沸腾了起来，被告方的赵主任激动得两眼放光，也抓住蔡主任的手，由衷地感谢他对贫困山区的体谅与支持。
被告代理律师的脸上也喜气洋洋，自告奋勇由他起草协议。恐怕案件审理到现在被告方由他起草的所有诉讼材料中，这是他最乐意的了。
我也没想到蔡主任会这样爽快、这样慷慨。一让就是近30万元人民币！
怎能不激动呢？从提出管辖权异议到上诉、申诉再到拒不到庭，其争管辖权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少付一点款。谁知，今天调解却只要被告退还本金的一半，原告的实际损失却是近30万元，就是被告争回了管辖权也未必有这样好的结果。
既然双方已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原告就等着被告三天后的22.4万元货款了。原告只要一拿到这笔款，便向我院撤回起诉。故写好的协议暂不签字。
之所以这样做，是怕原告放弃了几十万元后还拿不到钱。万一被告未能按时付款，那么，法院还可以判决。
钱主任代表被告的上级区社执意要请吃饭，以表谢意。
他的邀请是真诚的。但我们还是婉言谢绝了，只要能早一天拿到货款，比什么都好！
案件算是暂告一段落，等钱拿到后便告结案。这几天紧张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
我这才想起，今天是5月19日，是我儿子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日子。
出来几天了，白天忙着办案，晚上忙着商量案件，我实在没有时间与家里联系。房间里的电话只能接，却不能打长途。与蒋主任联系，都是由他打进来。所以，晚上便不能离开房间。饭店总台有一部电话可以打长途，但总是挤满了排队的人。待商量完案件再去马路边公用电话上打，可又怕太晚吵醒了孩子。就这样，我除了到重庆的当天给家人报个平安外还没再打电话回去过。
吃完晚饭，我兴冲冲地来到了饭店门外马路旁的公用电话亭。
电话终于通了。拨通电话的时间虽然不是太长，可我仿佛等了很久、很久。我兴高采烈地问儿子比赛的结果。电话里，丈夫慢吞吞地告诉我：“很糟！他没有讲。”
我惊讶，怎么会这样呢？儿子已经练得很不错了，不但流畅，而且声情并茂。
我急切地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原来，丈夫要开会，所以请儿子班上的陈老师陪他去参加比赛。谁知，儿子上台后居然一言不发，撅着小嘴，耷拉着脑袋，呆呆地站在台中央，一脸的不高兴，任凭主持人怎么引导他，他就是不开口，场下爆发出了阵阵笑声。无奈，只能下来让别人继续比赛。
这下把陈老师急得满头是汗，在陈老师的努力下，组委会终于同意比赛结束时再给我儿子一次机会。
真是来之不易的机会。
儿子再次站在了舞台中央。谁也不曾想到，他还是呆呆的不开口。
下面再次爆发出了一阵哄笑。这笑声使主持人和陈老师很是尴尬。
陈老师也火了，在不远处冲他喊着：“讲呀！为什么不讲？为什么？”
“哇……”他站在舞台中央大声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他一边哭一边伤心地说：“别人都……都有妈妈爸爸陪……陪着，妈妈答应我的，她……她不来，爸爸也答应我的，也……也不来。”他边说边擦眼泪，把化了妆的脸搞得一塌糊涂。他这一哭，惊动了台下的评委与观众，也惊动了组委会成员，当然把陈老师的眼泪也哭了出来。台下反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没有了一点笑声。
组委会在了解了情况后，破例对上了两次舞台却没讲一句比赛内容、只会哭鼻子的比赛选手颁发了“蓓蕾奖”。
始料未及的结果。
儿子的这种举动，像一把无形的利刃刺进了我的胸膛，把原本调解案件后的轻松一扫而光，刺得我的心在颤抖、在痛。
我从行李箱中拿出了磁带，磁带变得模糊了，我真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听听儿子讲的故事。前几天在家时，儿子为了这次比赛，没少练，为了语气、节奏、吐字、表情，他是练了一遍又一遍，为了效果，我也一遍遍为他录音，然后放给他听，让他知道哪些地方还需注意，哪些地方应该保持原状。在我来之前，可以说他讲得很不错了。可谁知，居然是因为父母未陪他去而造成如此局面。我到这里的当天晚上，打电话回去时，他在电话里还撒娇地叫我一定要在比赛时赶回去，我当时就批评了他，儿子在电话里委屈地哭了。谁想到，今天比赛他果真砸了锅。刚才叫他来接电话，他不敢，怕我批评他。儿子这个样子，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我傻傻地看着这盒磁带，思绪很乱、很乱，一股强烈的做母亲的失责感直堵得我心发慌。
不知躺在床上看着手里的磁带过了多久，我隐约听到了儿子那清脆的、幼稚的声音在我耳旁响了起来，他那声情并茂的故事在我耳旁讲了一遍又一遍：
“故事《小象冲凉》：夏天的丛林里，又闷又热，小象想找一个让自己凉快些的办法……”
“故事《小象冲凉》：夏天的丛林里，又闷又热……”
五、险象再起
同事们在重庆的几个案件该查的查了，该做的工作也做了，童燕他们准备乘江轮回去。
5月21日清晨，我们七八个人说说笑笑来到了朝天门码头。码头上一派忙碌的景象，我们相互道别，而后目送他们背着行囊欢声笑语地登上了拥挤的江轮。
我独自站在赤日炎炎的江堤上，随着一声声低沉悠远的汽笛声，他们回家的轮船缓缓离开了喧闹的码头，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只有滚滚江浪继续有节奏地拍打着堤岸，阵阵的“哗啦”声传来，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单，仿佛是落单的小鸟，显得有点彷徨与不安。
昨天在电话里向法院领导汇报工作时，我就请求留下一人与我一起回去。可领导说：原、被告双方是自愿和解，被告对原告作出这么大的让步非常感激，所以付款不会有问题。况且，同事们想沿途看看三峡风光。
我只能独来独往了。反正明天就是22日，我拿到款后乘飞机回去，还要比他们早到家，就这么一两天的时间，有什么过不去的呢？这样一想，心里踏实了许多。
我漫不经心地回到了饭店。
走进房间，我大吃一惊！陆亚娟趴在床上“呜……呜……”地哭着，全然不顾我是否回来。
我毫无思想准备。为了节省开支，她早晨才搬到我的房间，我和童燕离开时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
我小心翼翼地给她递着毛巾，轻声地问她：“什么地方不舒服？”
此刻，她索性伏在床上放声大哭了起来，似乎憋了许久的委屈要一下子宣泄出来。
如此恸哭，看来，事情并不简单。
这时，韩经理来了，一脸的沮丧。陈经理也来了，一脸的沉重。问题挂在了他们的脸上。
陆亚娟除了哭还是哭，在我的一再劝说下，她突然大声冒出了一句话：“他害熬人，害得我没法活了，没法回去见人了，呜……呜……”
她冷不丁的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怪不得这几天没见她笑过，原来她不是天生不苟言笑。
韩经理像泄了气的皮球，低头坐在凳子上，显得萎靡不振，而且还带着点悲伤的感觉，对妻子的哭诉并无反驳之意。
我劝，没用，她反而哭得更伤心了，似乎并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意思。
我只能傻乎乎地站在床边看着她哭。突然，陆亚娟从床上滚到了地上，很快，双手拉着我的手，满脸泪痕、痛不欲生地跪在了我的面前：“你要帮帮我，帮帮我，我实在无脸回去见人了啊……帮帮我呀！他害煞我了、害煞我了，呜……呜……”
我惊愕，慌忙把她扶起，同时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快起来！快起来！”可她沉沉的身体软绵绵的，我根本扶不起她。如此场面我有点手忙脚乱。韩经理还是那么呆呆地坐着不动。我不明白，一个小小的法官，值得她这样吗？
相互拉扯了些许时间，还是陈经理上来解了围，将她扶到了床上。然后他坐回了原处，带着哀怨又伤痛的表情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出……出大问题了。”
我突然发现，他原本漂亮的大眼睛，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亮，眼圈有点红，眼睛里含着泪花。说完，呆呆地、有气无力地看了一眼一直低着头呆坐在旁边的韩经理。
“什么问题？”我被这凝重的气氛感染了，也有些紧张起来。
“我们，我们又……又被骗了75万元。”陈经理艰难而又痛苦地说。
“什么？又被骗了75万元？”我吃惊不小，缓不过神来，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45万元的案子，就算明天能拿到22.4万元，那么，他们供销社的实际损失已是近30万元。前事未了，怎么又会被骗了75万呢！这也太不小心、太不应该了。
韩经理将一份合同递给了我，双手明显在颤抖着。
我疑虑地接过合同，还是不相信这是事实！
是上个月签订的合同，供货单位是重庆果旺达贸易公司。合同从形式上看没有什么问题，看得出，韩经理已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合同上明确约定交货地点是常州，这样就避免了再有管辖权争议的问题，价格比上次与欢山供销社订的要便宜一点，而且合同上还明确约定供方将《车辆购置附加证》交到需方后他们才汇款。
一辆车出厂就一本《车辆购置附加证》，没有附加证就上不了牌照。他们这次是拿到了附加证后才汇的75万元货款。没想到还是被骗了。
“难道这附加证是假的吗？”我看着附加证不解地问。
“不假，我们到摩托车厂请人看过，也到车管所看过，都说是真的。”韩经理有气无力地回答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想着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要是第一笔生意失败就回去，那就是实实在在亏损了几十万元，那么，他们供销社想开辟一个常州规模最大的摩托车销售市场也就成了泡影。
于是，他们在向欢山供销社催款的空隙经常到摩托车厂附近去寻找商机，后来索性就住在了附近的招待所。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招待所里来了一位五十岁左右风度翩翩的女经理，她衣着打扮干净利落，谈吐气度不凡。她自我介绍，她的公司就在九龙坡区，主要经营摩托车批发业务。她与摩托车厂有长期购销业务关系，所以她公司批发的摩托车是直接到摩托车厂提货，保证质量且价格比一般公司要便宜。这年月，谁能直接打进摩托车厂拿到车，这档次与水平可见一斑。
碰上如此人物，韩经理他们当然是喜出望外，以为是上帝在眷顾他们，想让他们把上次的损失尽快补回来。
在相互交换了名片之后双方就算是认识了。
由于价格低且看了货，对方又提供了《车辆购置附加证》，还进行了验证，故这次一下子订了130辆，合同总金额为75万元。当韩经理他们拿到了130辆车的附加证后，便将75万元货款汇到了这位女经理公司的账户上。
原本想，这次生意像是进了保险箱那样稳当。谁知，问题出得比上次还要大，还要不可收拾。75万元货款汇出后，以前所看的摩托车还是不翼而飞了。附加证还在手里，而且是真的，但车就是不见了。
这一个多月以来，他们每天去要款要车，但结果是没款、没车。上次是承包人徐开清跑了还有供销社发包人顶着。可现在这个果旺达贸易公司，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实际上是个皮包公司，两间房子还是租的，该公司负债达到上千万元，每天上门要债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没想到看上去很有风度的女经理，会是这样的骗子。
怎么办？从法律的角度讲，他们供销社当然可以起诉果旺达贸易公司，而且又是一个案情简单、证据确凿的案件。可是这75万元的货款何时能收回呢？
为此款，韩经理的妻子陆亚娟将还在读中学的女儿独自扔在了家里，一过五一节便来到了重庆。因为她的表哥在重庆电厂工作，表哥的一个亲戚是果旺达贸易公司所在地派出所的女民警。他们为了此款先后做了很多工作，可至今仍未拿到一分钱。如此局面，陆亚娟怎能不哭？
奇怪，这么大的案件，我们法院这几天有这么多人在怎么不吭声呢？好歹人多主意多、力量大。这不，才走！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反倒提出来了，我真想不通他们为何会这么做！
“我们不敢说，要是别人知道了影响实在太大了，我们没脸回去了。”韩经理含着眼泪，沮丧的样子让人看了有点难受。
而他的妻子还是一边哭一边在骂他害死人，害得她没法活了。陈经理也像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含着眼泪，目光呆滞，坐在一旁静默不语。
“蒋主任知道吗？”我急切地问。
“知道，但单位里的其他人还不知道！”
这75万元又被骗的情况，蒋主任实在难以启齿再向县社的蔡主任汇报，前后两笔100多万元，要是传扬出去，对他们供销社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这年月，一个小小的供销社一下子损失这么大，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这可是社员的股本金血汗钱。
怎么办？我立刻汇报，法院领导很重视，要我协助原告了解一些外围情况，以便确定下一步该如何处理。
刻不容缓，我迅速找了女民警等知道情况的所有人员。
到了晚上，在郑州开会的蒋主任打来电话，他带着哀求的声音对我说：“你无论如何都要帮帮我们，帮我们想想办法，我实在是无法交代，无法交代了！”一种无助的、对法官企盼的声音，使我听了心情非常沉重。
整整一天，陆亚娟哭哭啼啼，不吃不喝，嘴里不时地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不想活了、没脸活了。”看那痛苦的样子，我真怕她有什么傻念头。
这里的空气是炎热的、悲伤的、窒息的。
已是午夜时分，哭了一天的她，累了，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来到窗前将窗帘掀起一角，山城的夜色还是那么灿烂迷人，万家灯火还是那么璀璨，马路上的车灯还是那样轻轻地在飘移，我们这扇窗透出的灯火，溶入这灯的世界，还是那么和谐。如此恬静、柔美，如此如诗如画般美丽的山城夜色，给人以盈盈流水般无限的遐想。可这扇窗里人的思绪与心境，与眼前华美的景色，怎会出现如此反差呢？我想不通，也不愿想，如此美丽的山城我怎么也不愿意与骗子联系在一起。
明天就是调解交款的日子，这22.4万元会不会有问题？我真担心如果连这笔款也拿不到，原告会是怎样的反应？看着这满眼迷幻的灯光，我有点惴惴不安。
我拿出卷宗，趁着午夜的宁静，带着疲惫的身心，认真准备着明天去银行解冻划款的一套手续。
六、意外风波
第二天早晨，河滨区供销社的钱主任笑容满面准时来到饭店。
他说：“为了凑齐这笔款，我们对辖区内所有供销社下达了行政命令，将各供销社手头上的现金全部调集了起来，款到今天下午便可以全部到位。”
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了许多。真是不容易，要不是区供销社出面协调，仅凭被告来付这笔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看着这位和蔼可亲的钱主任，我心存感激。
上午，我想把冻结的9万元先划到法院账户上。
我们向欢山银行赶去。
到山上，被告方的赵主任与会计已经在银行门口等我们了。
赵主任提出，法院解除冻结后，不用直接划款，他保证将此款以他们社的名义汇给原告供销社，并办好汇票。这样做无非是想给银行留点好印象。
韩经理当然不同意。其他的十几万元货款还没到手，他担心法院一旦解冻，到手的钱又飞了。他已经被骗子吓怕了。
我也不敢这么做。在手里的鱼要是不慎又让它跳进了河里，我也无法交代。
被告似乎也能理解我的心情，最终还是同意由我直接划款。
来到柜台前，我将午夜时分填写好的《提前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及《协助划拨(提取)存款通知书》介绍信等一套手续递给了这里的办事员。
他看了看手续，随即与旁边的办事员低语几句后，那人便离开了营业厅。
要是以往，如此举动，我心里肯定发憷。为了储户的利益，他们会去通知被告增加划款难度。
可今天被告亲自陪同在现场，我心里很是坦然。
不一会儿，营业部主任出来了，他趾高气扬地说：“划款可以，但必须扣除4万元到期贷款。”
我愣住了，看了一眼钱主任：“怎么回事？”
他一脸茫然，赵主任也显得有些不安。
在法院冻结的存款上扣贷款，当然不能同意，完全不符合有关规定。此事，我院已函告明确，现在怎么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必须划拨9万元。”我坚持。
“必须扣除4万元。”营业部主任也坚持。
无论我怎样解释，他就是不同意。
赵主任低声下气求他也无济于事，钱主任信誓旦旦保证这4万元贷款由区社负责协调解决，他也不允。
双方已陷入僵持状态。
我将钱主任及韩经理叫到了一边，商量对策。
韩经理情绪激动，认为法院必须把这9万元划走。
赵主任认为再做做工作，不要把关系搞僵，供销社今后的发展离不开银行的支持。
营业部主任一副高高在上蛮不讲理的样子，于情于法我没有理由不划拨这9万元。他们收不到贷款完全可以起诉供销社，也可以起诉担保单位，怎么可以从法院冻结的账户上来扣贷款呢？
如果银行一意孤行不协助划款，那么，我可以请求当地法院的协助。同时，向我院长汇报，请求批准对银行这种不协助的行为进行1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个人进行司法拘留十五天的强制措施。这些材料我都随身带着，在出差前院长在此罚款决定书及拘留决定书上都签了字并盖了法院公章，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在外办案以防万一。
事发突然，钱主任急切地向区社杨主任汇报。紧接着他将电话交给赵主任，过后赵主任又将电话给了钱主任，轮流往返几次，最后，钱主任把电话给了我。
杨主任对银行的做法既气愤又无奈，她说：“你先划5万元，其他4万元由我再做做工作，如不成，我负责把这4万元补上，但要给我一两天时间。”
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退一步了，否则真要硬来进行罚款、拘留，不知要费多少口舌、多少精力，才能真正把款划到我院账上。而且搞僵了确实也对被告今后的发展不利。不过，在我还没拿到一分钱的情况下，就眼睁睁地看着这9万元一下子少了4万元，我也不能答应。万一余款不能执行到位，和解不成需判决，这岂不是我的重大失误？况且现在的原告再也受不起伤害。
我对杨主任说：“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