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着天上的星星，用心向她呼喊着，难道我不想做一个好母亲？难道我真愿意让这么小的儿子承受这样的离别痛苦与煎熬？不！我不愿意！只有天上的星星才真正知道我这个普通母亲的心。不管我走到哪，不管我在哪个城市的电话亭旁，您都眨着眼睛静静地倾听了我与儿子心灵的对白，见证了我们母子连心的呼唤。
一、携子出差
若是在过去，领导安排我外出办案，哪怕儿子生病、丈夫到外地出差，我从没半点含糊。可是，这次庭长再叫我去南昌，我犹豫了。
这次不是孩子没人带，更不是案件难办，而是几个月来使我内心无法平静的那封举报信。
丁庭长看到我没有平日的爽快，似乎明白了什么，突然“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说：“你平日风风火火什么都不怕，怎么一封信把你吓坏了？”他见我没接他的话，又说：“都过去两个多月了，还是放不下？”
他哪知道，我内心的委屈早已使眼睛模糊。
“这案件本来就是老林办的，应该让他去！”我的推辞事出有因。半年前，老林为了铜件厂的案件已去了一趟南昌，原、被告双方当场达成了和解协议，为了今后的业务往来，原告申请撤回了起诉。可是，22万元货款被告从去年至今仍分文未付，故原告才再次起诉来院。
丁庭长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他改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这次是原告点名要你去南昌，这也是我和宋院长的意思。你一个月内就为原告厂办结了四起案件并全部执行，原告非常满意。老林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上次去南昌在返回途中发生车祸，人虽没受伤但使他至今心有余悸……”
此番情理交融的话，使我左右为难，再一次陷入了沉默。然而，几个月前酸甜苦辣的江西之行让我刻骨铭心……
1993年9月8日那天，我与以往一样，案件到手，说走就走，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晚上的火车出发。
下午三点多钟，丈夫突然电话告知我，他刚接到了通知，明天他也必须启程去外地。
我出差他也出差，五岁的孩子谁带？众所周知，律师的工作有着一定的特殊性，时间受制于别人的多。当然，律师确有特殊情况，可以申请法院延期开庭，但这个“特殊”，必须有正当理由。如果仅是为了照顾孩子日常生活而向法院提出推迟开庭，那么，天底下有哪个法官会同意？
我只能推迟出差的时间或者干脆换人审理。
可是，原告康灵制药公司是第一次诉讼，这个中型企业是我们法院上门服务的重点，该案件结果的好坏将决定以后原告几百万被拖欠货款是否采取诉讼手段来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许多案件中他们挑选了南昌这一件，这是他们去了十几趟，还作了降价让步都没有收回一分钱的联营企业。
为了这次出差，原告找关系买到了两张硬卧车票，因为凭法院的介绍信与工作证也只能买到硬座票，所以与我们同行的供销员小蒋也只是坐票，现在他已经在来法院的路上，我没法通知他返回。
丁庭长下乡还没有回来，无法与他联系。庭长不在家，临时换人也不可能！
我很想与以往一样克服困难，可我们夫妻双方的父母均不在身边且年老有病，平时都需子女照顾；邻居老周家的老丈人最近重病在床，生命垂危，孩子不能放在他家；幼儿园的潘老师这几天重感冒发烧，那儿也不行！
既然换人不成，我又无力克服困难，那么只能推迟出差的时间。
已近下班时分，小蒋拎着行李笑嘻嘻地来到了我的办公室。面对这位身材单薄的小伙子，他一副准备就绪的自信模样，我实在难以启齿。他跑前跑后忙着整理材料，忙着立案，忙着买票，更怀着一种对法律的好奇，现在离上火车没多少时间了，突然变卦，他会怎么想呢？
稍许，我歉疚地对他说：“实在抱歉，今天我们不能去南昌了！”
“什么？”他凹陷的大眼睛瞪着我，狭长的脸上宽厚的大嘴巴微张着，右嘴唇上的一颗黑痣明显地凸在那里，似乎也在责问我为什么？
书记员老赵闻听也站在了我的面前，吃惊不亚于小蒋。这位满脸皱纹的老同志，是退休后来法院帮助工作的，平时担任书记员及部分内勤工作。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如果小蒋用瘦来形容，那么，老赵就是皮包骨头，颧骨凸出两腮凹陷，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肉。老赵的姐姐在南昌，已十几年未见，他即将见到姐姐的热情一下子被我打击的回不过神来。
他们如此惊讶的样子，我内疚难受。
经过几分钟的心理调整，当他们知道原委后一致认为：“带着孩子一起出差！”
带着孩子一起出差？哪有法官一手夹着案卷，一手挽着孩子办案的？何况案件不止一个，再说南昌我没去过，那里的治安情况如何？前不久还听说南昌市内出租车司机被杀死在车里的新闻。
这样大的事情，即使我同意了，丈夫同意吗？领导同意吗？
我忐忑不安。
老赵打包票，到了南昌，白天办案把孩子放在他姐姐家，由他的姐姐照看，尽可放心。
小蒋也保证，孩子由他背，不会让孩子累着。他怕我不相信，又补充说，他最喜欢孩子，平时在家他的儿子也是由他带。
我的鼻子有点酸，知道他们全是好心。
他们都在等着我的回答。可是还有另外一件案件在九江，尽管是调解中心立的案，但毕竟不是去玩的，而且被告厂已经停产半年之久，这次去，还不知要碰上什么情况，我带着孩子当事人会怎么想呢？老赵又这么大年纪，他的姐姐在南昌可以帮我带孩子，到了九江谁带呢？
“孩子由我带！反正我们准备从九江乘轮船回来。”小蒋是认真的，尔后又解释说，九江的船票紧张，等票期间有孩子和他做伴岂不更好！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言词诚恳，眼看就要下班了。我在他们的催促下，打通了丈夫的电话。
“胡来！”丈夫当然不同意，出去不是一天两天，孩子本来体质较弱，万一病了怎么办？心挂两头能办好案吗？
丈夫的顾虑不无道理，但我知道，无论我做出何种选择，丈夫最终还是会支持我的。
丁庭长还没回来。到底怎么办？在他们俩的怂恿下我们一起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宋院长四方的脸上那双大眼睛透过黑边框的镜片始终流露出慈祥的目光，当他了解了情况后，沉思片刻便允许我带着儿子去江西，并嘱咐我：“安全第一，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小蒋和老赵高兴地连声对院长说：“谢谢！谢谢！”那种喜形于色的表情，仿佛带的不是我的儿子而是他们的孩子似的。
既然这样，我立刻往幼儿园赶去……
夜幕完全笼罩了火车站，丈夫抱着孩子送到了站台上。火车徐徐而来停在我们身旁，他又抱着儿子挤上了火车，找到了我们的位置，他对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下的儿子说了声“听妈妈话！”就匆匆下了车。
火车在轨道上缓缓滑行，丈夫在昏暗的灯光下挥动着右手跟在我们的窗前，用担忧的眼神看着我们母子俩，使我有点惴惴不安。能不担心吗？他明天也要出差，我们各奔东西将无法联系，所以我们只能默默地各自祈祷着，祈祷着我们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火车在深邃的夜空中悄悄地离开了常州。
儿子东看看西摸摸好奇而兴奋的可爱模样，逗得小蒋与老赵乐呵呵的。
列车上的灯熄了，“咔嚓”“咔嚓”列车前进的声音在继续着，儿子躺在我身旁，人随着列车的节奏而微微晃动着，为了躯赶蚊子与蟑螂，我特意在自备的浴巾上洒了一点花露水，这样使闷热异常且散发着异味的车厢里有了一点清新的感觉。也许是因为这铺位太窄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带着儿子担心的缘故，我难以入睡……
二、广场回忆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南昌县的向塘车站下了车，换乘的中巴车大约开了一个小时到了南昌市，住进了八一广场附近的新昌饭店。
房间就在饭店一进大门的右边，放下行李顾不得梳洗，拿着地址一路询问，去了老赵的姐姐家。
她家在南昌火车站附近的老居民住宅区，两幢居民楼之间狭窄的走道成了小商小贩买卖的地方，熙熙攘攘，拥挤不堪，就在这“繁华”之处，跨过菜摊找到了就住在一楼的老赵姐姐家。满头白发的姐姐突然见到多年不见的弟弟时，又惊又喜，激动得眼睛都红了。
相聚的兴奋稍许平静，老赵便说出了我的特殊请求。
婆婆那慈祥的圆脸更是笑开了：“没关系！没关系！当然放这里！”她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婆婆认真地问了一些具体问题：一顿要喂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等。
见到婆婆如此细心，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不过，她哪里知道，我经常出差，儿子从小丢东放西，哪有这么娇气？当我告诉她：“我儿子二十一个月就会拿汤匙自己撅着吃饭，从那时起我就没喂过他。他不但会自己吃饭，还会自己穿衣、自己洗脸。”
婆婆瞪大了眼睛很是惊讶，带着怀疑的眼神对我说：“我家小孙孙已上小学二年级了，每天吃饭还要喂呢！”
我拉过儿子的小手，低头问：“梦梦，要不要婆婆喂你吃饭？”
“不要，我自己吃饭！”儿子仰起头自豪地回答，那神情似乎真是个小大人。
大家看到他这样都笑了起来……
从婆婆家出来，我们就在新昌饭店旁边的小饭馆里随便吃了一点，吃完晚饭，我带着儿子就往广场走去。
这里的一切对儿子来说实在是太新奇、太有诱惑力了，真有点目不暇接。
著名的八一广场太大了，儿子一会儿跟在骑小三轮车的孩子后面，一副眼馋的可怜样子；一会儿又到小商贩那，看着卖玩具的耍着花样；一会儿看着别人吃棒棒糖，想要又不敢向我开口的那副故意克制的奇怪笑脸；一会儿又随放风筝的一路小跑；更有散步的与躺在地上准备过夜的，儿子看着他们，好奇地问我：“他们为什么住这里？是不是这里好玩？”他看着高高的纪念塔又问：“这大烟囱为什么不冒烟？”
“这是八一纪念塔。”
“什么是八一纪念塔？”他的好奇，有时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算恰当。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八月一日那天，解放军叔叔打坏蛋，把坏蛋打倒了，在这广场上开会，庆祝胜利，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就建了这座纪念塔。”
他似懂非懂地听我讲着，一张小脸紧绷着说：“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叔叔！也打坏蛋！”他的表情逗得我们忍俊不禁。
儿子完全融入了广场的氛围中，跳跃的身影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搞得小蒋只能跟着他一路小跑。只有老赵独自漫步在广场上，远远地看着我们。
在平时，我要么出差，要么下班忙家务，忙学习，哪能像今天这样牵着他的小手漫步在这样的广场上呢？他更多的是感受到爸妈不在身边那种无助与害怕，使小小心灵无数次地领教了父母的“冷酷无情”。
就说这一年里，去年9月份我到昆明办案，一走就是二十几天，中秋节、国庆节我一人在彩云之南遥望着家乡，默默祝儿子节日快乐，10月中旬到家，12月我又去了成都，由于案件复杂，元旦过后直到今年1月上旬才回家，2月份元宵节刚过，我去了重庆，从重庆回来不满一星期，3月初领导又安排我去青岛，因为涉及标的巨大，时间紧迫，在丈夫出差成都未回的情况下，我把儿子放在邻居老周家就走了，儿子的哭声至今还在我的耳旁响着，5月份我又去了重庆，从重庆回来没赶上儿子的六一儿童节，6月份儿子出水痘，一连发烧几日，可我马不停蹄到丹徒、无锡、镇江等地结了九件案件并执行了四件，儿子痛苦伤心的样子使我没少落泪，至于平时下乡晚回来更是家常便饭。
记得去年春天下着小雨的那个晚上，他爸爸出差在外，我下乡回来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我冒着沥沥淅淅的小雨赶到潘老师家，儿子在老师家吃过晚饭后已睡着了。
我从潘老师的床上抱起儿子，看到了儿子眼角的泪痕。为了不惊醒儿子，我把自行车就停在了老师家的楼道里，打着雨伞抱着儿子一步一步地往家里走去。雨声、走路的沙沙声，加上这路边幽暗的路灯，显得有点凄凉。我越走越觉得饥饿乏力，由于一手要撑着伞，孩子时不时往下滑落，我没走几步就要把儿子往上托一托，这一里多的路程，走得好累好累，就在离家不远的拐弯处，我突然滑倒了，我和孩子重重地倒在了泥水里，雨伞也被甩在了风雨中。儿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猛烈一跤，吓得“哇哇”大哭了起来，当我爬起来抱起儿子哄他不哭时，我的脸上除了雨水，自己的泪水也在静静地流淌。我抱着湿淋淋的儿子往家里走去，这时我看着别人家的窗户里都透着灯光，而我家的窗户却依然是黑漆漆的，心里不免有点酸楚，我傻傻地想着：我家的灯要是也亮着该有多好啊！有人为我开门，有人为我端一杯热水、一碗热饭，哪怕听我一句委屈的诉说。
回到家，也就回到了现实，春天雨水的阴冷渗入骨髓，赶快烧水为儿子擦洗，把他安顿好，看着他躺在床上时，我这才处理了一下自己隐隐作痛的手背，暗自庆幸只是擦破了一点皮。
这时，我饥肠辘辘、浑身无力，倦意袭来懒得去做饭，看着一堆湿漉漉的衣服，更不想去洗。
说烧饭无非是煮一碗面条而已，因为厨房里除了常备的干面条外也没有其他可吃的。所以，邻居们经常调侃我们夫妻是一对“排骨”，丈夫一米七六的个子只有一百斤出头，而我的体重也一直在九十斤上下徘徊。
不想做饭还得做，不想洗衣还得洗，因为到了明天又是一天的开始，我现有的经济条件还不能请人洗衣烧饭，相反，我们夫妻俩经常出差，就电话费这一支出，使我们经常到月底还得向邻居借一点钱用。就在儿子不满周岁时，我丈夫到省城学习一年，他一个人的工资自己花销有时还不够，而我一百十几元的工资收入除了付给婆婆每月80元工资外，剩下的钱就是我们三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
记得有一次庭长叫我去上海诉讼保全，当时家里一共只有15元钱，我把10元钱留给了婆婆，自己带了5元钱去了上海。那天在上海整整奔跑了一天，直到下班时分，在第六家银行终于全额冻结到了60多万元银行存款。吃完晚饭已是晚上九点半钟，美丽的夜上海灯光闪烁、车水马龙，可我的心却飞回了家，丈夫在南京学习，未满周岁的孩子交给刚来不久的婆婆我实在放心不下，而且明天是约定付婆婆工资的日期！
上海到常州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将近二百公里的路程。已这么晚了，原告及书记员还处在取得成功的喜悦里，说什么也要在上海住一晚。可我去意已决，当我买票乘火车回到常州已是凌晨三点多钟。回到家，放下卷宗行李，我又往汽车站赶去，我要回娘家借些钱。
向养育我的老人借钱，实在于心不忍。当拄着拐棍的母亲哆哆嗦嗦地把皱巴巴的两百元钱放到我的手上时，我看到她的眼圈红了，她心疼地对我说：“日子怎会过到这个样子！”她叹息地摇了摇头。她不止一次说过，在农村可以几天乃至更长时间没有钱不要紧，可城里人哪怕一天没钱都不行。她一再叮咛，今后没钱不要硬撑着。
接过钱，觉得沉甸甸的，一种既暖又烫的感觉堵在心口，让我的心有点发颤，手也在发抖。
在这几年中，日子过得真是紧紧巴巴。而孩子碰上我们这样的父母，比其他的孩子多吃苦更是不在话下。
我生下孩子出院后的第二天，丈夫就出差去了河南。在月子里，我姐忙里抽空隔天来回奔跑几十里路来照顾了我十几天。因为她也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她只能冒着酷暑两头跑。
待丈夫举着一个红色吹气的塑料大金鱼回来时，儿子已满月，当他高兴地在逗着孩子玩时，我躺在床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孩子出生五十六天，按照规定我上班了，孩子由请来的婆婆照看。由于我报考了法律自学考试，月子里，我就躺在床上看书，多少次，书被我姐扔在了地上，责骂声听得是那样的温暖。
考场设在城郊结合部的武进电视大学，考试那天，上午考完来不及回家，否则我将无法准时参加下午的考试。在校园内的树荫下，我坐在垫着废报纸的地上啃着自备的冷馒头，想着才出生六十几天的孩子没奶吃，喉头哽咽着。
考完试，我拖着疲惫虚弱的身子骑自行车回到家，天色已晚看到儿子在哭、丈夫在怨、婆婆直摇头。果然，弱小无助的孩子在家饿得“哇哇”大哭，就是不肯吃奶瓶，在这整整一天里，婆婆只能用汤匙喂了他几次糖开水。我像是犯了大错误的人，心里直觉得理亏。
在以后的两年中，我要工作、学习、带孩子、忙家务，日子过得像鞭抽的陀螺，高速旋转着。由于是自学考试，也由于我已经有了大专文凭，故在我自学法律的两年多时间里不能再享受任何复习的时间。工作不能耽误，学习只能挤晚上的时间，每次临考前，晚上哄孩子睡着后我就到办公室看书到深夜。虽然每次考试门门通过，可我的儿子几乎没有一次不生病。有一次半夜把高烧不退的儿子送到医院挂急诊，由于药物过敏，孩子身上出现了大块红疹风团，天亮后还是红块不退，可我考试的时间逼近，内心的矛盾使我抱着孩子发愣，犹豫再三，最后，我还是把儿子往他爸手里一放，奔向考场。为此，丈夫动了真格不理我好长一段时间。也就是在儿子两岁多时，我终于拿到了法律大专文凭。
现在儿子总算五岁了，虽然他比其他的孩子要懂事一些，可孩子毕竟是孩子，当我们父母都不在他身边时，他的哭喊声实在是把我的心撕得粉碎……
今年3月初，我刚从重庆回来，庭长又安排我去青岛，由于是700万的巨额标的，当天必须动身。
案件就是命令。可丈夫出差成都未回。
临时的决定，儿子的问题我只能与邻居老周家商量，老周夫妻俩二话没说同意了我的请求。
就这样把儿子托付给邻居后，我带上书记员就去了青岛。
人是到了青岛，可我牵挂的心一刻也没放下，特别是到了晚上八点钟更是难以控制。这是我们母子俩约定的通话时间，每当这时，我儿总是早早守在了自己家的电话机旁，等待着我拨打的铃声响起，通完电话他才回到老周家睡觉。因为，到目前为止，整幢大楼就我们家刚安装了住宅电话。开始几天，儿子还只是叫我快点回来，可到了后来的几天，他的哭声一天比一天厉害，拿起电话只会“妈妈……妈妈……”哭个不停，任凭我在电话里怎么劝说也无用。我哄着他，告诉他已为他买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漂亮海螺，吹起来的声音“嘀、嘀、嘀”很好听，可他还是一边哭一边说“不要……不要……妈妈……妈妈……”儿子越哭越厉害，越哭越伤心，这时我嘴上还在责怪他不能这样不听话，可我站在马路边的公用电话亭旁也已泪流满面，就差像儿子一样哭出声来。
我傻傻地站在马路边的树荫下，幽怨的路灯闪闪烁烁，丝丝凉风像吴侬软语，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似乎有意要偷看我思儿的泪花。
老周告诉我，他爸是每天晚上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打电话回家，他回家的时间还无法确定。这时我在电话里还能听到儿子“妈妈……妈妈……”的阵阵哭喊声，还能听到老周妻子哄我儿子的声音。此时此刻，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儿子的身旁。老周说，这几天，孩子一吃完晚饭就哪儿也不去，抱着我的一件汗衫回家呆坐在电话机旁，不玩也不吭声，唯恐错过了爸妈的电话。这一件我临走时换下的还没来得及洗的汗衫，还带着我的汗臭味，可儿子视它如珍宝，他除了上幼儿园，其余时间不管在任何场合都抱在怀里，连吃饭、睡觉都不离手。谁要动了这件汗衫，他就发怒，就跟谁急。所以，只能看着他抱着汗衫坐在电话机旁等着，爸爸的电话一来，还没说上一句话，他就“爸爸……爸爸……”泣不成声，我再打来他再哭“妈妈……妈妈……回来……回来……我……我乖……我听话……妈妈……妈妈……”一个晚上我除了让儿子哭以外，还是哭。
老周突然接过电话大声吼着对我说：“我五十多岁了还没见过你们这样狠心的父母，孩子这么小，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快回来吧！不是我不帮你们，实在是孩子太可怜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孩子的伤心恸哭已使老周对我产生了极大的不满，他的精神似乎也崩溃了。
老周的指责与批评使我的心里更加难受，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在脸上滚落着，我强忍着自己酸酸的心痛，请求他的原谅，更感谢他们对我家无私的帮助。
挂上电话，我望着天上的星星，用心向她呼喊着，难道我不想做一个好母亲？难道我真愿意让这么小的儿子承受这样的离别痛苦与煎熬？不！我不愿意！只有天上的星星才真正知道我这个普通母亲的心。不管我走到哪，不管我在哪个城市的电话亭旁，您都眨着眼睛静静地倾听了我与儿子心灵的对白，见证了我们母子连心的呼唤。
我有点后悔，不该出这趟差！
就这样，我在青岛一个多星期，一个月的工资全泡在了昂贵的电话费上，可还是没有减少我对儿子的那份牵挂与内疚，更没能使儿子受伤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我丈夫也没有回来，他还在重庆到南京的江轮上，滚滚长江阻隔了他与儿子的联系已有几天。可我的儿子还是每天执著地傻傻地抱着我的汗衫呆坐在电话机旁哪儿也不去！老周告诉他，爸爸妈妈在回来的路上，不会打电话回来，可他就是不听，就是呆坐在电话机旁，时时刻刻盼着电话铃响起。
我见到儿子的那一刻，在抱起他的同时把海螺塞给他，这时儿子撅着小嘴把手一推说：“我不要，我不要！”儿子嫩嫩的双手搂着我的脖子，脸贴着我的脸伤心地大声哭着，他委屈的一边哭一边说：“爸……爸、妈妈都……都不喜欢我了，都……都不要我了！”看到泣不成声的儿子，我的心碎了。
今天，看着八一广场上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儿子，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在外办案期间的那份踏实。
儿子尽情地从广场北区跑到南面的纪念塔区，又从南面再跑到北面的人群聚集区，看着儿子与小蒋嬉戏追逐的身影，我时而也跟在儿子身后疯跑，心也在荡漾着……
三、突发急病
回到饭店没多久，儿子卷曲在床上。“妈妈，痛！肚子痛！”他紧锁眉头脸色开始泛白，欲呕吐又吐不出，想拉又拉不出。
怎会突然肚痛呢？是受凉了？不会！这9月初的南昌天气炎热，郊外的孩子还在光着屁股玩，儿子在车上见了还刮着自己的脸说“羞！”那么，是晚饭不卫生？也不像，要是食物中毒我怎会没反应？
我赶紧将带来的氟哌酸胶囊喂给他吃，但还是止不住他的腹疼。一阵疼痛袭来使他哭喊着抱着肚子叫“痛”，不久便开始拉肚子，一连几次的折腾，拉的孩子浑身软软的。
我心里又急又疼，刚到这里就这样，苦了孩子不说，案件怎么办？看着孩子满脸泪痕痛苦的样子，心里很是矛盾，儿子是过敏体质，不能随便用药，这半夜三更又是初来乍到送不送医院？就在前不久，南昌法院经济庭的一名法官，在外出办案期间，因突发急病献出了他才三十多岁年轻的生命。想到此，不寒而栗！
好在儿子不发烧！
我抱着卷曲的儿子坐在床上，轻轻地按摩着他的肚子，一边安慰说：“马上就不痛了，不痛了！”
这情景，不由让我想起了儿子多次住院的难忘日子。
儿子不满两岁时的一次生病住院，我记忆犹新，邻居们的无私帮助，至今使我内心无法平静……
带孩子的婆婆生病回了家，一时又找不到另一位婆婆。政法大院又没有托儿所，带孩子的问题只能自己解决。
我把才二十一个月的儿子送到附近新村幼儿园的托托班，他是该幼儿园最小的孩子。去了一星期就重感冒发烧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孩子还是没人带，我只得又把他送进了幼儿园，又是一个多星期，儿子又是感冒高烧，又得了肺炎。这时丈夫出差在深圳，我只能一人带着孩子二十四小时守在医院。
儿子反复高烧，病痛的折磨使他日夜痛苦不堪，我除了围着他团团转外一筹莫展，由于我们父母长期对儿子缺乏照顾，他在半年中就得了三次肺炎，这一年中已是第五次住院。内疚、心疼、疲劳，几天下来交叉感染，我也病倒了，上吐下泻还发烧，浑身上下没有了一点力气，我不得不和儿子躺在同一张床上挂着盐水，此刻，孩子哭我已经没有抱他的力气，看着两只吊瓶，只会默默地流泪，到了中午，订的饭菜还得请邻床帮我领。
真的好累，好想睡一会儿，哪怕让我换一下湿湿的衣服。可我知道这只是自己奢侈的想法，如果让我年老有病在身的父母知道了，那么，除了让他们担心外不能帮我任何忙。
一天中我最期盼的就是晚上，邻居老周夫妇下班后会到医院看望我们母子俩，并为我送来一些可口的饭菜，询问着我们母子的病况。那天晚上，老周又拎着饭盒来到我的床头，我正搂着儿子躺在床上发呆。他要我趁热吃了他妻子特意为我准备的饭菜，可我发烧爬不起来，也不想吃。这时，他俨然像我的父亲，一边叫我起来，一边为我准备着碗筷。看到他这样，我的心像是决堤的江水，眼泪直往外涌，我告诉他：“今天医生说孩子的体质太差，最好输一点血来帮助他恢复体力，可儿子与我血型不符，他爸又出差在深圳，别人的血又不敢用，怎么办？”
“就算你血型相符，你这样的身体能输血给他吗？就算他爸回来了，他的身体又能输血吗？”继而又安慰我，“生病没什么大不了的，谁能不生病呢？过几天就好了。”
他的到来使我孤单无助的心温暖了许多。其实我并不怕苦，更不怕累，只不过希望有一个可以诉说、可以商量的人。
第二天上午，我把还在发烧挂着盐水的儿子托付给了邻床阿姨，拖着晕乎乎酥软的身子骑上了自行车，晃晃悠悠地往法院赶去。我要向领导续假，还要打个电话给远在深圳的丈夫，当然还要回家取一些换洗的衣物。
经济庭有部电话，但不能直接打长途，如果通过县电信局转，也许半天挂不通一个电话。可孩子一个人躺在医院，我不能等！
法院唯一的一部直拨电话在院长室，我犹豫了一下后，还是朝楼上走去。
这部电话，放在院长与副院长办公室之间的墙洞里。我走进办公室，两边的院长们一个也不在，我等不及经领导同意，拿起电话就拨打了丈夫在深圳的联系电话。没多久，电话通了，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声音，这时顾副院长走了进来，他进门就板着脸对我说：“谁同意你到这里打电话的？”我被他这么一斥问，惊魂之余惭愧的无地自容。院里已经三令五申，要节约开支，不能随便打长途，何况是私事呢？这时电话里传来了我盼望已久熟悉的声音，此刻，我的眼泪刷地掉了下来，仿佛委屈、痛苦、伤心一下子全涌了出来。我已顾不得院长的训斥，哭诉着说：“你快回来！儿子要输血，我的血型不符！我一个人已支撑不住了！你快回来！”丈夫被我反常的情绪吓坏了，他连声说马上去买票，尽快回来。
挂上电话，顾院长也被我这一模样惊呆了。我擦着眼泪正要向他说对不起，准备接受他的批评时，他却先开口叫我快去医院，还抱歉地说刚才不知道情况，叫我别在意。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又突涌而出。
赶到医院，还没有进病房，就听到了儿子的哭喊声：“妈妈……妈妈……”邻床的阿姨在哄着我可怜的儿子。孩子几个小时见不到妈妈，见不到熟悉的人，还在发烧挂着盐水的孩子，在医院这个环境里他怎会不哭？
后来的几天里，在老周夫妻的带动下，我们整幢楼的邻居们，后来发展到前面一幢楼的邻居阿姨，她们自发地轮流为我们母子俩送着热腾腾的饭菜。
中午，我家楼上的小金，抱着才十几个月大的孩子拎着饭盒突然站在了我的床头，我感动的无言以对，眼睛红了。她带着儿子骑自行车一个来回就要近一个小时，这还不算买菜烧饭的时间。邻居们无私的举动，把我的胸膛填得满满的，枉我有一肚子感激的话却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一句“谢谢！”怎能表达得了邻居们这份沉甸甸的浓浓情谊？
儿子出院后，我没有再送他去幼儿园。孩子还太小，还不能真正做到吃饭、睡觉、大小便自理。怎么办？我向同学求助，通过她，最终她妈妈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每星期一的早晨上班前，由她妈妈从二十多里路以外的湖塘乡下赶到常州我家把孩子接走，每星期三下班后我和丈夫轮流骑自行车赶到乡下看望孩子，星期六下班后我们再赶往她家把孩子接回家，星期一早晨再由她妈把我儿子接走，就这样循环往复了半年时间。儿子满三十个月时，换了另一家新村幼儿园，进了小小班，儿子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幼儿园生活，这才遇到了潘老师。
儿子渐渐长大，体质也明显增强，谁知刚到南昌就生病。我轻轻拍打着怀里的儿子，时而的疼痛使他紧锁眉头，人卷曲成一团，脸上的泪珠随着“嗯嗯”的低泣声在滚落着。后半夜，拉肚子的次数明显减少，疼痛有了缓解。但脸色还是灰白难看。就这样，熬到了天亮。
送不送医院？小蒋和老赵认为还是去医院。但孩子的症状有所缓解，案件未办，不能因为自身原因造成案件拖延审理。
我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
抱起儿子，带上药，往老赵的姐姐家赶去。一路上，我为儿子讲着妈妈要上班、要抓坏蛋的大道理，同时夸着儿子是最勇敢、最懂道理、最乖的好孩子。孩子在无意间变得坚强起来，尽管难受时会发出“嗯嗯”的声音，但不哭。
穿过了正在吆喝着卖菜的和讨价还价的人群，来到了婆婆家。婆婆从我手里接过孩子，不无担心地看着我。
我告诉她，可以给他喝点盐开水或糖开水，但不要给他吃其他食物，同时我交代婆婆，实在不行，那么就往医院送，但切记，告诉医生消炎痛、胃腹安之类的药物不能用，否则会药物过敏浑身起很大的风团皮疹。
婆婆有点不知所措，抱着孩子用带有浓郁南昌语调的常州话对我儿子说：“宝宝没事，宝宝没事！”
我向儿子挥挥手，微笑着向儿子告别，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儿子的头懒洋洋地靠在婆婆的肩膀上，双眼含着泪水，小鼻翼一动一动的，撅着小嘴看着我，不吭声也不举手向我道别。要是在平时，他肯定会说：“妈妈再见。”现在他不说，说明他内心不乐意。
我不敢多看那无奈又委屈的儿子，克制着自己涌动的情绪毅然向门外走去。
我片刻都不停留，向工商局赶去。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一想到生病的孩子在陌生的环境里，心就无法平静，马不停蹄加快了办案的节奏。
中午时分，急火火赶到婆婆家，儿子的精神明显好了许多。哦！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从内心感谢婆婆的悉心照料。
四、母子约定
在之后的一天半中，我们既查了工商，又查了银行，还到被告单位送达了应诉材料，并通知被告今天下午进行调解。
被告会来吗？昨天傍晚在被告厂里，被告厂长对原告起诉的做法极为不满：“既然他们要打官司，那么我们就奉陪到底，但要调解，这几天没时间！”
我也语气坚定地告诉他：“你没空可以委托他人，明天下午一点我在新昌饭店等你们。”
下午的调解能否进行，一切无法确定。但我们只能等着。
儿子的身体已好得差不多了，又神气了起来，但小脸明显瘦了许多，今天下午我想把孩子留在身边，婆婆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非亲非故我实在不好意思。如果今天被告按约来到，反正也是在这饭店里调解。
我认真地对儿子说：“妈妈就在隔壁老赵爷爷房间里，有很多人来，妈妈要处理案件，到时你只能一个人待在这房间里，不能跟着妈妈，你能做到吗？”
“能！”儿子挺起了自信的小胸膛。
“妈妈不在身边你怕不怕？”我又问。
“不怕！”
“要是有人说带你去见妈妈，你跟不跟他走？”
“不走，他们是坏蛋！”呵！我抱起儿子在他小脸蛋上亲了一口，笑着对儿子说：“梦梦真是乖孩子，最听妈妈的话了。”于是再三叮嘱，他在房间里，可以看电视，可以画画，也可以睡觉，但就是不可以开门，任何人都不可以，更不能走出这房间。如果是服务员，那么她会有钥匙打开房门，即使是服务员要带你离开房间也不行，要是他们一定要带你走出这房间，那么你一定要大声哭喊：“不走！”或者使劲大声地哭叫。我还告诉他，除非有人拿着妈妈亲笔签名的名片才可以跟那人走，否则绝不可以！
这时儿子的小脸蛋绷得紧紧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神情显得非常严肃，他觉得自己是在接受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像一个小大人似的回答：“知道了，妈妈放心去上班！”他这么一说倒把我给逗乐了。
正在我们母子约定之时，小蒋告诉我，被告方的副厂长已到。
好在我预先做好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不过，真把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放在房间里，身体又没完全恢复，我还是有点忐忑不安。于是，我与儿子各自伸出小手指拉钩表示“不许反悔”。
我将电视打开，又将水彩笔和纸放在了凳子上，又把他抱到抽水马桶上小了便，然后我亲了他一下把他放在床上，便将他锁在房间里了。
虽说只是隔开了两个房间，但毕竟看不见孩子，我在调解时，把这边的房间门开着，要是孩子那里有什么动静，我也可以听见。
可是，案件情况比较复杂，被告五洲制药厂是刚成立不久的联营企业，联营甲方是南昌市健身学校，出资330万元，乙方是南昌市郊区梨花村委，村委把原梨苑制药厂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所有资产折价300万元。就在同一地方，原来是梨苑制药厂，原告供过货，现在还在这里，已变成了五洲制药厂，原告也供过货，而且收货的经办人是同一人。如今被告对梨苑制药厂原来的债务不予认可，认为按照联营协议该由村委承担，并且提供了公证的联营协议。由于原告起诉是把两厂的欠款放在一起，所以对账是调解的必经程序。至于原梨苑制药厂是否为了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村委是否有承担梨苑制药厂债务的能力一时无法知道，如果是为了逃债而这么做，那么，即使公证了，我还是会依法处理的。为了证明处理案件的严肃性，我便回房间去拿法律依据。
这时，已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也该是我看看孩子的时候了，走到门前，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于是我敲门，“咚咚……咚咚……”过了几秒钟我又敲了一下“咚咚……咚咚……”这也是我们约定的敲门方式。“梦梦开门！”我轻声叫着。
“不开！”里面传出了稚嫩的声音。
“我是你妈妈呀，快开门！”我催促着，那边原、被告双方还等着我呢！
“妈妈也不开，除非有妈妈的名片！是你说的！”那固执的声音传出来，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家伙！妈妈来叫门也不开，执行任务是否过了头？但是任凭我怎么说，他就是不开门，非要我亲笔签名的“名片”不可。
这使我想起前不久，也是我出差在外，他爸爸下乡不能去幼儿园接他，于是就叫姑姑去接他，可姑姑在幼儿园怎么劝说，儿子就是不跟她走，理由就是要有爸爸签过字的名片。最后儿子还是由老师带回了家，为此事他姑姑生气地告了一状。当时我也没在意，因姑姑家离我家很远，她以前从没有到幼儿园接过孩子，儿子没跟她走，也不奇怪。
现在，亲妈也不开门，这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又没有钥匙(这饭店不发钥匙)，一时半会儿又与儿子解释不清，当事人又在等着我，我只能回到老赵的房间拿了一张材料纸撕下四分之一，在左上角写上“梦梦”，右下角写上“吴亚频”，我按照约定从门的底下将纸塞进了房间。不一会儿，他便笑哈哈的一手拿着“名片”一手打开了房门，那神情、那笑容真是既天真又可爱又执著，更有种胜利者的自豪。我看了真是既高兴又恼怒，忍不住在他的小屁股上轻轻地打了一下。
晚上，吃过晚饭洗漱完毕后，我们母子俩面对面坐在床上，我很严肃地找儿子谈话：“第一，错在今天的约定本来是防范坏人的，妈妈按约定敲门，你明知是妈妈也不开门，这不应该；第二，错在你明知道妈妈在工作，不开门浪费了妈妈的时间，不应该；第三……”我对他列出了一二三，解释了一大堆，他似乎明白今天做错了，或许是迫于我的威严，到最后他低着脑袋承认自己错了。
“既然认识到错了，怎么处理呢？”我进一步问他。他笑眯眯地用牙齿咬着下嘴唇，不好意思地用两只小手摸着屁股说：“打三下屁股。”说完他从床上站了起来，仍然咬着下嘴唇笑嘻嘻的，还把身子一扭一扭的。这是他的一贯表现。
看着他这样，内心也觉好笑，可表面上还假装生气地说：“因为你今天认错态度较好，就改打三下小手吧。”我才说完，他就很乐意地把小手伸到我的面前，手心向上等着我对他的惩罚。这时我也毫不客气地往他的小手上打了三下。
这事解决了，该是我表扬他的时候了。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在房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服务员在我面前也表扬孩子太乖、太懂事了，她们几次想带他到大厅玩，怎么劝说，他都不答应。还有在婆婆家，婆婆也夸他很乖，他身体不舒服，不哭也不撒娇，难受时只是含着泪水。婆婆想喂他一点稀饭，他不要，还是自己吃。所以为了鼓励和表扬他，我故意一本正经地对他宣布：“为了奖励你在婆婆家表现较好，今天下午一个人在房间里表现也不错，明天妈妈陪你玩，去看滕王阁，去看南昌大桥好不好？”
他茫然的眼睛将信将疑地看着我，因为我太一本正经了，他还沉浸在刚才错误的阴影中，等他反应过来后的一刹那，高兴的在床上蹦了起来。“哦，明天去玩啰！去玩啰！”兴高采烈、手舞足蹈。
明天是星期日，这里没有家务要做，工作也无法展开，还有几笔账目要进一步核对，只能等到星期一。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只要儿子身体许可，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陪他玩一玩呢？何况这著名的滕王阁就在市内，就在这新昌饭店附近。
五、快乐假日
9月12日早晨起来，蔚蓝的天空白云轻柔，我神清气爽，儿子更是像只快乐的小鸟，跳前跳后，迫不及待。
我给他戴上了红白相间的旅游帽，穿了一身短套装，上身是白色的短袖，下面是深蓝色的竖条纹短裤，衣领、袖口、小领带是用短裤的条纹布做的装饰滚边，显得很精神。而我也穿了在重庆买的青花短套装。我们俩这身打扮，显得既轻松又协调。
一到著名的滕王阁广场上，没顾上细看这宏伟的建筑就匆忙摆好姿势，我蹲下，儿子的小屁股就搁在我的膝盖上，我们头靠着头手握着手，将甜蜜的微笑定格了下来。
儿子嬉笑着向滕王阁跑去。
滕王阁富丽堂皇蔚为壮观，四层飞檐，每一层飞檐下面的彩绘艳丽精美，在最高处飞檐下面显要的正中位置，赫然挂着一块深蓝色牌子，“滕王阁”三个金色大字耀眼突目。阁楼台座十几米高，分两侧台阶而上到第一层平台，然后再从中间宽阔的几十级台阶走进滕王阁楼。
儿子时而拉着我一起拾级而上，时而又挣脱我快速奔跑到红柱后面探出小脑袋露出胜利灿烂的笑容。
我呼着大气追赶他，还没追到他，他又跑了。此刻，我稍作停顿，只见阁楼的正门两侧气势磅礴的巨联闯入眼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磅礴、高远、凄美的惊世绝句让人惊叹，******书法艺术的魅力更是让人震撼，我还没有体会到“落霞、孤鹜、秋水”的意境，儿子却早已跑得没了人影。
我牵着儿子跨入了雕梁画栋、宫灯悬挂的第一层大厅，大型汉白玉浮雕《时来风送滕王阁》赫然摆在眼前，惟妙惟肖的动人传说与历史事实巧妙地融为一体，再现在眼前。调皮的儿子没有片刻停留，容不得我细细品味，跳跃着就上了第二层，二十多米高的大型壁画《人杰图》同样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重彩浓墨地刻画了江西历代名人的风骚。我继续小跑追赶往上，气势恢宏的《地灵图》把江西省的名山大川尽收眼底。我喘着粗气再往上，终于看到了由苏东坡手书的王勃千古名篇《滕王阁序》，我驻足欣赏，想领略一下远古的文化内涵。
“妈妈快走！”儿子急切地把我拉到外面的栏杆处。顿时，心旷神怡，宽阔的江面尽收眼底，点点渔舟像散落在这平静江面上的美丽珍珠，使水雾茫茫静谧的赣江增添了几许妩媚，显得是那样轻盈、缥缈。江水尽头似有一种水天一色的空旷、悠远，留给人无限的遐想。极目顺江北望，一条朦胧的玉带飞渡江面，那是著名的八一大桥，而回首南望，南昌大桥又隐约横跨着大江东西，这一南一北迷雾蒙蒙的大桥，恰似两条少女轻薄的面纱，神秘中透着羞涩的倩影。王勃写出著名的《滕王阁序》时，也是这初秋的季节，要是今天的晚霞也映红了这水天一色的江面，一只野鸭在悠悠地扑闪着翅膀，那该是多美的情景啊！
“妈妈！妈妈！快看！快看！”儿子激动地穿梭在人群中，由于栏杆的高度刚巧遮挡了他的视线，这使他时而撅着屁股，时而踮着脚尖。
“小船！小船！”他低头从栏杆的缝隙中遥指漂浮在江面上的渔舟，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雀跃的身影一会儿在栏杆的这头，一会儿又到栏杆的那头。
一位妇女手拿着滕王阁的纪念帽子吆喝着向我兜售，我拿了一只嫩黄色的帽子给儿子戴上，厚泡沫剪成螺旋形的帽子，头顶上印着醒目的标记——滕王阁，除了帽檐以外，我看到儿子头上一缕黑发一缕黄色泡沫，煞是有趣。我也拿了一只粉红色的戴在了自己头上，我们都被这帽子逗得开怀大笑，我抱起儿子把他搁在栏杆上招呼着小蒋快帮我们照下这有趣的一刻。
只有老赵，他走走看看显得平静悠闲，也许看到我们母子如此兴奋，有些意外。他哪里知道，我儿子长这么大，常州市内的红梅公园也只去过几次。这次出差既不耽误工作又免了思儿的牵挂，还可以留出这么多时间一起玩耍，这真是让人非常惬意。如今我们在如此气势恢宏的滕王阁上，在这水天一色的美景面前，怎会不忘情？
游完滕王阁，我们又沿江向北朝八一大桥走去，随着我们向北的推进，这披着神秘面纱的大桥显得越来越凝重，直到站在桥头，才感觉到，窄窄的横跨赣江的八一大桥，经过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已显得瘦弱、苍老，似有一种风烛残年弱不禁风的模样。
儿子的热情远不如刚才那么强烈，懒懒地跟在身后，嚷嚷着“不好玩！”“不好玩！”。
江风微微吹来，小蒋的白色化纤T恤在随风飘忽着，显得若有所思，而老赵却抱怨说：“苏联专家一点也没有远见，造这么窄的桥！”
要是当初设计到位，南昌大桥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么，登上滕王阁远眺宽阔的江面，定会有古代文人那“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妙感觉。
吃过午饭回到饭店，疯玩了半天的孩子，倒在床上便睡着了，带着甜甜的满足发出了轻轻的叹息声，也许他在梦中又在快乐地重游着名阁美景。
六、满意而归
星期一上午，被告代理人带来了梨花村委的意见，梨苑制药厂欠原告的货款由他们村委来承担。经过对账，去掉37?511.9元梨苑制药厂的货款，双方很快便达成了协议，被告五洲制药厂欠原告56?508.7元，先付1万元，余款46?508.7元，每月至少还1万元，在三个月内全部付清。为了原告的合法利益能得到保护，协议还约定，如被告到期货款不能给付原告，那么原告放弃的利息5?000元及承担的1?750元诉讼费则仍由被告负担。
13日下午，协议签字生效，小蒋拿着1万元现金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先后跑了十几趟，一分钱也未要回，还是你们法院有‘力道’，一出面1万元就拿回来了。”他满意的笑脸上那颗黑痣在跳跃着。
被告方的副厂长也是笑着与我握手告别，表示后面的货款一定会想方设法按约给付，他很感激我们把不该他们承担的货款去掉，还调解结案，给他们新企业留足了面子。
我很感慨，虽然觉得收到货款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但被告这个新企业运转还未正常，几个银行账户上的存款加起来不足千元，1万元现金从第一天调解到今天整整凑了三天，实属不易。
南昌的案件已结案，立即通知另一原告耀光钟表厂，该厂代理人刘科长将于9月15日午夜时分到达九江。
15日傍晚我们先行赶到了九江。
招待所条件很差，由于停水，抽水马桶里发黑的大便臭气熏天，床上的草席不能擦洗，总觉得有窸窸窣窣的虫子在咬人，“嗡嗡”乱叫的蚊子，在微弱的灯光里自由地飞翔，儿子一直翻来覆去，我用扇子为他驱赶着，但他还是东抓西摸，无法入睡，整整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早晨起来，我吓了一跳，儿子嫩嫩的小脸上凸起了七八个红包，眼睛也变成了一大一小，再一看，手臂上、腿上到处红星点点，我的心痛得在发麻、颤抖……
上午八点多钟，我们与刘科长汇合了。
被告九江光阴钟厂是大集体企业，老式的机械钟表如今被轻便新颖又便宜的电子钟表所取代，在严酷的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已经停产半年有余。
被告欠原告的货款是从1989年到1992年底累计结剩下来的，后来三年中，原、被告之间往来未签过书面合同，故是调解中心立的案件。被告的现状，即使其不提出管辖权异议，能否履行债务，原告实在是不抱多大希望。
我们走进静悄悄的显得很凄凉的厂区，杂草丛生，只有那苍翠的松柏与茂盛的大树在显示着曾经的辉煌。偌大的厂里，只有年过半百的副厂长一人孤单单地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似乎在哀叹着世事的炎凉。
他没有丝毫赖账的意思，也未提出什么管辖权问题，而是说着抱歉的同时叫休息在家的会计到厂里与原告核对账目。欠款要还，但现钱肯定是没有，半年多来，为了清理债务，厂里的物品在抵债处理后已所剩无几。
被告如此诚恳的态度令我肃然起敬，他那敢于面对、敢于正视现实的处事态度，使得本无希望的案件有了转机。
“只要厂里有的，都可以抵给你们。”他花白的头上流着汗水，脸上一副木讷的表情。
9月19日早晨，原告从常州开来的卡车到了，我们顶着火热的太阳，在老厂长的带领下，转遍了厂区每个角落，只要原告认为可以抵款的，都是我们调解执行的内容。
于是，地上散落的各种型号的钢丝、钢棒、45号钢、模具钢再到薄板、花棒、花线到水龙头，“咣当”“咣当”甩钢块、钢棒的声音，使静悄悄的厂里有了一点“生机”。
“妈妈！快来！快来呀！这里有！这里有个大家伙！”儿子在一处杂草丛中兴奋地叫着。
“吴法官，这里还真有一块大的钢板。”小蒋也在远处笑着大声对我喊着。
儿子的小花脸更是得意洋洋，显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仿佛脸上的红包也笑开了花，活脱脱像个泥猴，满头是汗，躺下来的汗水弄得小脸上、脖子上一道道的痕迹。
我们的身上也被飞扬的尘土弄得没有一点干净的地方，身上的衣服被太阳烤得一直没有干的时候。
本来孩子有小蒋带着不用到执行现场，可我儿子昨天被电梯吓了之后，就宁愿到这里与我“同甘共苦”也不愿离开。
昨天早晨，他一个人跑在前头进了电梯，而我们还没赶到，电梯门就关上了，“妈妈……妈妈……”的哭喊声从电梯里传了出来且声音越来越远。当时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吓急了。因不知电梯是向上还是往下，我当即叫小蒋往楼上跑，老赵待在原地，而我往楼下跑。当我看到儿子和其他人一起从一楼电梯里出来时，他已吓得脸色煞白，满头是汗，满脸是泪。我呼着大气一把拉过儿子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他，心在急剧地怦怦直跳。儿子一边哭一边伸出了他的右手，我一看他的小手被电梯夹得红得发紫，我在哄他不哭的同时自己的心却疼得无法形容。好在没有伤着骨头，这才使我内疚的心好受了许多。
现在儿子在我身旁，使我少了不必要的牵挂，工作的热情更加高涨，我以最快的速度在执行着。我们忍受着饥饿、口渴、灰尘，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涉及钢丝、钢棒、花线等十九个品种大类，几百件物品过磅估价，被告欠原告的41?250元终于全部用物品抵清。
刘科长满意地坐上了即将出发的卡车，原本对这4万余元的货款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仅用了四天时间便全部收回。
离开黄昏中静静的厂区，老厂长孑然的身影以及沉重而又忧郁的表情让人有许多的不忍。
带着儿子的江西之行宣告结束。
我们从九江乘江轮返回常州。
儿子趴在轮船的栏杆上，看着滚滚江水、看着紧追不舍的江鸥，高兴地一边挥动着小手，一边跳动着“呕、呕、呕”地叫着，他那上下挥动的双手仿佛就像江鸥两只巨大的翅膀，似乎也在飞翔。叫累了，他扬起小脑袋突然兴奋地对我说：“妈妈，出差真好，今后我一直跟你出差，我一定听妈妈的话！妈妈好吗？好吗？”
他见我没有表示，一双小手紧紧地握着我的一只手在晃动着，一边撒娇地问：“好吗？好妈妈！好妈妈！我要出差！我要出差！”他那双天真而又乞求的眼睛看着我，在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无法正视他清澈的明眸，心里隐隐酸痛，眼睛有点发涩，喉头也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在涌动。
儿子，妈妈何尝不想每天把你带在身边？何尝不想每天带你看看这精彩的世界？天底下有哪个母亲不想儿子能天天快快乐乐？儿子，快快长大吧！等你长大了，你会明白妈妈的“狠心”。
这次出差并不是一帆风顺，拉肚子使儿子的小脸又瘦又黄，被电梯夹过的手指一大块紫色还没有消退，就连蚊虫叮咬的红包还在脸上。可这一切的一切与他看到的、感受到的相比，无疑不值一提，更重要的是每天能与妈妈在一起，比起父母都不在家，天天守在电话机旁无助地哭喊着爸爸妈妈快回来，实在是天壤之别。
我随他叫着、晃着我的手，我还是佯装看着滚滚江水，看着紧追轮船发出“呕、呕”叫声的江鸥。我是怕儿子看到我难看的脸色，看到我如同江水这般翻滚的心潮。
儿子侧身仰望着我，怯生生地说：“妈妈，妈妈，我乖，我听话。”儿子以为是他又犯了什么错，使我不高兴了。
我一把抱起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在心里多少次地喊着：“乖儿子，是妈妈不好！”
滚滚江浪把我们推向了回家的路。那么，出差在外的丈夫也回家了吗？他现在怎样了？他肯定也在担心着我们母子的安危！肯定每天也在想着我们！想到此，我的心更是无法平静……
带着儿子回到常州后没几天，我又去了湖北。湖北的案件不但调解结案，而且还当场执行完毕。我喜滋滋地从湖北返回，刚踏进丁庭长办公室报到，他严肃地叫我坐下，然后拿出一封信，“啪”地打在了桌上，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愣住了。
“这是一封举报信，是举报你带着儿子去江西游山玩水的举报信！”丁庭长板着脸，一双深邃的眼睛盯着我。
我惊呆了！继而眼泪夺眶而出……
原来，在我出差湖北期间，这封带着孩子游山玩水的举报信在全院上下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丁庭长的谈话是严肃的、认真的，我除了感到委屈以外实在是无话可说。能说什么呢？我是带着儿子玩了滕王阁，八一广场上也留下了儿子雀跃的身影，江轮上儿子兴奋地学着江鸥的叫声仿佛就在眼前。如果要说，那就是我不该带着孩子出这趟差，也就不会引起这场风波。而我错就错在出了这趟差，而且还带上了儿子。
武进县是管辖一百几十万人口的大县，武进法院自然就是一个大法院，到如今全法院有几个人坐过飞机？住过宾馆？而我全经历过了，况且我还是一个女的。人们说我自己玩够了不说，还要带着孩子满世界的玩，让孩子都享受了常人不能享受的待遇。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涉及一个法官的道德品质、工作态度及思想问题。
我明白，到目前为止，经济庭的女法官真正外出办案的就我一个，我这个瘦弱的普通女子，领导能如此信任我、肯定我，我知足，我珍惜，故而我拼命干。每当工作与家庭产生矛盾时，我毫不犹豫地首先选择了工作，可是当矛盾无法调和时，我该怎么办？孩子可不能被当做物品给封存起来！通过这封举报信，我似乎明白了一点处理矛盾的规则。
尽管丁庭长已从宋院长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没有批评我带着儿子出差，更没有指责我，只是善意地提醒我今后一定要处理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因而，也就没有为了举报信叫我写检查、给我处分，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令人满意的。因为，这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没有结果”的“结果”更令人满意的了。为此，我感谢法院领导及同事们对我的理解与宽容。尽管如此，我一想到此事，委屈的泪水还是在眼眶里打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做一个法官妈妈实在太难，而要做一个好法官、好妈妈、好妻子就更难了。我一直朝这个目标在努力着、在苦苦追求着，而我深知自己什么也没做好。做法官做到了人们写举报信；母亲做得孩子哭着喊着说我不要他了；丈夫抱怨我不像一个女人，把家里搞得乱糟糟，家不像家、旅馆不像旅馆。面对这一切，我除了内疚、惭愧，还有隐隐的心疼……
风波才刚刚平息不久，现在庭长又要我去南昌，举报信的阴影还在心中，使我无法释然……
1994年3月28日晚上，我带上实习生小梁与原告厂长在常州火车站同一时间乘上了半年前与儿子一起去南昌的同一趟列车。到南昌后，经过几番惊心动魄的周折与较量，22万元的案件，当即结案并全部执行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