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嗵”的一声，门被人重重地踢了一脚。突然，十几个五六十岁的老人手持木棍、锄头、铁铲，仿佛从天而降，把本来就不大的信用社大门挤得水泄不通，骂声随之滚滚而来。看来他们今天不把我们俩赶出盘龙岗镇决不罢休。
他们个个声嘶力竭、指手画脚、青筋直暴，一个比一个骂的认真，在骂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地往柜台上挤，扁担敲得铁栏杆当当响，多少只手伸进里面指着我们，有的干脆把铁锹、锄头在地上撞得桄榔、桄榔直响，唯恐他们愤怒的骂声与粗鲁的举动我们视而不见。
我已深深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潜在危机。
周忠几次问我怕不怕？
怕？不对！不怕？也不对！我不怕，是因为我们在主持着正义，在捍卫着法律的尊严，一旦需要为之付出生命，那也是在所不惜，谁叫我们是法官呢？说怕，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些漫骂的老人只是一种形式，是目前中国社会，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一种现状。法律对他们来讲在某些方面还有一点遥远。
一、受命出发
“这案件不能再拖下去了！”丁庭长生气地板着脸，这与他平时一贯笑呵呵的样子判若两人。
稍许，他把目光从周忠的脸上转向我：“你马上把手上的案件安排一下，今天下午与周忠一起去安徽临江。”
虽是周忠主审的案件，但我是合议庭人员，又是办案组长，确实不能袖手旁观。
周忠本来就性格内向，平时言语不多，刚才庭长连珠炮似的追问加批评已使他从脸红到了脖子上。他一声不吭地整理着卷宗，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1994年3月，原告武进县顺达涂装设备厂向我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临江灵通汽车改装厂支付第二批设备款13万元及其他经济损失。
原告起诉前，法定代表人杨厂长从去年盛夏到三九寒天，前后九次去临江催款，累计时间三十多天，却未要回分文。原告是个只有35.8万元注册资金的小企业，由于被告货款未能及时给付，使原告厂处于半停产状态，现在诉到法院已半年多了。
原来的承办法官因岗位调整，此案才到了周法官手上。他接手后已发了两次传票，如石沉大海，无人应诉。他两次赴临江调查，发现被告灵通汽车改装厂已名存实亡，组建它的两家联营企业均袖手旁观。其中一家投资企业已改变了名称，个中原委不知。两次到当地工商局都查不到组建单位的企业档案。
今年6月15日，周忠冒着酷暑第二次赴临江，发现原告供给被告单位已安装好的像卧龙般二十几米长崭新的涂装设备已被拆的面目全非，整台机器已化整为零可怜巴巴地分散在几处厂房的角落里，变成了断胳膊缺腿的一堆废铁。被告的厂房内虽有隆隆的机器声，但已是承租厂房的老板另起的炉灶。
被告汽车改装厂还未真正成立就等于宣告破产了。该厂是1993年3月16日才注册成立的联营企业，同年6月2日与原告签订合同，由原告为被告加工一套超长涂装设备，总价32.8万元。合同约定协议生效即预付原告设备款10万元，设备安装后付13万元，设备调试后付清余款9.8万元。原告在去年8月5日按约定将设备安装完毕，因被告不付第二笔货款而导致纠纷产生，原告多次要求收到货款后进行设备最后调试，但被告目前的状况已没有可能。现在，原告又变更了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22.8万元及其他经济损失。
一路上，才到而立之年的周法官心情沉重，沉默寡言，要不是我问他一些具体问题，他更是懒得开口。他虽不能言善辩，但他写的判决书却条理清楚、用词精确，钢笔字漂亮洒脱。作为承办法官，碰上这样无人应诉又不能缺席判决的案件，心情当然好不了。
我也担心，周法官两次赶赴临江都未查清被告的情况，未能实施诉讼保全措施，这次再去能行吗？
我们一行三人中倒是原告杨厂长比我俩的心态要好得多。刚迈入不惑之年，身材高大，在赶往临江途中的四个多小时里，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一次次催要货款的艰辛经历，时而慷慨时而黯然。
安徽境内我到过阜阳、马鞍山等地，但临江没去过。在听杨厂长介绍的同时，我在颠簸的汽车里认真地查看着临江的地图。从地图上看，临江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九曲十八弯的长江到了临江段变成了“滚滚长江北逝水”了，长江在这里是由南向北紧靠着临江市的西边滚滚而过。
黄昏时分，当我们的汽车进入市区时，向北的滚滚长江映入眼帘，奔腾的江水虽不像大海那样深不可测，但我知道翻腾的激流也是汹涌澎湃的。
二、陷入困境
第二天早晨，艳阳高照，我们从临江饭店出发，向被告所在地的盘龙岗镇赶去。
被告灵通汽车改装厂是1？000万元注册资金的大企业，凭我多年办案的直觉，1？000万元巨款，十有八九注册资金没有真正到位。否则原告的20多万元货款怎会不付？况且这套设备是被告厂的必要设备，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会轻易让它变成一堆废铁，也不会将厂房出租给他人。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山冈中穿行了半个多小时，我们便来到了盘龙岗镇信用社。两间矮平房的信用社坐北朝南，坐落在小镇的西侧，门前是一条具有江南古镇风味的石板路，路的南面是一片较为空旷的场地，场上的瓦砾、石子上长满了杂草，在空地南边是一片即将成熟的水稻，在一片水稻中间有一条石子路，通向南边五六十米处分成丫行两条小路，一条通往很漂亮的小洋楼前，而另一条则通往小洋楼西侧几十米处，也是一幢小楼。听原告介绍，东面的小楼是本镇副镇长沈建光的私人住宅，他就是被告汽车改装厂的一方联营投资企业，临江县合山机械总厂的厂长，西边的小楼是临江县法院设在盘龙岗镇的派出法庭。
我们跨进了信用社敞开的两扇低矮的木大门，东边一间的三分之一处是一道半墙，上面是铁栏杆，半墙的东边靠墙是一扇木门。通过铁栏杆可以看到西面一间及里面每一位工作人员。
这是两间普通的民宅，未装修，木椽芦编木梁的屋顶，石灰墙面部分有些剥落，里面放了六七张桌子。
我们出示证件，要求查询汽车改装厂账面余额及开户时注册资金情况。一位三十多岁的李主任接待了我们，她身材娇小，瓜子脸上皮肤干瘦，脸色较黄。
这里的信用社还没有用上电脑，全部是人工操作。她很快把一叠账本放在了我们的面前。由于隔着栏杆不方便，她打开了那扇小门，同意我和周法官进去。
没多久，查到该厂的账面余额是27？458.08元，但没有查到去年3月前后的开户账号。该厂是去年3月16日成立的，在成立前难道没有开户？没开户注册资金怎能到位？工商部门难道没验资就发了执照？
终于到4月6日，由临江灵通农家车股份有限公司汇入被告汽车改装厂的账户20万元。从被告厂的往来账看出，这20万元从4月6日至4月28日短短的二十多天中，全部是以现金提取的，现在仅剩下5？000元了。
猜测很快变成了事实，投资企业的注册资金没有足额到位，追加两个联营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毋庸置疑。
为了掌握追加共同被告的必要证据，我们分秒必争将这账面内容全部抄录了下来。同时，分头行动，周忠赶快再填写一份对临江县合山机械总厂的查询单。
通过刚才的查询我感到很震惊，1？000万元注册资金的大厂，固定资产是490万，流动资金居然只有20万元到账。所以，原告的第二批设备款才13万元就无法支付，这岂不是一个玩笑？然而，却是事实。
周忠在“唰、唰、唰”熟练地填写着查询单，而我与这位李主任在拉话，在表示感谢的同时还请她能继续配合我们。当然也是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不要查询单还没有填好，账户上的钱倒没有了。银行工作人员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眼尖手快，“热情”地为客户通风报信的举动我们领教的不少，教训深刻。
就在我们谈话间，周法官的查询单填好了。李主任一看是合山机械总厂的，先是一愣，不过在问了我们几个问题后，虽不情愿，但还是帮我们查了。
哇！207？968.21元的数字突显在我们眼前，一种内心的兴奋真让我有点不能自主，可我尽量克制着内心的喜悦。这下周忠也情不自禁地微笑着又在填写着冻结该笔资金的手续，这种心灵的默契与配合已不用言表。
周忠在快速填写着冻结的材料，而我则跟在李主任的前后左右，催促她在查询的回单上盖章。
手工操作有手工操作的不便，可也有它的好处，使她们不能轻易更改账面余额。近年来，我们不知碰到过多少次，明知账上有钱，可他们在电脑上按几下却不翼而飞了，跟他们理论，我们没有证据，每个银行设置的程序不一样，何况，他们是绝不允许我们去操作的。
记得半年前，在南昌银行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早晨，我和书记员是银行的第一位“客户”，几分钟就可以查询的账户余额，却叫我一等再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突然，原告厂长从银行门外跑进来轻声对我说：“那个男的是被告厂的供销员。”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到那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正在窗口与里面那位银行的女工作人员说着什么，同时把手上的材料递给了她。
等我赶到供销员面前，那女工作人员已拿着材料坐到了位置上，电脑的后背对着窗口。随即，被告厂的那位胖供销就走了。
我明白，查询结果将会不言而喻。果然不出所料，到十点三十分，女工作人员才慢吞吞地将查询回单递给了我，账面余额是6？961.5元。
银行如此“高效”的办事能力、如此“热心”地保护储户利益的办事作风令我愤慨。一上午的冷板凳使我憋得太久，我随即招呼原告厂长来到柜台前，当着银行人员的面，向他拿了录音机，而后像模像样地打开了录音机，并试了试声音。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停下了手上的工作，惊讶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等他们反应过来后就纷纷说：“不能录音，不能私自录音。”说完，一个男的就从小门走了出来，走到了我的身边。
“请你看好了，我们在执行公务，是当众公开录音。”我态度凛然，眼睛直盯着他。
他停止了欲拿录音机的举动，不久就走开了。
我重新开出了查询通知书：一、提供该账户三天内到现在十时三十分的所有业务往来清单；二、提供昨天到现在该账户所有往来的原始票据；三、提供该行昨天收盘的总表。
这下他们炸开了锅，也慌了神，更是乱了手脚。他们男男女女十几个工作人员七嘴八舌，说什么：“设置的程序不到月底不能打往来清单。”“不能打出来就是不能打。”
“行！不能打出来，那么就让我看，让我的书记员对着屏幕抄下来。”我理直气壮，步步紧逼。
“银行重地、闲人莫入，这里这么多钱，怎能让你们进来？少了钱怎么办？”“这电脑程序是总账，根本没有分户账……”
我心想：让你们说个痛快，都给你们录着呢！这录音机是原告厂长从日本带回来的，据说灵敏度与人耳同步。
我厉声地告诉他们：“第一，我和书记员小梁不是闲人，是来执行公务的；第二，没有听说银行只有总账而没有分户明细账的，你们实在不愿提供，那么就由我到电脑上来查；第三，被告厂的原始传票请赶快提供，我们要摘录；第四，提供昨天整个银行最终的账面数据。”我说完，里面一阵骚动，可他们还是坚持不能打出往来账，也查不到。
既然如此，我要求他们开门，我自己查。
他们当然不能答应。其实，我也是前不久刚学了一点电脑知识，根本不足以单独操作，只不过会简单的开机、关机与打几个字而已，但我还是做出一再坚持的姿势，好像是个电脑高手。
经过几番争论，他们很不情愿地把电脑显示屏转向我，我隔着栏杆清楚地看到昨天被告的账上还有20多万元，即使现在的账面余额也是14？953.2元，而不是他们刚才提供的6？000多元。
他们解释说：有几笔账是昨天下班时未来得及做，但传票上的三角章是昨天盖的，故是昨天受理的，只不过电脑上没减掉而已。
真是自欺欺人的解释。
双方争执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各不相让。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还是只肯冻结查询单上的6？000余元。来法院毕业实习的小梁，看这阵势，吓得腿都在发抖，她睁大了那双本来就大的眼睛，双手紧抱着卷宗在胸前，紧张地看着这一切，一语不发。早已过了午饭时间，可他们一个也没有下班，因为有我们在，他们也没法下班。
我叫他们快把往来原始票据给我，而且我特地把录音机面向他们。
又过了七八分钟，他们极不情愿地把一叠盖了三角章的汇款单递给了我，而且那位女工作人员走出小门，来到栏杆外面站在了我身旁。我一看上面均是昨天3月29日的日期，而且票号相连，字迹一致。我数了一下刚好十张，大概看了一下，有两笔是各5万元，另外两笔是各2万元，还有几笔1万以下的。我迅速将票号、名称、金额一一抄录下来，我粗算了一下，大约20万元，这与刚才电脑上的账面余额相符。这时我当着这位银行女同志的面，用手指在这票据的三角章上一按，一条红红的油泥顺着我的手指往下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我一连按了几张，都是如此。时间对他们来说实在太紧了，印泥不会因时间紧迫而加快干的速度。这下他们慌了神，又解释说，票据是下班前受理的，因要下班，所以是今天早晨才盖的三角章。
他们越解释越不能自圆其说。我昂首挺胸大声对他们说：“既然没有盖三角章，那么就不算受理，而今天我是等着开门的，你们这样做显然是违反了规定。请你们赶快把这20多万元冻结，那么将不予追究，否则法院将对银行进行罚款并拘留制造假票据的工作人员及银行负责人。”
银行最终屈服于法律的威严，也怕引火烧身，经过一天的交涉，最后他们主动与被告协商，案件得以当场执行完毕，圆满解决。
不过，银行如此做法虽然可恨，可在目前的情况下，全国各地有几家银行不或明或暗地“保护客户的利益”呢？这临江小镇的信用社，这位李主任又会给我们怎样的协助呢？
她在查询回单上盖好章给我时，周法官也将冻结的一套材料写好了。我们要将汽车改装厂的27？458.08元及合山机械总厂的207？968.21元存款全部冻结。
她接过材料一看，惊呆了，整个人像雕塑那样定格在了原地。稍许，她虎着脸将材料往我手里一塞：“我不是主任，没有权力冻结。”
“主任不在，副主任就有这个权力。”
“主任在外开会已几天了，明天才回来。”她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按理说，她讲的并不是一点没有道理，最高法院与银行联合发的文件上，清楚地写着法院冻结要行长或主任签字。可她的理解也太死板了，当主任不在单位时，副主任就应该行使这一权力。要是主任离开一两个月，难道我们法院要冻结就得等主任几个月不成？
我晓之以理，她就是不予理睬，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也在为她说话，眼看已到午饭时分，陆续有工作人员回家吃饭，可我不能眼看账上的存款一转身马上就飞了，只要我们前脚离开这里，那么这些存款不到下午便会消失的合情合理。
我和周忠围着她不让她离开，坚决要求她协助冻结。她虽被我们跟着无法脱身，但仍然拒绝签字，坐在那里就是不吭声，脸色灰暗难看。
合山机械总厂是这盘龙岗镇的一号大企业，是该镇的顶梁柱，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这产值量在整个临江县也是名列前茅。正因为如此，所以该厂的沈厂长被选为该镇的副镇长，才能住这么漂亮的小洋楼，今天我们要冻结这厂的账户，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看来这位副主任不肯签字也有她的苦衷。
一上午，合山机械总厂已经派了几个人到这里，直到现在还堵在门口观望事态的发展。
再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反正我们还要去工商局查询档案资料，星期六上午她们是上班的，明天就再来一趟。不过，查到的这些余额得由她先写一个保证给我们，保证在明天上午之前，这两厂的余额只进不出，查询到的余额不能动用。如果这点都做不到，那么，除了告诉她有关法律规定外，我很严肃地告诉她：“拒不协助法院冻结，后果由你自负。”
又是十几分钟的僵持，时间已接近十二点了，我们有礼有节但也不依不饶，最后她犹豫再三，终于同意为我们写了一张临时冻结的承诺书。内容如下：
江苏武进县人民法院：
经你院周忠、吴亚频两位同志来我社查询，合山机械总厂、汽车改装厂账面余额为
合山机械总厂——207？968.21元。
灵通汽车改装厂——27？458.08元。
我社保证在1994年9月17日上午之前只进账不出款，以表协助。
李昊
盘龙岗信用社
1994.9.16
她拿着印章，手在发抖，犹豫了一下终于盖在了承诺书上。
我们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走出信用社的大门，刺眼的阳光与热浪使我一阵眩晕，整整一上午，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嗓子早已冒烟，肚子早已饿了。在外面等急了的杨厂长迅速来到了我们的跟前，高兴得合不拢嘴，激动的连声说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从早晨到现在十二点多，他一颗忐忑的心终于放下了。
为了赶时间，我决定把追加合山机械总厂的应诉材料送达后再吃饭。周忠见我这样坚决，他当然不会反对。
这小镇传播消息的速度是惊人的，我们踏着滚烫的石板路穿行在低矮的巷子里，到处都投来怪怪的眼神，这些都是合山机械总厂的人？还是小镇人天生的好奇？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合山机械总厂的大门口。门卫上的人一见到我们，不由分说就开始破口大骂，想进厂门，休想！看来要冻结该厂账户，要追加他们厂作为共同被告，他们显然极度愤慨。
我们耐心地解释签收应诉材料的重要性，但是徒劳的，谩骂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也越聚越多。按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材料放在门卫上留置送达，可我们考虑到初来乍到，账户还未冻结，被告方的人还未见面，为了不至于把关系一下子搞得太僵，准备明天再来送达。我们在门卫人员的骂骂咧咧声中离开了赫赫有名的合山机械总厂。
到这时，我突然觉得饿极了，口渴难忍，腿发软，头顶的烈日把我们烤的每一个人背上的衣服都湿了一大片。早已过了吃中饭的时间，我们终于找到了唯一晌午过后还未休息的路边小店，要了一大盆面条，狼吞虎咽起来。
三、紧追不舍
时间不等人，我们顶着午后的骄阳往临江县城赶去。
县城在临江市几十公里的西南方向，盘龙岗镇就在临江市与临江县之间三分之一处靠近临江市的地方。阵阵热浪吹进车内，使人昏昏欲睡又汗流浃背。今天是星期五，明天上午虽然机关上班，但我们必须再来这里冻结这20多万元的账户。所以必须马上查询成立被告汽车改装厂的两家联营企业的有关工商登记资料。
在赶往临江县城的路上，公路两旁此起彼伏、郁郁葱葱的几座小山包随着下面一片片的水稻向后移去，公路也随着小山的起伏而起伏着。我突然感觉到，这公路虽有起伏曲直，但始终是朝着它的前方在延伸，就像是长江弯弯曲曲，不终究向东流向大海吗？我们今天虽然在冻结和送达时不太顺利，但不是也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在发展吗？
注册资金1？000万元的被告汽车改装厂，其中流动资金是510万元，固定资产是490万元。合山机械总厂主要是以土地、厂房、设备作为投资，但还有该投入的部分流动资金没有投入，相比灵通农家车公司投资的20万元来说，它的投入算是比较好的。可是，合山机械总厂随后不但把原告供给被告厂的设备给拆除了，而且还把投入的土地、厂房、设备整体租赁给了“鑫鑫公司”，使得联营企业彻底“破产”。
为了不要节外生枝，我们先去临江县审计事务所，查一下被告厂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到底有没有验资。
果然不出所料，审计所的女同志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审计所从未验资过1？000万元的资产。”而且她又强调了一遍。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坚持要她把去年所有验资的登记簿再认真地查看一遍。她略显生气地把一大本登记簿捧了出来，重重地放在了我们的面前。
为了不再麻烦她，也为了让我们能看得清楚，我提议自己看。
她把登记簿翻到1993年1月，说了一声：“你们自己看吧，肯定没有！”便站在旁边看着我们。
我和周忠认真地一行一行查看了两遍，还交叉再看了一遍，别说是1993年，就是1992年也确实没有看到汽车改装厂这个单位名称，更没有看到1？000万元注册资金的登记。没有登记是事实，可我们两手空空回去，到时谁又能证明审计所没有验资过这1？000万元的资产呢？
我希望她出一个证明，证明他们审计所在1993年没有验资过改装厂的1？000万元注册资金。
她很不高兴，我们的要求似乎是对她极大的不信任，既然没有还出什么证明呢？
我小心翼翼地动之以情，向她解释着证据在办案中的重要性，法官看到的与听到的要是不能在卷宗里反映出来的话，那一切将是徒劳。要是出了这个没有验资的证明，起码审计所就不会再承担诸如验资不实、虚假验资的法律责任。当然，为了防止今后有可能补验资或出现什么其他登记簿等节外生枝的情况，我们不能言明。
她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理解的笑意。
如何出“没有”的证明，这可难倒了她，真是不惑之年遇到了新鲜事。
她要求周忠起草。内容如下：
证 明
我审计事务所1993年未办理过临江灵通汽车改装厂的验资证明，也从未办理过达到壹仟万元的验资证明。
特此证明。
临江县审计事务所(公章)
1994年9月16日
她看了一下这张证明，欣然拿起鲜红的印章，稳稳地盖在了年月日上。
我拿着这印泥未干的证明，心想，追加两联营投资企业为共同被告更是证据充分。
已是将近四点了，我们再匆匆往县工商局赶去。如今是原告提交一张纸，律师动动嘴，法官跑断腿，这种局面不知何时能改变。改装厂登记资料要查，档案里到底是否有验资证明？农家车股份有限公司为何会变更成“临江灵通总公司”？如果连起码的诉讼主体都没调查清楚，怎能下判？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明天下午便可返回常州。
果然，两份出资证明分别是灵通农家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合山机械总厂自己出的，这与刚才在审计所查实的情况比较一致。
我们的心情比较沉重，既然两联营企业该投的注册资金没有到位，工商局为何还发放营业执照呢？要是没有执照，也就不会产生今天的纠纷。
从临江县政府的文件上看出，成立被告汽车改装厂是该县的一个大项目、大动作，是县政府大力扶持的全民企业与集体企业联营的重点单位，而且对被告厂还实行了五年内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优惠。该文件抄送到了各有关部门，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工商、税务、银行等单位，看来工商局当初明知故犯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还是没有查到农家车股份有限公司现在为何变成“灵通总公司”的资料，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是临江市的大企业，档案资料在临江市工商局。
我们想明天回去的愿望已成了泡影。
在夕阳慢慢投入地平线的时候，我们踏上了返回临江市的路程，经过几十公里的颠簸，赶到市里已是夜幕笼罩，华灯璀璨了。
四、山雨欲来
第二天早晨，天刚有点亮，我们便起床了。我们必须要赶在信用社开门之前，否则主任又出去了怎么办？
太阳露出了灿烂的笑脸，挂在了东方晴朗的天空上，我们乘上了去盘龙岗镇的汽车。早晨的空气是清新的，太阳是美丽的，天空是蔚蓝的，我们的心情虽有那么一丝隐隐的担忧，但本能的愿望驱使着我们是愉快的、美好的。
盘龙岗镇到了，汽车在离信用社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清楚地看到，信用社的大门还紧闭着，我们就坐在车里远远地注视着这大门。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大门缓缓地打开了。李主任一见到我和周法官，本来就黄瘦的脸上更是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主任呢？”我问。
“没来！”
“什么时候来？”
“我不知道！”她回答的声音是细细的、慢慢的，这与她娇小瘦弱、有气无力的模样比较一致。
这是我最担心的，刚才一路上的那份期盼已烟消云散。
“主任今天到底来不来？”我进一步追问。她还是说：“不知道。”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她拿起了电话。可是，她联系了许久，无奈地告诉我：“联系不上。”
很显然——故意躲避。
周忠焦虑地看看我，意思很明确，怎么办？
主任不在，副主任主持工作，副主任当然应该在冻结单上签字。还是那句话，主任不来一周、两周或一个月、两个月，难道叫我们等一个月、两个月不成？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她有气无力地告诉我，电话刚联系上，主任会议没结束，还需一星期才能回来。
还需一星期？分明是胡说八道，他们是在跟我们玩时间游戏，谁都知道，出门在外的人，最赌不起的就是时间。看来一场持久战拉开了序幕。
就在这时候，大门口一下子涌来了五六个老人，他们身穿背心或汗衫，有的穿着拖鞋，有的赤着脚，他们一进来就在铁栏杆外面朝我们骂开了，他们那愤怒的样子，似乎在伸张着正义，在控诉着我们的罪行，说什么我们是穿着皮子的强盗，想抢他们的活命钱，骂我们是昏官，颠倒黑白，不分是非，说他们合山机械总厂与改装厂根本是不相干的两个厂，骂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冻结他们厂的钱，简直就是大昏官……
分明是有备而来，昨天他们只是来看一看，没吭声就走了，今天这般气势汹汹的样子，真有点想把我们唬走的势头。
我示意还站在信用社门外场地上的杨厂长赶快离开这里，否则他的人身安全很难保证。而我和周忠在铁栏杆里面与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一起，他们再怎么叫喊，起码不敢对我们俩怎么样。
这时，我很严肃地对李主任说：“请你叫他们马上离开，这样下去，只会对你不利，因为是你的不协助才带来这些矛盾。”我拿着一套冻结的材料，始终跟在她的前后左右，她走到哪我便跟到哪。铁栏杆外的阵阵嚎叫声，我全然不顾，只当没有听见。我要是接了他们的话茬，他们便有了具体的发泄对象，把你讲的话断章取义拣起半句骂你个不知东南西北。
她还是不肯签字，我也不依不饶，互不相让，看样子还真有准备僵持到底的阵势。
骂声还在继续，僵持也在延续，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表面上显出很冷静、坚决的样子，内心也很焦急，一直这样拼下去总不是个办法。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李主任身上，当然她有她的苦衷，如果这字签了，那么她承受的压力就不仅仅是这些骂声，我虽然理解她的处境，但我不能放弃法官的原则。
中午下班的时间转眼就到了，我和周法官商量分两步走，对改装厂的2万余元存款必须马上签字冻结，对合山厂的20余万元还是出具临时的冻结证明，反正星期一我们还得去临江市工商局查询灵通总公司的资料。
她看我们没有商量的余地，又听了几个小时的法制宣传，最终她同意了我们的方案，她手颤巍巍地、慢吞吞地终于在汽车改装厂的冻结回执上签了字，并盖上了业务公章。同时又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对合山机械总厂已查询到的20余万元存款，到9月21日下午下班前只进不出。
为了不至于耽误合山机械总厂与汽车改装厂账户正常的运转，我把周忠昨天上午就在此准备好的通知——在25万元以外的余款准予两厂周转，一并叫她签了字。
当我和周忠拿着回执准备离开时，这才突然发现门口没有了叫骂声，人也不知什么时候走得没有了踪影。我们俩不由自主地相视一笑，老实说我自己也说不清这微笑包含的确切内容，只觉得心中有一种涩涩的味道。
星期一主任还不露面怎么办？我们是否一直等？原本预计这次出来只需要三天时间，现在整整两天已过去了。
晚上，我站在临江饭店门外的马路旁，望着透过树枝还有些残缺的月亮，在昏暗的路灯下向丁庭长、宋院长汇报了我们的工作情况，宋院长每次都不忘提醒我们注意安全，注意方法，每当这时，我仿佛流浪在外的孩子，突然感受到了家人的呵护，亲人的关怀。我向领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如果过两天再去，主任还是不露面，副主任还是不肯协助的话，那么我们准备拘留这位不协助的副主任。这不仅仅是为了冻结合山总厂的20万元银行存款，更重要的是给这些不尊重法律的人一个警告。
宋院长听罢，语气肯定地对我说：“我相信你们，也相信你们这么做是万不得已，但必须注意安全，条件不许可，千万别硬来，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及时汇报。”信任而又担心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使我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更使我不能有半点马虎，必须考虑每一个细节，时机成熟，条件许可才能采取行动，我们毕竟只有两个人。
在社会法制环境与全民的法制意识还不高的情况下，确实给我们法官办案带来一定的压力与风险。
就在前不久，法院内部通报了一个外地法院的执行员去北方执行，遭到厂里群众围攻，两个执行人员哪能抵挡得住几十个人？那些愤怒的群众，把年轻的小伙子高高举起从楼上扔了下去，才到法院没多久的二十几岁的年轻法官就这样当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一位法官也是遭受重伤，生命垂危。发生这一不幸事故的时候，我正在山东莱州出差，带了一位女书记员，刚好我到被追加的第三人家里送达诉讼材料，谁知，第三人火冒三丈地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袖，另一只手伸出了拳头，我站在原地一动未动，厉声对他说：“请你放手，我是来执行公务的。”我瞪圆了自己的双眼与他的目光对视了几秒钟后，他慢慢地把手松开了。就在法官被人摔死的消息传到法院的当天晚上，宋院长、丁庭长就把消息传给了我，并急切的地问长问短，想起白天的小插曲，心里真是暖暖的。
现在我们想拘留李主任，那些骂骂咧咧的老人、不合作的银行人员，他们会袖手旁观吗？这确实不得不让领导和家人为之担忧。
当然，冠冕堂皇地把这位副主任从信用社带走恐怕行不通，而想通过当地法院协助恐怕也很难，有这个镇长和厂长双重角色的人坐镇指挥，促使我们只能智取不能硬来。
五、难忘中秋
中秋节的清晨，天空蔚蓝，可以想象今天晚上将是一个不错的赏月夜晚。在临江已是第六天了，20万元存款的冻结问题该是作出了断的时候了。
争取今天凯旋而归。
我们手提行李站在马路边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出租车，过了七八分钟，终于一位三十多岁、身材高大、腰板挺直的司机远远往我们身边靠近。
对！就是他！我赶忙上前弯腰对他说：“包你半天车，或许是一天，可能还要拘留一个人到常州，干不干？”
他听后异常兴奋，“行！没问题！我当过兵，一个人就能对付两三个人呢！”他内在的正义感、与我们法官一起办案的神秘感仿佛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看来昨晚我的担心在他面前略显多余，因为盘龙岗镇到临江市毕竟只有十几公里路程，他居然根本不顾潜在的危险。
临战前的紧张与不安一路相伴，而司机的好奇使我们车厢内多了几分轻松的音符。为了纪律，也为了不要节外生枝，我对他的“到哪拘留？”“拘留谁？”的问题只能保持缄默，任他放飞想象的翅膀。
车停在了离信用社还有一段距离的一片树荫底下，这是一个比较隐蔽而进退又相对方便的地方，我不能不考虑拘留人时万一其他人起哄围攻。
杨厂长就留在车上，他不但要看好我们的行李，更重要的是他的人身安全，当然还要做好接应工作。
我和周忠大踏步地向信用社走去。
信用社的门刚开，李主任一看见我们俩，脚就发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她从内心是害怕的，“如不协助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的法律条款，几天来不但读给她听，而且还给她亲自看过。她自己也觉得理亏，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现在才上班，无精打采，脸色发白，直冒汗。
叫她签字，她还是坐在那里不吭不哈，我当然是一步不离她左右，而周忠则负责好卷宗材料。
“咚”的一声，门被人重重地踢了一脚。突然，十几个五六十岁的老人手持木棍、锄头、铁铲，仿佛从天而降，把本来就不大的信用社大门挤得水泄不通，骂声随之滚滚而来，不绝于耳。看来他们今天不把我们俩赶出盘龙岗镇决不罢休。前几天就骂过的脏话还在骂，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把我和周忠俩的祖宗八代都骂个遍，满嘴的脏话实在让人无法入耳。他们个个声嘶力竭、指手画脚、青筋直暴，一个比一个骂的认真，在骂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地往柜台上挤，扁担敲得铁栏杆当当响，多少只手伸进里面指着我们，有的干脆把铁锹、锄头在地上撞得桄榔、桄榔直响，唯恐他们愤怒的骂声与粗鲁的举动我们视而不见。我要不是法官，怎能受得了如此这般辱骂？
我们在铁栏杆里面，与这位女主任“风雨同舟”，起码他们还不至于冲到里面来大打出手。
这阵势，如果想在这里把李主任拘留，显然行不通，我们只能见机行事。
信用社的其他工作人员一个也不吭声，都低头处理着自己的事情，一点也不担心他们会冲进来的样子，显得超乎寻常的坦然自若。这里面极度的平静与外面极度的喧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和周忠背对着大门，面向着李主任而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装聋作哑随他们骂个痛快，骂不还口早已是我们法官必备的素养。如今从江苏赶到这里，我们要冻结的是这些闹事人厂里的钱，用他们的话说“是他们的血汗钱”。要是我们直接与他们发生顶撞，搞不好我们会因小失大，甚至赔上生命也在所难免。他们手里的木棍、锄头不是吃素的，谁敢保证一旦情绪激动起来他们手上的这些家伙会不会朝我们砍来。这不是危言耸听，执行员小伙子的死就是一个例子。两年前，就在我们武进本地，为了一起离婚案件的财产执行，几位法官被群众打伤。如今全国上下，法官被打伤的事件早已屡见不鲜。而此时此刻，我们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小镇上，法官在主张正义的时候，为了自身安全，在不失法官应有原则的同时，只能失去一些原本属于法官的尊严。但总有一天，我相信这些农民兄弟们会对如此无知的举动而感到惭愧。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哄闹声也在紧一阵、疏一阵地延续。我们依然与李主任然保持着僵持的状态。我不时回头看看这些老人们，个个汗流满面，有的干脆脱掉了衣服光着膀子。9月的天气，气温还是很高，看着他们口干舌燥、面红耳赤、汗流浃背的样子，我从内心顿生一种莫名的怜悯。在这传统的中秋佳节，他们不回家与家人团聚却在这里干着他们的“革命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被告厂长不同意我们冻结账户或认为武进法院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完全可以用正当途径来解决，大可不必用如此低级的手段来阻止冻结。
这几天下来，我已深深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潜在危机。
周忠几次问我怕不怕？
怕？不对！不怕？也不对！我不怕，是因为我们在主持着正义，在捍卫着法律的尊严，一旦需要为之付出生命，那也是在所不惜，谁叫我们是法官呢？说怕，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些漫骂的老人只是一种形式，是目前中国社会，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一种现状。农民的生活是贫困的，他们要的是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认为只要谁要划走他们的钱，不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不同意，道理就这么简单，法律对他们来讲在某些方面还有一点遥远。这种社会现状哪是我们法官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呢？更何况，他们这些人是领导叫他们这么干的，即使有些人心里明白这么干不对，但他们还是只能这么干，真是可悲！
剑拔弩张的僵持是难熬的，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与超强的毅力。现在我们这股不冻结死不罢休的气势不能泄，只要稍有动摇就会全盘皆输，原告20多万元货款将难以追回。
周忠提出：“我们还是回去，下次叫院里多派些警力过来。”他说的是常州方言，且声音很低，要不让他们听见可就糟了。
我不同意这么做！在这节骨眼上不但不能退，反而要想办法在气势上压垮他们。
我严肃而又大声地对李主任说：“我昨晚又向院长汇报了，你再这样拒不协助，法院只要在上午接不到我们已冻结的电话，那么，最迟到今天傍晚，武进法院派来的法警与警车就会到你面前，请你不要一时糊涂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她几乎是瘫了下来，脸色死灰，锐气完全被我打垮了，剩下的只是有气无力，左右为难了。
又是将近中午十一点了，这半天也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老人们也骂累了，骂声已变得有气无力断断续续。
一上午，我几次看到谩骂的人群中一个五十岁左右，身材适中的人，衣着整洁，他始终没有开口骂一句话，只是看一眼，过几分钟便离开，过一会儿又来了。他就是被告厂里的头？他是不是厂长？不像，因为档案里有沈厂长的身份证照片，他坐在自家的小洋楼里就能把这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根本不用来这里。
突然，骂声停了，人群散向两边让出一条通道，只见那位深藏不露的老人走到柜台前，他停了一下终于自报家门：“我是合山总厂的书记，请你们到对面法庭上去谈谈。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冻结我们厂的账户？”一副横眉竖眼。
主角登台了，高潮来了，形势逼着我们表态，去还是不去？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是否一走出大门就会对我们无理？还是想把我们引开后好让这位女主任赶快离开，从此不再露面？还是让法院的同行来说服我们，让我们放弃？还是……
我和周忠迅速对视了一下，他说：“出去对我们肯定不利，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来阻止我们。”是呀！我们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这位李主任，而且还有被告、法院、镇政府等一大帮人。可是，不去，一直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去还是要去！但我留下，我要看着这位李主任，给他们继续造成正在等我们武进法院调派警力来的假象，这样他们就不敢胡来。
六、正面交锋
周忠由这位书记在让行的通道上带着走出了信用社。我拿着他刚给我的卷宗材料目送他向前面的法庭走去。我的心也被他带走了，一种担忧真是无法言表。原本这法庭是我们法官自己的家，到自己的家里去该是件很高兴的事。可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特别凝重。
周忠此去，法官同行们会怎样呢？会无动于衷吗？镇长大人每天与他们相守相望，是他们的半个衣食父母啊！
接下来又是难熬的等待。一上午已听习惯了的骂声一下子没有了，反倒显得太安静了，人也走掉了许多，剩下的人有的靠在门框上，有的坐在门槛上，有的干脆坐在地上。他们也够辛苦的，骂了一上午也该休息休息了。
我留下，是因为主任是女的，我不能让她有半点思想松懈的空间。而且自始至终给她造成武进法院即将来人对她采取措施的心理压力。
时间在静静地流淌着，午饭时间到了。我担心着周法官的安危，心在不由自主地“砰、砰”直跳。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的眼睛不知多少次在看着对面几十米处的法庭。周法官本来就内向，让他孤军奋战，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势会不会真有事？我不敢想下去，也不愿想下去，我真有点后悔让他独自去面对这种无法预料的场面。
在我万分焦急之际，看见周法官一个人慢慢地朝这边走来。
呵！总算松了口气，只要他安然无恙便好。
他一进来，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样了？他们怎么说？我问得越急，他越是回答不上来。
能不急吗？出来六天了，被告从未露过面，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原本还想与被告进行调解，没想到被告让老人往这里一堵，把我原先的计划与想法全给堵了回来，现在被告终于显山露水，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坏事，无非是如何把握而已。
周忠在我的一再追问下，终于逼出了一句话：“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们是冻结不成了。”他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他的精神状态倒与这位女主任差不多了。
回去？我们就这样回去？那不是等于这次又白来了一趟临江？如果现在我们就回去，原告这笔货款还有可能收回吗？
当然，即使我们采用留置送达冻结这些存款，但到真正划款的时候能划得走吗？被告厂是小镇有名的大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排除仰仗地方政府的势力和法律行家的指点，让我们能轻松冻结无疑是我天真的想法。
可是，我们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也不是我的个性，即使走，起码得给自己一个交代。
去！我去见他们，成败在此一举，即便不成起码我努力了。实在不行，我再回到这里留置冻结，虽不是什么好办法，但起码今后还有论理的依据。
我把卷宗材料往周忠手里一放，容不得他的阻拦也根本听不进他的劝阻，我便整了一整自己的制服，逼着一股势不可当的气势，挺胸抬头、雄赳赳地快步朝法庭走去。
我一跨进法庭大门，他们马上有人急匆匆地跑进去通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已经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们惊讶的目光一下子全部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顿时屋里静了下来。
果然如周忠所说，镇政府、厂长、公安、法庭的人都在，足有二十多人。公安、法院的几个人不用介绍，他们的制服便告诉了我。原本没有这么多人，是我的到来让旁边的几个人也跟着围拢过来。他们正在商量着对策。怪不得周忠不让我来，一个人要面对这么多人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威严地拿出了执行公务证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其实他们这些人也许早就认识我了。但这是程序，我毫不客气地大声问道：“请问，哪位是黄庭长？”我这一问，他们的目光一下子全部集中到一位年近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身上。他也身穿制服，我们穿的是同样的灰色短袖制服，同样肩扛着天平，不管怎么说，我们肩负的是同样的使命，我既然到了自己的家不先找这位同行还找谁呢？
也许是我的一股气势，也许是我响亮的声音，这屋里一下子静的听得见呼气的声音。我径直走到了他的跟前伸出了我的右手，他在伸出手的同时起身对我说：“我就是。”
“久闻黄庭长的大名，本该早过来拜访你，又怕给你添麻烦，这不，今天想不给你添麻烦，还不行！”我的眼睛与他对视数秒后他把目光移开了。
大家都看着我，仿佛在看着明星大腕似的目不转睛。我从容不迫地对黄庭长说：“既然无法不给你添麻烦，那你也就别推辞了，解决问题不在于人多，而在于有几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很快，屋里的大部分人被赶了出去，剩下五六个人，黄庭长一一向我介绍。这时，我才看清了合山总厂这位赫赫有名的沈厂长。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与照片上的模样相差无几，五十岁左右，弯曲的两条短眉粗而浓密，额头较窄，颧骨微微突起，两腮向里有点瘪，他的嘴巴向前突起，显得很饱满。给人的印象是精明、强悍、老练。
大家坐定后，我直言不讳地说明了为什么要追加合山机械总厂做共同被告，为何要冻结他们账户的原因。这个问题是刚才黄庭长对周忠提出的，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必须在此重申且解释清楚。
在同行面前，我不得不介绍案情，否则不能让其信服。汽车改装厂是合山总厂与灵通总公司两家法人型联营企业，注册资金是1？000万元，其中流动资金是510万元，可目前灵通总公司只投入20万元。就凭流动资金只投入20万元这一点就应该追加合山机械总厂与灵通总公司作为共同被告。
我说到这里，沈厂长马上反驳：“我们厂是提供厂房、土地、设备，已经全部投入了，是灵通总公司资金没到位。”
“不错，你说的大部分是事实，当初你们合山总厂确实投入了土地、厂房、机器等，但这些折价后不满490万元，所以合山总厂还有部分流动资金没有投入，不仅如此，现在你们合山机械总厂又将投入到汽车改装厂的土地、厂房等全部资产整体出租给了‘鑫鑫公司’，这属于典型的注册资金不到位又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就该追加为被告。两家联营企业在法律上对外是承担连带责任的，之后两厂内部具体该怎么结算是另一法律关系。不管是注册资金未到位也好，还是抽逃也罢，结果均是一样，两家投资企业对外都应该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我一口气讲到这里，他们惊讶的神情似乎没有想到我对投资情况会如此了如指掌。我继续解释说：“从情理上讲，更应该去冻结灵通总公司的账户，是灵通总公司几百万元资金的不到位，造成了灵通汽车改装厂的现状，才导致原告该案的发生。原告厂长也多次讲到，每次来临江，都是你们合山总厂接待了他，他也理解你们厂的难处。但原告也是刚成立的小厂，由于这笔货款，原告厂也快停产了。”
“那你为何不去冻结灵通总公司的账户呢？却一定要冻结我们厂的钱？”沈厂长一针见血地亮出了真实的想法。
这是意料之事，我不卑不亢地告诉他：“一是因为冻结你们厂的账户不错；二是灵通总公司的账户上我们也已经去查了，一个账号已被高淳法院冻结，而另一个账户上只有25元钱，我们也冻结了。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从内心也想去冻结灵通总公司的账户，要是当初灵通的注册资金全部到位了，也许就没有今天的矛盾。”我坦然自若。
“这案件你们没有管辖权！”黄庭长冷不丁地冒出了这句话。
“没有管辖权？黄庭长，这难道影响诉讼保全吗？如果我们武进法院真没有管辖权，被告完全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十五天答辩期内提出来，如果异议成立，武进法院真没有管辖权，该移送到临江就移送到临江，而且是连同保全的财产一并移送。”稍停，我又继续说：“我们是同行，这点起码的常识你不会不懂，更何况，这是加工承揽合同，被告虽然在临江，安装也在临江，可是加工地在武进，加工地是法律规定的特别管辖权所在地，这怎能说我们武进法院没有管辖权呢？不过，有没有管辖权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更不是现在能立刻解决的问题，按法律程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毫不示弱，理直气壮，法官是讲法律的。
“那你就非要冻结我们厂的20万元钱吗？”沈厂长首先跳了起来，咄咄逼人，不依不饶。
“不错！是这样的。”我显得很坦然，也很坚决。
“那你休想！”他把手往台子上一拍并用手指着我的鼻子提高了嗓门。
这时，我也加重了语气、加快了语速，提高了嗓门板着脸告诉他：“我们也绝不会放弃冻结这笔钱，也许我们一时无法解决，也许要把事情闹大，但这事情一定要处理。常州到临江不就四个多小时吗？我们法院已经决定再派人来，而且是准备分头行动，我们会通过江苏省高院与安徽省高院来协调解决此事，全国法院是一家，相信黄庭长也会支持我们这么做的。”我心想，事情真要闹大了，对这些人没什么好处，毕竟真理在我这一边。
顿时，他们开始交头接耳地低声议论。此时我也口气缓和地对他们说：“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于无奈，希望你们能谅解。”
“吴法官，你刚才说你们没有冻结到灵通总公司的钱，所以才冻结我们厂的，对吗？”沈厂长两条短眉下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态度明显友善了许多。
“是的，他们账上只有25元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着。
“要是我们提供账号，你能再去冻结吗？”他急切地看着我。
再去冻结？按理说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合山总厂账户上已查到了20万元钱，放着不冻结再去冻结灵通总公司的账户，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但我清楚，硬要冻结这里的20万元钱，也确实很难，已经第六天了。我不仅要考虑冻结，更要考虑今后的划款，昨天院长还一再吩咐我们不要硬来，注意安全、讲究方法。
以退为进也许不失为目前较为妥当的方式方法。
我想了一想也认真地对他说：“你们得先给我作些保证，我们才能去查。”
“你说来听听，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到，决不食言。”沈厂长语气坚定。
一下子，全部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的身上，在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看了一下沈厂长，不！是镇长大人，然后一字一句地对他说：“第一，如果你们提供灵通总公司的账号上没有款，那么，你们要无条件地配合我们把你们合山总厂的20万元存款冻结。当然，如果灵通总公司账户上存款不足，那你们合山总厂只要将不足部分补足，也就是说，如果灵通总公司账上只有10万元，那么还有10多万元我必须再到你们合山机械总厂账上进行冻结；第二，如果我们这样做，让灵通总公司知道了，他们也起哄闹事，那么我们还是要回来冻结你厂账户，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先来后到；第三，汽车改装厂账上已被我们冻结的2.7万元存款，你们应该先予给付原告，原告现在确实很困难。如果以上条件你们同意，那么，我们可以去查，但只能给你们一天时间，也就是到明天中午。同时，我现在打电话回去，叫法院派来的人立刻返回。”
“好！好！其他都好办，就是时间太紧。”沈厂长挥动着激动的手臂。这一仗意味着他能否保住20万人民币的问题。
他微笑着请求我能宽限一点时间，因为灵通总公司会计的家在乡下，住得很远，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
我可管不了这么多，本来这种退让就使我的心在隐隐作痛，我当然不能答应。
这时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他们在交头接耳商量着如何去搞到灵通总公司的账号。该是他们忙碌的时候了，也该是我离开这里的时候，当然也早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周法官一定在为我担心着，杨厂长坐在出租车里半天肯定也急得不行。
我起身告辞。
沈厂长一反常态，笑嘻嘻地紧随其后，“谢谢理解！谢谢理解，我们一起吃饭。”这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我实在无法适应，我直截了当谢绝了他的好意。
他们起身把我送到了法庭大门外，而徐书记一直把我送到了信用社。
一到信用社他就把剩下的几个老人一声令下赶得一个不留，这威严恰到好处。然后就吆喝着对里面的李主任说：“我们商量好了，你陪吴法官他们去吃饭。”
这次是周忠为我担心了，他看上去身心疲惫，皱着眉头重复问我为何这么长时间。他说几次想过来看我，但又怕主任溜了，现在看到我由徐书记陪着回来，他总算舒了一口气。
快一点钟了，大家都饿了。我又一次从李主任手里拿了暂时冻结三天的承诺书。
我们来到了离信用社不远的只有三四张桌子的小饭店。午后的小镇是寂静的，门前石板路上没有人影，我往长条木板凳上一坐，这才觉得浑身酥软无力，一股倦意袭来，恨不得趴在桌上睡一会儿，哪怕几分钟也行。这时，我看到脸色已发白的李主任更是有气无力地靠在桌子上慢吞吞地点着菜。
三菜一汤的便饭很快便解决了吃饭问题，李主任说什么也要帮我们付这几块钱的饭钱。
我淡然一笑，“谢了！”心想，只要你能配合冻结比什么都好！
一场冻结风波总算是暂告一段落。杨厂长见我们这样办案，内疚而又感激地连说了几声“谢谢”，他以前根本没想到，当法官竟也这么辛苦。
司机实在不明白为何我们又改变了计划，让他憋在汽车里半天，想象了许多惊险的场面，现正在为正义之梦被扑灭而感到遗憾。
我们都被他惋惜的神情逗得笑出了声！只有李主任一脸惊诧。
七、月夜情思
8月15的圆月已静静地挂在深灰的天空，月光下的临江市安详、宁静，大街上的行人稀稀疏疏，我站在临江饭店门外的马路上、站在婆娑树荫下的公用电话旁，想给家人问声好，想给领导汇报今天的工作。
看着清澈的明月，一股内在的情感不由自主地往外涌。我突然觉得很孤单，很想家，很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却又怕听到他的哭诉声，昨天我还答应他今天一起赏月、一起吃月饼，可我还是留在了临江。
我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尽情地、漫无目的地凝望着明亮的满月、凝望着深邃的星空，白天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不快心情一下子平静了下来，此情此景，无法不勾起我对亲人的强烈思念……
记得小时候，每到这天，我母亲特别忙，她一吃过午饭便会忙着做月饼，先把糯米煮成饭，然后再把饭做成饼，里面放一些红糖或一些芝麻等馅心，软软的、香香的。妈做的月亮饼，更是薄而香脆可口，饼真有月亮那么大、那么圆，每当这时，我总在旁边急不可耐地等着妈妈的第一块饼出来，待到晚上妈妈吆喝我们边吃月饼边赏月时，我早已撑得吃不下了。现在妈老了，身体又不好，她早已不能再做月饼了，但我知道她想吃这月饼，可我却不能为她做几块。这次出差由于走的急，未来得及告诉父母一声，自然也就没买几块月饼给我的妈妈。我知道，今天妈妈肯定会望眼欲穿，想着中秋节怎会没有音讯？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86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妈妈突然出了车祸，生命垂危。经过抢救，妈妈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腰椎已骨折不能动弹，一切不能自理。
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时，我含着眼泪按照庭长的要求去银行办理了一起案件的续冻手续。到了晚上，我才坐在她老人家的病床边，为她做些我力所能及之事。在以后的几天中，因为庭里案件多，我未能休息一天来服侍我的妈妈。
祸不单行，妈才住院几天，我爸又突然中风倒在了家中的床边。半身不遂，他不能讲话，要不是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爸住在医院的一楼，妈住在二楼，两位老人躺在病床上都不能动弹，连起码的翻身都不会。
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全被打乱了。
而我每天仍然跟着审判员去南京、镇江、丹阳等地。因为庭里就我一个书记员兼内勤，工作是上星期就安排定下的，下乡回到法院时夜幕已降临，我等不及回家换衣服就急急地往医院赶去。从法院到湖塘医院，有二十几里路，公交车在傍晚时分就收班了。我只能骑自行车去医院，足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每当我汗涔涔地走进病房时，临床的病人就会对我妈说：“你女儿来了，你看她穿这制服真神气、真漂亮，你真是好福气，有这样的女儿，看看都开心。”这时我妈的脸上总是露出慈祥、幸福的微笑，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容要持续好久。
可我心里清楚，有我这样的法官女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我爸妈的福气。妈妈伤成这样，我不但不能为她做些什么，相反，还常常让她为我牵肠挂肚。她很担心城郊结合地方夜深人静我一个女孩骑车的安全，我在她床边待不了多久，就催促我去看爸，就催我回家，她担心我晚回去会影响明天的工作。我在她面前，永远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不管她如何心疼地唠叨，白天我上班，晚上还是照常骑车去看我的父母，由于春天昼夜温差较大，骑车湿透的衣服加上连续出差下乡的劳累，几天下来我感冒了，心脏向我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嘴唇发紫，呼吸困难，每分钟心跳一百几十下。
我被迫到医院就诊，医生问我是谁送我到医院的，我说是自己骑自行车来的。医生瞪大了眼睛脱口就说：“你不要命了？家里人呢？”
“我丈夫出差在北京还没回来！”我有气无力地回答着。
“你这是病毒性心肌炎，必须即刻住院。”医生说。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也住进了医院，日常用品一样没带。由于医院的饭是提前一天预定的，到了午饭时分，我躺在病床上饿着肚子看着不紧不慢往下滴的盐水。想到完全不能动弹的父母，眼泪几次浸湿了我的枕巾。而我妈也在病床上流着同样的眼泪，她自己伤成那样，却每天担心着我爸的病情，担心着我的病情。我的同学去看她，不等她站稳脚跟妈就哭着央求她到常州来看我，她说全家人都忙着他们两位老人了，就我一个人孤零零在医院没人陪，她放心不下。
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善良无私的妈妈。
我丈夫从北京出差回来途中刚巧碰上我们法院的院长，得知家中情况，他急得背着行李直接赶到了医院，这才使我妈对我牵挂的心能稍许平静一点。
现在我的父母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该是我们做儿女尽孝的时候了。可是我很惭愧，清楚自己既没有做到像我妈那样对子女的那份无怨无悔的爱，也没有做到像我妈对丈夫的那种默默的无私奉献，更没有做到像妈对我那样来回报我的父母。反而，直到现在，我每次出差妈还在为我担心着。
我仰望着明月，仿佛听到了妈妈柔软亲切的呼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理解“妈妈”这个词的深刻含义。就像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办案中碰到的许多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一样，被告不配合固然可恨，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地方保护、三角债已是全社会的问题。
今天上午的闹剧，虽说理解他们的举动，但心里还是阵阵心痛，尽管答应他们到明天中午，可谁又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能顺利冻结到灵通总公司的存款还好，如果不能呢？合山总厂他们真会同意协助我们冻结这20万元存款吗？
下午，我和周法官马不停蹄又去市工商局查询了灵通总公司的档案资料。查询结果使我愕然，灵通总公司这个1亿元注册资金的临江知名大企业，居然也是一个空壳公司。
一个亿啊！这是什么概念？
这时我才真正搞明白，该公司是去年元月才成立的，是三家大型企业合资成立的独立法人型联营企业，这三家大企业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即各出资3？333.33万元。
三家大企业均用现有的固定资产入股，最高的一家企业固定资产是1？382.1万元，而另一家企业是912.61万元，还有一家企业只有40万元，三家企业所有资产共计2？334.71万元，况且这2？3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还是他们三家企业自己出具的证明。问题还不在此，最难以置信的是还有7？700万元的流动资金，三家企业居然运用的是同一个文字游戏——“不足部分由我厂通过贷款和融资渠道在1993年内补齐”。可是，“营业执照”在1993年元月16日就颁发了，但还有7？700万元的流动资金居然要在一年内才能到位，这岂不是一个极大的玩笑？由于全国经济宏观调控，这笔巨额贷款当然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注册资金一亿元的“大企业”，登记成立后刚好两个月，即3月16日，便以联营一方的投资者身份对外投资510万元与合山机械总厂成立了现在的被告灵通汽车改装厂，可以想见，一个亿的灵通总公司都是虚有其名，那么随之产生的被告汽车改装厂当然只有自尽毁灭的后果。
不能理解的是，明知巨额注册资金没到位，还让这些企业合法的出现，带来这么多麻烦，这种拔苗助长的改革方式不得不令人深思。
下午在查这些资料的时候，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见我们要复印这市里特批的“大企业”的资料，坚决不让，没好气地对我们说：“你们要材料，只能手抄。”跟他们解释，不予理睬。没办法，我和周法官只能看着静静的复印机老老实实地手抄。
直到夕阳西下，他们下班，把精疲力竭的我们赶了出来。上午冻结的被迫退让，下午的无奈手抄，违心地留在临江，这种内心的憋屈、痛苦无法发泄，明知有些人无理取闹，但我们别无选择。
种种无奈，实在遇到的太多。上次去山东诉讼保全，我们查到银行账上只有几十元钱，而我们要求冻结几十万元。银行的负责人非常强势地告诉我们：“要冻结就只能冻这几十元钱，不服你们去告好了，你们的规定与我无关，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规定的。”他那不屑一顾与傲慢的样子，要不是我们法官也有两只鼻孔，否则真要被他们气晕不可。
我懒散地靠在树干上想着、想着，透过树荫看着明月，看着闪烁的星星，我觉得身子软软的，心里酸酸的。冻结、闹事、儿子、母亲、丈夫……漫无目的地放飞着杂乱的思绪。
“哎？是吴法官，你站在这里干吗？”突然一个老头站在我面前朝着我说。
冷不丁的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合山机械总厂的徐书记，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中年人。他急匆匆又略带兴奋的样子，估计账号搞到了。
果然不出所料，徐书记小心地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条交给我，上面写着灵通总公司的开户行和账号。他神秘地告诉我，这是灵通总公司的基本账户，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他们才拿到手的，一分钟都未敢耽搁。
已是九点多了，他们连晚饭还未吃就这样急着送来，不能不说他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为了企业也算是尽心尽责。可是，这张纸条上记载的一长串数字里会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呢？前几天就在这同一家银行，这家公司的一个账户早在半年前已被高淳法院冻结，另一账户只有25元钱又被我们法院冻结了，现在还是这个银行，还会有存款吗？我有点担心。
夜已经深了，他们走了，带着焦急的、期盼的、满意的神情回家去了。我看着他们月光下的背影，顿时，一种怜悯的情感油然而生。
周忠又在默默地准备着明天查询、冻结的一整套材料。
明天会怎样呢？一种本能的愿望驱使着我祈祷着明天有一个好的结果！
八、再接再厉
银行的门开了，我们轻车熟路直接到了后面大楼的二楼，四十多岁的年轻分管行长，在核对了我们的身份及材料后，很快地在我们的查询单上签字并盖了章。
我们又来到了前面马路边的营业部。
营业部丰满白胖的女主任，一见到我们，脱口就说：“怎么又来了呢？你们不是查过了吗？”一双疑惑的大眼睛看着我们。
她接过查询单一看，自言自语地说着：“你们怎会知道这个账户的？”
这本应该是我们问她的，上次我们问她灵通总公司在这里还有其他账户吗？她不耐烦地说：“不知道！提供账号才知道。”她说得不无道理。现在法院到银行查询不但要行长或主任签字，而且还必须提供户名、账号、开户行，错一个字都不行。往往明知被告在同一银行开有几个账户，可我们提供不出准确的账号，也只能“望行兴叹”！当今的企业，哪一个不开几个甚至十几个账户呢？我真怀念前几年，每到一家银行，只要把企业的名称给任何一个银行工作人员，他们便会把开户单位的账号、余额等等情况全部给你查个一清二楚。如果没有在该银行开户，那么，他们也会在查询回单上写上：“该单位在本行没有账户”等字样并加盖公章。
记得几年前去上海，到傍晚时分我们还没有查到被告单位的账号，眼看银行就要关门了，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又走进了一家已停止营业的银行。我们没有账号，仅提供了被告单位的名称，一位年过半百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很快就查到账上有60多万元存款。他不是主任，更不是行长，他电话向行长请示后很自然地为我们办理了冻结手续。
我不能理解，既然整顿经济秩序，为何还允许企业多头开户？要是把这些基本的东西规范起来，使企业能很好地进入良性循环，不知要省多少财力物力。
就在这个营业部，就我们知道的灵通总公司就在此开了三个账户，还有第四、第五个吗？
这营业部地处临江繁华地段，全部用上了先进武器——电脑。宽敞明亮的大厅西侧是主任室，女主任熟练地在她的办公桌台上按着键盘，没多久，电脑的显示屏上余额出来了。
哇！有48.6万元！这太多了，我们只要25万元。我和周忠高兴的不约而同地相视笑了一下。
只是一瞬间的情感流露，我们马上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恢复了表面的平静，等待着主任将回单填好，但内心激动的听得见“砰砰”的心跳。
拿到查询回单，我们转身一路小跑向后面的楼上冲去。我们要冻结，要冻结当然要行长签字，而且要抓紧时间，否则这将难免又是一场空欢喜。
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二楼，一看不好，分管行长的门关了。敲门——没人！问隔壁的人，回答：出去了！何时回？不知道！烦躁、懊恼、焦急一下子直往上涌。我们没耽搁半分钟啊！不行！找行长。门又是关的，敲门——还是没有人！问其他人，回答还是出去了。我们可做的，只能是等，等行长来签字，别无他法，这真是我们法官办案的无奈之处，有气不能出，有苦不能诉，只能忍，只能耐心地等，等，等！
接下来，我们往返于大楼与营业大厅之间，怕账上的钱让被告提走了，怕行长回来我们不知道。就这样整整一上午，我们不知前后跑了多少趟，还是毫无结果。后来，我们分头行动，周法官在行长门口等，我在营业部主任那里等，我们担心查到的钱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又飞了。
已到午饭时分，行政人员陆续下班了，还未见行长人影，真急人。我们又不能轻易地离开这里。还是老一套，我要这位女主任给我们一个保证，承诺下午行长来之前这48万元其中的25万元不准动用。
她当然不同意！那好，直接冻结就行，行长不在，主任签字，她完全可以这么做。她还是拒绝签字，我还是紧跟在她身边一步不离，非让她签字不可。没办法，她被我盯得太紧了，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她权衡再三，很不情愿地给我们写了一份保证书，承诺下午行长来之前这25万元不会动用。
接下来我们得考虑如果行长下午还不来怎么办？那不是又回到了前几天的困境中去了吗？我们已顾不上吃饭，赶忙叫原告杨厂长想办法在临江借一台相机、一只录音机。
杨厂长听说账上有款，早兴奋了几个小时，但也担心了几个小时，现在他比我们还要急。我们随便在小吃店扒拉几口也算是打发了午饭，随即叫他快去快回，不要耽搁时间，务必赶在银行下午上班之前。
录音机没借到，但照相机借来了，胶卷电池也买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又向银行出发了。在路上，杨厂长不解地问我，为何在盘龙岗镇上不用这些？
其实他不明白，盘龙岗镇地处较为偏僻，地方保护势力较强，行政长官意识浓厚、法制意识相对淡薄，如果也这么做，那么，那些老人们绝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冻结后还要划款呢？而这里的银行不同，临江市毕竟是一个地级市，这银行又坐落在繁华地带，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求助公安或法院，为了一个企业的存款，行长和主任一般不会硬顶着不协助法院的工作，因为他们都知道不协助的后果是什么，他们犯不着个人去冒风险。
中午的太阳还是那么火辣辣的，而我们的心也是火烧火燎的。下午上班了，可行长办公室的门依然紧闭。等！再等半个小时，不行就采取行动！
这半个小时啊！仿佛有半年，我们的衣服湿了，口干了，心急了。领导如果要迟到，半小时可以了吧！可是，他还是没来，他的那扇门还是那么稳稳地紧闭着，似乎在嘲笑着我们的自作多情。
不行！不能再等，叫这位营业部主任签字。我们转身朝营业部赶去。
白胖的女主任还是拒绝签字。我严厉地告诉她：“我们将留置这套冻结材料，你不协助的行为我将向院长汇报，有什么样的后果，你很清楚，不仅对你个人要拘留，还要对你们银行进行罚款。”
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理不睬！
我不再犹豫，把一套冻结的材料往主任桌上一放，叫周忠赶快照相，把这留置的材料与这位女主任一起拍进去，以便下次来不会搞错人，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留置送达的合法性。
周忠拿出照相机拨弄了好一会儿还是不开始工作。我急了，催他抓紧时间。这时他才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不会拍照。因为，他从未拥有过相机。原来是这样！
我拿过相机不由分说，朝着这位主任和她桌子上的冻结材料嚓嚓嚓地连拍了几张，然后将办公室中其他两位工作人员也一起照了两张。紧接着，我又小跑着到营业大厅里连拍了几张，大厅里一阵骚动，营业员与顾客的十几双眼睛一下子被我的闪光灯吸引了过来。我又到营业厅大门外把银行的名称拍了下来。正当我的相机闪光灯刷刷亮个不停的时候，主任追了出来，口口声声说我们用不着这样，还东躲西藏避着相机的镜头。我心想：你叫我不拍就不拍了？没门！除非你签字！当我正在对着大门起劲儿地拍着银行的名称时，她拦住了我，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不要拍了！不要拍了！我签，我签就是了！”她那急切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我真怕自己的耳朵是否有问题，我赶忙问：“你签吗？”“对！对对！我签、我签！”她显得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这时我环顾四周，才知道，路边过往的行人也驻足好奇地看着我。
我随这位女主任来到了她的办公桌前，她乖乖地在冻结回单上填写着冻结的金额——25万元，又显得被迫无奈地在这上面盖上了营业部的公章。
我拿过回单，大声地对她说了声“谢谢”，胜利的喜悦荡漾在心中，流露在我的脸上。
九、柳暗花明
我和周忠走到营业大厅门外的一刹那，哇！我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然后就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们都笑了，而杨厂长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我们在大街上笑着走着，真是太高兴了，这次临江之行总算没有白来，想不笑都不行。还没走多远，杨厂长突然给了我们一人一支豆沙棒冰，以示犒劳我们连日来的辛苦。我们还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去买的，不过这凉凉的冰水下肚，别提有多解渴、多舒心了，我们顶着火辣的太阳，边吃边笑，这种胜利的幸福感实在难以言表。
吃完棒冰，这才想起把照相机的胶卷取出，以便抓紧时间还给人家。可是，当我拿出相机后，愣住了，再仔细一看，忍不住“咯咯咯”地大笑了起来，笑的我气都有点回不过来。
我突如其来的大笑，把他们搞懵了，围上来也傻笑着看着我。
看到他们这样，我更是“哈……哈……”地弯腰笑得眼睛都湿了，我一手举着相机，一手捧着肚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胶卷……胶卷……”
原来我这么起劲儿地拍了这么多张照片，谁想到胶卷未装好，一张也没有拍到，胶卷还在S处。
他们听后，拿过相机一看，顿时前仰后合，杨厂长更是笑得蹲在了地上，直笑得大家泪眼闪烁。笑着笑着，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是高兴？还是悲凉？未浪费一分钱，效果这么好，要不是连续不断的闪光灯，主任不会这么痛快就签字吧！
过后，我取笑杨厂长是不是故意这样装胶卷的？我们本来就高兴，只要一想起这小插曲，都会情不自禁地笑，而且每次都笑的很久。
晚上，合山机械总厂的徐书记来了，兴高采烈，他爽快地在应诉材料的送达回证上签了字。对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调查，他没有一点不满之意，配合态度之好让人感到有点意外。最后他乐呵呵地在调查笔录上签了字，并保证，明天上午汽车改装厂账户上的2.7万元存款一定先给付原告。
晚上九点多钟，他走了，满意的神情难以控制。
十点多钟，灵通总公司及汽车改装厂的这位双重身份的法定代表人何敏深夜来访。他身材高大，四方的脸很饱满，额头开阔、浓眉大眼，大经理的气质咄咄逼人，浅色的T恤，深灰的长裤，黑色皮凉鞋，一切显得挺括整洁。
这位大老总，这几天来在改装厂的材料里，我不知对着他的照片看了多少次，今天他终于来了。他与合山机械总厂的徐书记一样，对欠原告的货款没有异议。他也是心疼那25万元钱，他认为汽车改装厂的资产足可以偿还原告这笔欠款，法院完全用不着冻结他们总公司的存款。之所以汽车改装厂未能给付原告货款，完全是因为合山总厂的沈厂长未经他这个法定代表人同意，就擅自把原告生产的机器拆除，并把被告灵通汽车改装厂的全部资产租赁给了他人。
无非是相互推诿而已，又是两个多小时的调查。已是午夜时分，我们已支撑不住，可他却毫无睡意，还在叹着他的苦衷。企业不景气，资金紧张这我清楚，但这不是我们法官所能解决的问题。作为法官，只忠于法律，按照法律办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到他离开我们住的饭店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
早晨起来，我们赶往盘龙岗镇解冻了第一被告灵通汽车改装厂的账户，徐书记叫会计为原告办着账户上的2.7万元汇票。这里是小镇，办汇票还必须去市里，一时半会办不好。
为了等汇票，我们在徐书记的带领下，终于踏进了合山机械总厂的大门，而且似有贵宾视察的派头，与前几天被谩骂的情景有着天壤之别。
已是午饭时分，工人们都开始吃饭了，而会计还没有回来。我和周法官要到厂外吃点东西。徐书记说什么也不同意，否则就是看不起他，真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就在厂里的食堂吃饭，期间，徐书记始终是热情的、豪爽的、滔滔不绝，他为没来得及为我们准备饭菜而感到遗憾，也为让我们等这么久汇票还没有办好而表示歉意。
我没有胃口，不是因为饭菜的好坏，而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感觉实在无法提起我的食欲，更无法提起我的兴致。当会计拿着汇票小跑着送到食堂时，我片刻也不想停留，想赶紧回家，离开这本不该我逗留这么久的小镇，离开这给我心灵深处留下难以忘怀记忆的小镇……
在离开临江时，紧靠着临江市的滚滚长江又一次映入眼帘，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这弯弯曲曲的长江之水，虽然在此是由南向北流逝，可它总不能抗拒自然的规律，最后还是向东缓缓流入了大海。
国庆节过后，通知开庭的那天早晨，我还未起床，突然接到了周忠的电话，合山机械总厂的徐书记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特地提前来到了常州，从临江带来了一条香烟，以登门表示谢意。
我顿觉睡意全无，一股莫名的郁火直往上涌。我不怀疑这一条香烟是被告出于自愿，更不怀疑他们内心的那份感激，否则他们也用不着半夜不睡提前赶来，毕竟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20多万元人民币，对于年产值只有五百多万元的厂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如果当时被我们法院冻结，最后划给原告，就是损失了净利润20万元。可是我不能忘记在冻结时的场面，也不敢设想如果一定要冻结他们厂的银行存款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叫来的那帮手持木棍、锄头、铁铲的老人们，凶巴巴地把我们法官的祖宗八代骂个痛快的情景，我想忘也忘不掉。原本只需七八分钟就能完成的工作，硬是把我们活生生地困在了临江七八天。
有些人啊！有时把简单的事情搞得是多么的复杂，可有时又把复杂的问题想得是那么的简单。高兴了就笑，不高兴了就哭，一切都是那么朴实、自然，全然不用理性的思维去考虑问题，更谈不上用法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他们以为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只要用金钱或物质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别说我不会抽烟，就算我会抽烟，即使收下这一条香烟，它只能了却被告合山机械总厂对我们法官的歉意，当然也炫耀了他们奋斗七八天的威力与成果，可它却永远抹不去我们法官心中的一丝悲哀、一丝无奈，不能挽回一位普通女法官的自尊，更不能换回盘龙岗镇个别人在我心中应有的尊重。
1994年11月9日，除去被告已付原告的设备款外，判决三被告灵通汽车改装厂、灵通总公司、合山机械总厂共同归还原告设备款、违约金计226？852.1元，承担诉讼费6？325元。
判决生效后，武进法院派执行员去临江顺利执行，原告终于满意地拿回了他早应该得到的设备款。
